第三章艰难的变法
第三章艰难的变法
范仲淹胸怀大志，长期在各地为官，且数次进入朝廷，再加上统领大军的成功经验，对宋朝当时的社会问题了解深刻。因此，在他的为官经历中，几乎每到一地，都会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大举改革，同时也都收到了可观的成效。这一点，不仅坚定了他变法的信心，同时也得到了很多有识之士的认可。成功促成宋夏议和之后，范仲淹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京城为官，他也由此掀起一场巨大的改革风潮，并且在我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知政事
前面已经说过，宋朝最高行政机构的标准人员配置，是两名宰相和两名副宰相，分别再以左右相区分。但宋朝人并不是以宰相进行称呼，而是将正宰相称为中书令，将副宰相称为参知政事。范仲淹回到京城后，因功受封枢密副使，同时获封这一官位的还有韩琦。虽然枢密院和中书省同属一级，而且都是宋朝最高级别的政府机构，但是枢密院毕竟只能掌管军事，这与范仲淹的宰相梦多少存在一些出入。即便如此，范仲淹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异议，很快就投入到了紧张忙碌的公务中。
身在地方，范仲淹只能将自己辖区内的事务进行改革，如今既然升为枢密副使，参与全国军务，他便开始考虑对全军进行改革。当时，宋朝军队实行的是募兵制，即每招募一个士兵，就要按期支付饷钱。而朝廷为其支付的饷钱，不仅要养活士兵，同时还要养活他们的家人。换句话说，宋朝之养兵，连他们的家属也要一起奉养。而且士兵一旦进入军队，就要奉养终生，哪怕失去了战斗能力甚至生活能力，都不例外。因此，宋朝的军队数量虽然庞大，其作战能力却极为有限。有的时候，一些将领为了吃空饷，连士兵的随军家属一并上报，宋朝的军费之高也就可想而知了。
需要提出注意的是，这种情况自赵匡胤当政时就已经开始，一路沿袭到赵祯一朝。应该说，赵匡胤一朝，不仅要抵御强大的外敌入侵，而且还要避免将领做大，因而大量蓄养弱兵是有道理的。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大宋江山已经日趋稳定，宋朝正统更是已经深入人心，大量蓄养弱兵的策略早就应该淘汰掉。可惜，任何一次“伤筋动骨”的改革，都会牵扯到诸多方面的利益，因而范仲淹的上书又被无限期搁置了下来。
眼看自己的改革建议接连石沉大海，范仲淹只能避重就轻，将自己在西北主持军务时的见闻写成报告，希望能够从边军开始改革。当时，朝廷为了抵御西夏大军，只能让一些精锐部队长期镇守边塞。这些部队恃功自傲，目无朝廷的“易兵法”，每次驻守一地的时限到期后，总是寻找各种理由迟迟不肯换防。出于战事需要，北宋朝廷也只能听之任之，久而久之便养出了一些封疆大吏。他们除了大肆开荒，霸占屯田，还强占百姓的耕地。更加严重的问题是，他们把国家土地当成了自己的私财，又把士兵当成自己的工具，每天不事操练，只知派遣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
应该说，北宋军之所以在西夏军面前不堪一击，并不是因为西夏军队的强大，而是因为北宋军的腐化。而范仲淹和韩琦之所以能够战胜李元昊，也不是他们的“以攻为守”和“以守为攻”政策有多么高明，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清除了腐败势力而已。也就是说，如果朝廷能够肃清全国军队中的腐败现象，那么无论是面对内忧还是面对外患，北宋官名能够起到的作用都将大幅提升。然而，即便是这些建议，同样没有得到赵祯的批复，范仲淹一时间只觉得自己被“挂”了起来。
恰逢这个时候，参知政事王举正因过罢免，范仲淹的好友欧阳修、余靖和蔡襄等人便联名上书，希望可以平调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事实上，范仲淹的所有改革建议赵祯都已经看过，而且看得很仔细。他虽然没有采用这些建议，但是对范仲淹的一颗为国为民之心，还是非常肯定的。因而在接到欧阳修等人的联名上书后，赵祯很快就作出批复，同意了他们的建议。这个时候，范仲淹生性倔强的一面表现出来，他眼见参知政事一职是被挚友推荐所得，为了避免朋党嫌疑，向赵祯上书拒绝履职，并且希望自己能被派往西北前线。
