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李斯——公义与私利

李斯是个颇具争议性的人物。他早年师从荀子，后入秦，辅佐秦王灭六国，成就帝业。秦国一统天下后，他制定国家的礼仪制度，统一了文字、货币与度量衡，并提出废分封，这一系列举措极大地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与秦王的地位，甚至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格局。司马迁等人对他都有着极高的评价。然而，晚年的李斯却成了秦二世暴政的帮凶，他参与宫廷政变，助纣为虐，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

第一节从政之路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一旦有了不安分的心，就会做出一些不平凡的事。李斯虽然出身小吏，却始终揣着一颗不安分的心，因而几只老鼠也能让他做出深刻的人生思考。在得出自己的人生观念之后，他也为自己规划了人生路线，先是拜在当时的大儒荀子门下为师，后是进入当时的秦国为官，并且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

老鼠哲学

李斯出生于公元前280年，上蔡（今河南上蔡）人，在当时属于楚国的子民。他虽然出身比较低微，但是年少好学，因而成年之后在县城谋到一个小吏的差事，主要负责整理文书一类的琐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虽然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但是对于李斯这样出身的人来说，已经足够让他心满意足了。要知道，当时的社会常年处于战乱当中，普通百姓的日子举步维艰，很多人只能靠给富裕人家打工维持生计，其生活境遇之惨无异于奴隶。李斯得到小吏的工作，不仅能够维持固定经济来源，同时也足够让他感到体面，每次回家都会生出一种衣锦还乡的感觉，乡里乡亲对他都非常尊敬。

然而，一件毫不起眼的小事让李斯的人生理念发生了巨大转变。当时，李斯办公的地方时常有老鼠出没，而老鼠最集中的地方有两处，其一是厕所，其二是粮仓。厕所里的老鼠周身总是脏兮兮的，见到人来了就惊慌失措地逃走，而且因为总也吃不饱而瘦弱不堪；而粮仓里的老鼠则完全是另一副光景，它们非但不用担心有人惊扰，而且不用担心风雨来袭，每天守着堆积如山的粮食幸福度日，个个吃得肥头大耳。同样是老鼠，为什么彼此的差距这么大？李斯很快得出结论，老鼠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同，之所以境遇形成天壤之别，完全取决于它们所处的环境。

由此推彼，李斯转而想到了人的一生际遇，自己捧着个小吏的差事如履薄冰，不正如厕所里的老鼠一样吗？而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却每天优哉游哉，几乎什么事情都不做，却可以每天享受最高规格的待遇。为此，李斯决定离开县城，到更广阔的舞台去闯荡一番，就算失败也不能一生窝在“厕所”里。何况，李斯对于自己的才学很有信心，努力之后也不一定会失败，说不定还能够位极人臣，成为真正的成功者。对此，后世史家大多津津乐道，认为是老鼠改变了李斯的命运。事实上，李斯内心当中向往攀爬到更高权力阶梯的本愿才是他谱写辉煌人生的关键因素。否则，就算每天有老鼠出现在李斯面前，也不会引发他的思考，更不会启迪他的人生。

客观来讲，李斯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想法，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也脱不开干系。战国时期，国家权力被士大夫阶层垄断的现象有所改变，很多权贵为了加强自身实力，纷纷招揽有用之才，这就为底层民众提供了一条社会上升通道。所谓“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很多人立志成就一番事业，都会从小修习各种本领，只求有朝一日得到统治者赏识，从而鸡犬升天。李斯自幼熟读诗书，尤其深得法家思想精髓，对于治国韬略很有自己的见解，走出去向统治者“兜售”自己的政治理念，也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

不过，这里也存在一层颇耐人寻味的深意，即李斯是由老鼠对自己的人生展开联想的。换句话说，李斯只想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境遇，也就是做一只“粮仓里的老鼠”，除此之外并没有更高的追求。不难想象，李斯抱着如此官场认知跳入宦海，其仕途的长度和宽度自然受到限制。后世史家评述李斯，多认为他的性格中自私成分偏重，并据此形成了狭隘的个人主义思想。如果他能够像其他政治家那样，以天下为己任，凡事从国家和人民的角度进行考虑，也不会为自己招致身败名裂的悲惨下场，甚至可以改变大秦帝国的短命厄运。当然，这些都只是后人一厢情愿的设想，历史不会给任何人假设和重新来过的机会。

不过，李斯不是吕不韦，他没有腰缠万贯的家财，因而也就无法迅速完成金钱和权力的转换。在这种情况下，李斯想要在官场上闯出一条生路，就只能凭借自己的本领。而所谓本领，如果能够派上用场自然价值连城；但如果派不上用场，甚至无法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又将会一文不值。于是，对自己认识清晰的李斯做出了一个明智选择，即辞掉县城的小吏一职后，并没有急着进入仕途，而是辗转来到齐国的兰陵（今山东兰陵），拜在着名的大学者荀子门下为徒，以此来增加自己的学识和资质，相当于对自己进行深造。

众所周知，荀子是继孔孟之后，儒家最引以为豪的集大成者，同时他也是战国时期最着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之一。其学说以儒学为主，同时博采百家之长，在当时社会具有重要影响。荀子的政治主张也非常鲜明，他提出“礼制为主，法制为辅”的基本原则，极力促成儒家和法家的理论融合。在哲学层面，荀子又主张汲取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和儒家的“积极进取”思想，最终达到“制天明而用之”的最高思想境界。可惜的是，荀子的主张在当时并未被各国诸侯采纳，因而其一生游历多国，却只能在齐国出任教官。李斯拜到其门下为徒的时候，荀子也只是兼任一个小小的兰陵令，其高远的政治抱负根本得不到施展。

荀子担任的具体教官职务，是稷下学宫祭酒。所谓“稷下”，就是今天的山东临淄，“学宫”就是专门供各国学者思想交流的地方，当然也包括让荀子这样的大家集中讲学。“祭酒”则完全是官名，主要负责稷下学宫的日常运转，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校长。史料记载，李斯拜到