赵祯权衡再三，最终同意了范仲淹的请求，任命他为陕西宣抚使，相当于把整个西北地区的军政大权都交到了他手上。当然，作为牵制和监督，赵祯也派出了自己的亲信作为范仲淹的副手。然而，新的任命下发后，正式的履职文件却一直被赵祯压在手里，范仲淹一时只能留在开封挂职。结果，让范仲淹担任陕西宣抚使的命令最终还是没有下达，赵祯再次推翻了此前的任命，仍然要让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范仲淹心中清楚，赵祯虽然性格犹疑，但是这一次必定经过深思熟虑，因而没有再推脱。与此同时，韩琦接替了范仲淹的陕西宣抚使一职，赶往西北前线戍边。
应该说，出任宰相乃是范仲淹的毕生心愿，他之所以会选择推脱，实际上有一层极其微妙的玄机。首先，当时的欧阳修等人不过是一介谏官，赵祯可以因为他的举荐任命自己，同样也会因为其他谏官的上书罢免自己，范仲淹不想空欢喜一场；其次，范仲淹和欧阳修等人是至交，如果因为他们的举荐而出任参知政事，很可能被攻击为“朋党”；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范仲淹上书请求赵祯让自己去西北，乃是一招以退为进之策。道理很简单，当时的西北局势已定，范仲淹又已经50多岁，如果派他去西北，显然有颐养天年的意味。而范仲淹在副枢密使任上的时候，接连上书锐意改革，可见他是想有一番作为的。
在这种情况，范仲淹的以退为进就给了赵祯两个抉择。要么让范仲淹去西北，任用其他人做参知政事，改革大计从此付诸流水。要么留下范仲淹，给他坚定的支持，让他主持全面改革。在赵祯看来，改革自然是有利于国家的，同时也是有利于巩固皇权的。可自古以来，但凡改革无不伴随着阵痛，稍有不慎还会出现各种问题，甚至导致局面失控。因此，赵祯心中犹豫着要不要改革，实际上也就表现在了范仲淹的去留问题上，而他最终留下了范仲淹，说明他已经下定了改革的决心，至少在他的内心当中是倾向于改革的。
大改革
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时，中书省内除了有一名中书令章得象，还有另外一名参知政事晏殊。章得象此人才德平庸，他能够成为国之宰相，主要是因为资历够老。晏殊作为范仲淹进入朝廷的领路人，虽然文才出众，却因为已经久居官场，失去了锐意进取之心。因此，当范仲淹在赵祯的支持下发起改革运动后，真正担起重任的只有他自己。而这个时候的范仲淹，已经到了55岁，身体状态每况愈下。应该说，虽然范仲淹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对于推行难度巨大的改革事宜，也是颇感吃力的。
按照范仲淹的构想，改革事宜必须稳步推进，从而一步一步地把国家扶正，因为当时的北宋朝廷已经积弊很深。这就像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如果让他服下一剂猛药，不但无法治愈他的病，反而有可能要了他的命。但是赵祯却急于求成，这不仅是因为他非常年轻，也因为范仲淹的身体越来越堪忧。于是，范仲淹为了让赵祯安心，仓促之间写出了一部纲领性文件，即《答手诏条陈十事》，其内容如下：
（1）明赏罚。宋朝的文臣武将升迁，都有严格的期限规定，其中文官以三年为一个任期，武将以五年为一个任期，期满之后就可以得到升迁。如此一来，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问题，即某位官员是否有能力，或者说是否有功于社稷，都会得到升迁。如果在世风清明的时代，官员们还可以自觉做事，但是在世风昏暗的年代，推脱责任的情况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久而久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成了官场的最高行事准则，“居其位，食其禄，渎其职”的现象在宋朝颇为严重。
针对这种情况，范仲淹提出了按照功过进行赏罚的升迁办法，并且由中央派出官员定期进行考核。作为补充，对于那些有特殊才能和特殊功勋的文武大臣，可以由其他官员举荐，但必须由皇帝亲自批复和任命。不过，事情至此还没有结束，或者说刚刚开始。因为如果被举荐的官员政绩卓著，那么举荐他的官员也可以得到封赏；如果被举荐的官员无才无德，举荐他的官员就要受罚，如果被举荐的官员犯错和犯罪，举荐他的官员还要同罚。
（2）除侥幸。皇帝为了笼络大臣，通常会进行封赏，这些封赏当中不仅包括钱财器物，还包括官位。如果是在国家的多事之秋，对于一些有功于社稷的文武大臣进行特殊封赏，以鼓励他们出更多的力，乃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太平盛世中，也有一些善于逢迎谄媚的小人，每天围在皇帝身边讨他们的欢心。于是，只要皇帝龙颜大悦，这些小人也会得到封赏，有时候甚至超过那些建立巨大功勋的文臣武将。与此同时，还有更严重的情况，就是皇帝为了让一些无权无势的人帮自己做事，通常也会许以高官厚禄，结果往往造成办一件事就要赏赐一个官爵的现象出现，造成国家的负担越来越重。而在皇帝依靠的诸多势力中，这种情况最严重的莫过于宦官集团，这也是自古以来明主多远离宦官的原因所在。
针对这种情况，范仲淹制定了严格的封赏制度，对于那些未达标准的官员，坚决不能予以封赏。就算非要封赏不可，也要尽量封赏一些钱物，而不是动不动就加官晋爵，因为最终的负担，都要落在老百姓肩上。除此之外，对于一些期限过长的封赏（主要指官爵），也要及时收回，不能因为某人的功劳过大，国家就永远养着他的子孙后代。当然，对于这些被祖先福泽的人，也不能一概否定，可以允许他们进入被考核的行列，如果考核的结果合格，同样可以加官晋爵。
（3）善贡举。宋朝继承了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取士制度，但是这种制度过于注重吟诗作对和书面解释，对于实际的治国能力作用有限。尤其是一些心术不正的学子，甚至采用一些旁门左道来蒙混过关，到头来也有堂而皇之进入官场者。更严重的是一些渎职官员，他们利用职务之便监守自盗，或者收受贿赂，或者为自己网罗和培植势力，从而变国家的公事为谋私的途径。对此，范仲淹一面加强对贡生的道德培养，一面严明考官的职责和权力，从而避免不法官员徇私舞弊。
（4）取廉吏。这是范仲淹改革内容中最为核心的一条，即朝廷对地方长官的选择和任用。通常情况下，只要某位官员的资历足够，就会按照顺序被派往出缺的地方任命，至于这位官员有没有能力胜任，则完全不在朝廷的考虑范畴之内。对此，范仲淹从两方面规定了地方官员的任用条件，一方面是培养他们的能力；另一方面是根据他们的具体才能，有针对性地予以任用。当然，任用之后决不能置之不理，还要派出朝廷官员对他们的政绩进行考核，达到或者超过国家规定，才能予以升迁。如果没有达到标准，甚至不同程度出现过错，则必须坚决予以惩处。
（5）均俸禄。宋朝的考生，只要通过考试，就可以入仕为官。但是由于考生数量越来越多，政府职位开始求小于供，因而大批考生通过考试后只能闲居候职。而在这段候职的时间里，他们是没有俸禄的，因而大多出身贫苦家庭的考生只能举债度日。一些不法商人知道他们日后将会大富大贵，便引诱他们借贷巨款去挥霍，从中牟取暴利。等到这些考生终于为官了，身上已经背上了大量债务，只能通过各种不法手段牟取私利还债，结果导致官场风气大受污染。对此，范仲淹建议朝廷谨慎取士，更要按需取士，同时满足合格考生的基本生活需求，以及教导他们克己复礼，不要被诱惑和陷阱毁掉锦绣前程。
（6）治农桑。我国古代以农业为主，所谓的国家经济基本属于农业经济，因而只要保证了基本的粮食供应，国家的根基就不会被轻易动摇。但是在天灾人祸面前，富者挥霍无度，穷者忍饥挨饿，甚至遍地饿殍的现象屡见不鲜。对此，范仲淹一面建议利用农闲时节大修基本设施建设，一面建议惩治地主恶霸，尤其是利用手中权威大量圈地占地的皇亲国戚，必须制定严格的律法进行限制，同时由皇帝直接下属的纠察部门监督律法实施，从而保证国家的根基不被动摇。同时培养并派遣专职人员教授百姓农事，从而确保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让百姓安居乐业。
（7）修兵事。赵匡胤一朝对于全国兵力的部署，有着严格的规定和限制，基本上制止了兵祸的发生和蔓延。但是经过赵光义和赵恒两朝的发展，精兵强将多被派往边疆驻守，这显然是在步五代十国的后尘，不仅容易让封疆大吏拥兵自重，而且造成了中央政府的守备薄弱，一旦局势有变，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范仲淹不仅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整顿军队，同时建议重新部署全国兵力，并且恢复赵匡胤一朝的军事体制。在此基础上，令全国士兵在战事为军，平时务农，即役兵制，以减轻国家负担。
（8）薄徭役。宋朝全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基本沿承自唐朝。但是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和唐末大乱，尤其是五代十国的大规模乱局，战祸造成人口数量锐减。宋朝建立之后，虽然在民生经济方面有所建树，可此时的人口数量仍然不足唐朝鼎盛时期一半。不过，人口减少的同时，行政划分却并没有减少，而收缴税赋又是按照行政单位。举例来说，某郡在唐朝鼎盛时期有一万户人家，需要缴纳一万石粮食。到了宋朝之后，这个郡只有五千户人家，同样需要缴纳一万石粮食。对此，范仲淹建议，合并一些区域较小的郡县，甚至把一些地方的行政级别降低，以减轻百姓的负担，促进人口增长。
（9）施恩信。朝廷每逢有喜庆事宜，总是会大赦天下，其中恩义最大的莫过于减免赋税和徭役等。可是，在通信条件极为落后的古代社会，由于山水阻隔，大部分地区的官员并不会予以执行。当然，他们并不会因此而拒绝朝廷的大赦，而是欺上瞒下，把个中好处全部归于己有。这样一来，朝廷用来取信于民的方法，就成了一些不法官员牟取私利的手段，以至于百姓对国家的概念非常模糊。对此，范仲淹建议加强朝廷的监督和查处力度，对于那些敢于以公谋私的官员坚决打击，并且是从重打击。同时推行一项新的大赦，即免除百姓在赵恒一朝的欠税，并且派出中央官员到各地监督执行。
（10）严政令。赵祯即位之后，发布的很多政令都有前后不一的情况，有些政令甚至多次收回下发。所谓“君无戏言”，何况是一个国家颁布的正式公文，这不仅让官员感到无所适从，也会让天下百姓对朝廷失去信任。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赵祯本人的犹疑性格固然有责任，更重要的却是中书省和枢密院之间的明争暗斗，以及中央官员的不负责任。对此，范仲淹建议日后公文必须经过中书省和枢密院对议，而后才能颁发，如果有政令不一和反复修改的情况出现，必须严格问责，同时由审刑院和大理寺出面，对之前的法令公文进行系统整理和修改，再由二府（即中书省和枢密院）议定且由皇帝批复后，重新颁布。
范仲淹的改革建议，体现了正直大臣的真实想法和迫切意愿，从理论上来讲是契合当时社会需求的。而且范仲淹在地方和中央为官多年，又曾主持西北军务，他的建议也具有普遍的可行性。如果能够照此实行，整个北宋王朝必将脱胎换骨，继而焕发强大生机。但是，我们从上述内容中不难发现，范仲淹的建议损害了多方政治势力的切身利益，事实上也只有他的好友欧阳修、余靖和蔡襄等人上书表示支持，其他包括一些持肯定态度的正直大臣，也在明哲保身中持观望态度，再加上赵祯的改革决心并不强大，范仲淹推行变法之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
短暂的成功
作为新政的主要支持者，以及当时的主要言官，欧阳修对于变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时的赵祯也有心求治，因而终于开始有所动作，他派出自己的心腹大臣到各地任职，让他们按照范仲淹的建议推行新法，改革事宜就此拉开序幕，史称“庆历新政”。
新政的首要任务，就是罢免那些不称职的官员，同时提拔那些称职的官员，这一项措施也是此次改革的重中之重。对于不称职的官员，范仲淹丝毫不会心慈手软，在他的铁腕之下，大批不合格的官员被撤职，这些官员和他们的家属，对范仲淹自然恨入骨髓。范仲淹也考虑到了这些官员的处境，如果他们愿意继续留任供职，就挂职候缺，如果想要去官为民，朝廷也会适当分给他们一些土地。当然，对于那些拒不执行甚至暴力抗法的官员，范仲淹的打击力度也是非常严厉的。在赵祯的大力支持下，很多有势力、有背景的官员纷纷下马，整个北宋的官场风气为之一清。
与此同时，范仲淹对官员的任免并没有一概而论，而是注重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比如高邮知军晁仲约在任时，曾经遭到当地盗匪威胁，他手中无兵无权，只能让当地富户出资款待盗匪，并且送给他们大量财物，从而避免了盗匪对当地人民的洗劫。消息传到朝廷，舆论为之一片哗然，晁仲约的做法简直就是通匪，按照当时的律法可以判处斩首。但是范仲淹查明整个事件后，不但没有处罚晁仲约，而且加强了他手中的兵权，同时派兵助他剿匪，最终得保一方平安。经过范仲淹的一番整顿，宋朝官员自知不称职者，纷纷上书求退，领取朝廷分予的土地回家养老，一些想要为民办事的官员则奋勇登上政治舞台。
紧随其后，朝廷推行“磨勘法”，进一步落实改革。这一法令对官员的升迁作出明确规定，即不论官职大小，都要以政绩作为升降赏罚的标准。对于那些政绩突出的官员，只要有足够多的人举荐，就可以把升迁的文书上报朝廷，得到批复之后即可走马上任。此外，对于那些德行高远的人，也可以在受到举荐后得到升迁，只是需要给他们安排适当官职，比如监督、纠察和言官等。这里除了关注官员的从政能力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关注官员的各类特长，从而做到人尽其才。
接下来，朝廷禁止官员子弟继承其职务。在朝廷看来，官员让子弟继承自己的职务，一定能够选择适当的人选，从而确保做好工作，再加上人情所在。然而，这种行为非常容易形成官场的不良风气，让一些无才无德的人占据官位，不仅不会对社稷有所贡献，而且还会成为国家的蛀虫，凭空增加百姓的负担。为了进一步优化官员队伍，欧阳修还建议赵祯将举荐权收归国有，并且首先培养并考核那些拥有举荐权的官员，最终得到采纳。
再有就是清查公田，对于那些公田不足的官员，及时给予了补足。由于这一措施是为官僚阶级谋利，因而在诸多改革政令中，这是执行最快、最彻底和最持久的一条，可见宋朝官场的最大问题，还是官员的不作为。当然，补足官员的利益，就会让其他人的利益受到损害，而最容易受损害的自然是最弱势的群体，也就是普通百姓。为此，范仲淹要求各级官府清查公田的同时，决不能侵犯百姓利益，如此才保证了这项措施的依法执行。
还有就是兴办教育，这一事务从范仲淹进入仕途之初就开始关注，并且为官几十年从未改变和懈怠过。如今，范仲淹终于执掌朝政，便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兴教育。新法规定，全国各州府郡县都要兴办学府，并且任用知识渊博的大儒任教。对于科举考试的内容，范仲淹也进行了全面改革，之前的经义被完全去除，诗赋也排在了新设定的策论之后。贡生从此开始注重对知识的理解，并结合实际政治事件提高政见，直到符合国家的任职要求。为了减少朝廷兴办学府的经费负担，范仲淹还批给各学府专用土地，让学生在课余时间自给自足。
其余一些新政内容，基本按照范仲淹的建议贯彻实施，赵祯在这一时期对他的支持作用甚大。从相关史料来看，范仲淹主持的新政改革，前后一共历时八个多月就基本完成，从而使整个宋朝沐浴在不尽的希望之中。应该说，范仲淹之所以如此雷厉风行，是有其深刻用意的，即打顽固势力和相关利益团体一个措手不及，在他们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促成大局。因此，对于范仲淹和赵祯来说，新政的推行才仅仅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必然面临各方势力的强大反扑。而他们究竟能否经受住这场反扑，不仅关系到新政的成败，也将关系到天下万民的福祉。
应该说，范仲淹在新政内外都用尽了心思，基本上没有给任何人留下可钻的空子，如果顽固势力和相关利益团体想要发动反动，他也有信心为新政保驾护航。然而，让范仲淹万万没想到的是，敌对势力的反扑并没有瞄准新政，而是瞄准了他本人。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所谓小人之臣，在治国安邦方面总是表现平庸，但是在蝇营狗苟方面却又无孔不入。这些人很清楚，范仲淹推行新政的后盾是赵祯，因而攻击新政就等于攻击赵祯，如此将无异于自取灭亡。但是，如果避开新政不谈，四处网罗范仲淹的“罪证”，并且从赵祯的利益角度出发，找出范仲淹对他的威胁，从而制造他们之间的矛盾，事情就大有可为了。
很快，朝廷便有人上书，诬告范仲淹结交朋党，并且企图利用变法大权培植亲信势力。这立即引起了赵祯的警觉，众多反对变法的势力敏锐捕捉到了这一微妙信息，上书攻击范仲淹的人随即纷至沓来。这个时候，反对变法的势力又在全国上下暗中抵制变法，范仲淹一时间陷入顾此失彼的危局中，由于失去了赵祯的有力支持，局面很快失去控制。而既然局面都已经失控了，距离失败也就不远了，因而范仲淹也只能在“天下官吏，明贤者绝少，愚暗者至多”的一声哀叹中，结束了此次变法。
今天看来，范仲淹的变法虽然利国利民，但毕竟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而最大和最根本的局限性莫过于人治。所谓人治，就是依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庞大的国家机器，在这种情况，依法办事只能是一个幌子。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范仲淹的变法事宜中处处提到监督权，那么作为监督者，又如何维系自己手中的权力呢？答案还是靠人情。这种人情不光是对上，同时也包括对下，因为权力的体现需要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共同完成，如果被管理者不予配合，管理者的权力也就不是权力了。为了让被管理者服从自己，管理者就要让被管理者体会到人情，法律法规就是收买人心的最佳武器。
也许，范仲淹心中有一本天下为公的账簿，但这本账簿只是他个人勾画的理想图谱，在失去赵祯的支持后，他的所有设想都在顷刻间分崩离析。而赵祯虽然处在权力金字塔的最顶端，也是要靠人情来维系自身权力，因而范仲淹的变法根本不存在客观条件，即便能够持续推行下去，也只能清除遗留弊病，最终还是要沦为人治的工具。因此，范仲淹想要通过变法励精图治，必须改变朝廷上下所有人的法治意识，不要说短短的八个月，就是八年甚至八十年，也是极难完成的。
再赴西北
眼看变法陷入停滞，攻击自己的人越来越多，赵祯又始终无动于衷，范仲淹便意识到大势已去。当时，范仲淹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由于他的罪名是结交朋党，因而与他有联系的人纷纷遭到牵连。为了尽早结束这场政治运动，避免自己的亲朋遭殃，范仲淹主动上书回到西北主持军务。此时的赵祯对新法尚未死心，因而处在犹犹豫豫中不肯给出正面批复，只是让范仲淹再等等看。这个时候，西北边境恰好出现危机，赵祯也就只好让范仲淹回到西北去主持军务了。
当时，西夏和辽国交好，两国经常在与北宋交界的地方大举活动，范仲淹甚至接到消息，辽国在准备攻城器械。虽然北宋和辽国、西夏都有盟约，但是宋朝方面不得不防，因而范仲淹才急忙赶往西北地区。路过郑州（今河南郑州）的时候，范仲淹顺便拜访了闲居在家的吕夷简，他问范仲淹为什么要离开朝廷，范仲淹和吕夷简相交不深，只是说暂时离开而已。吕夷简倒是坦诚相待，对范仲淹说他一旦离开京城，想再回去就难比登天了，而范仲淹只是无奈地笑笑，并没有说什么。
事实上，范仲淹对于自己的所处再清楚不过，他也知道此去西北归程遥遥。所谓的西北边报，只不过是他离开朝廷的由头，即便没有此次事件，他也会寻找其他理由前去。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范仲淹在开始变法之前，就已经上书赵祯，想要去西北主持军务。所以，在范仲淹看来，如果能留在朝廷推行变法自然最好，如果不能如此，也要保西北无事。应该说，当时北宋王朝的最大忧患就是西夏，范仲淹眼见变法不成，去西北就成了最佳选择。而他的这种半自主退出，也得到了赵祯和敌对势力的谅解，因为范仲淹前往西北的时候，实际上仍然拥有宰相职位，而且从赵祯那里拿到了“空头圣旨”，也就是皇帝事前盖好章，范仲淹可以后续填写内容的圣旨。
正如范仲淹所料，西夏和辽国虽然在边境动作频频，但是并没有进攻宋朝的想法。在得知范仲淹回到西北主持军务后，西夏和辽国甚至连“动作”都停止了，西北边境很快就变得平安无事。接下来，范仲淹处理的大多都是一些小事，比如外族来归，整顿吏治，恢复生产，以及稳定经济等。当然，范仲淹付出最大心血的还是军务，具体来说就是修筑城寨，加强宋朝一方的防御力量。由于宋夏双方已经签订协议，范仲淹所修筑的城寨，大多都是一些荒废地区，实际上相当于开垦土地。他的这些举动，对于恢复边民的经济，从而增强边防力量是有很大作用的。
对于当时的范仲淹来说，唯一可以称得上军事的举动，就是收服一些少数民族部落。这些少数民族虽然势力相对弱小，但是为数众多，一旦联合起来就会形成难以估计的力量。而且他们的立场处于北宋和西夏之间，经常摇摆不定，在范仲淹对付西夏的时候总是不同程度掣肘。为此，范仲淹一边对他们进行拉拢和安抚，一边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修筑城寨，逐步实现了对他们的控制。除此之外，西夏还是以小股势力不断侵入宋朝境内进行抢掠，范仲淹便教导边民拿起武器抗争，对这些小股势力进行了迎头痛击，最终全面杜绝了西夏方面的强盗行径。
这一时期，范仲淹已经开始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后来名列唐宋八大家之列的曾巩。曾巩比范仲淹小二十岁有余，才华横溢，抱负远大。范仲淹与他结识不久，便将其收入自己的门下，悉心栽培提携。后来，曾巩曾经写《上范资政书》，表达自己对范仲淹的敬佩，其一生也在致力于为天下苍生谋福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范仲淹的敌对势力开始集中发力，企图将他的相权去除。由于范仲淹的消极应对和赵祯的坐视不理，敌对势力的发难顺风顺水，范仲淹重回朝廷执政的希望很快就彻底破灭了。
宋庆历五年（1045）正月二十八日，因为一件不起眼的小事，范仲淹在朝廷的势力被清除殆尽，他也因此受到牵连。范仲淹不等朝廷发难，主动上书请求卸任，由此被正式免去宰相职务，降为邠州（今陕西彬县）知府。这个时候，敌对势力又开始针对新政发起攻击，范仲淹已经无力回天，只能坐看一众小丑争相跳梁。范仲淹虽然缄默不语，当时仍在朝中的欧阳修，以及调入朝廷做枢密副使的韩琦等人，却纷纷上书为范仲淹辩护。然而，范仲淹被攻击的主要罪名之一，就是结交朋党，聚众营私。因而欧阳修等人的上书，等于摆明了自己的朋党身份，注定不会起到太大作用。最终，在政敌势力的打击下，欧阳修等人都被贬去地方为官。
接下来，范仲淹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的政敌并没有轻易罢手。他们捏造事实，诬告范仲淹的好友石介谋反，最终将祸端引到了范仲淹身上。这一次，范仲淹被免去四路安抚使一职，改为邓州知府，从此被解去了地方实权。事实上，赵祯也知道范仲淹不可能和谋反扯上任何关系，他甚至不认为石介会谋反。但是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出发，赵祯又不得不顺应当时的政治潮流，也就是把范仲淹彻底赶出最高权力层。因为范仲淹的功劳实在太大，如果把他放在地方，很可能会造成独霸一方的情况出现，而宋朝的统治者对于这一点向来是非常惧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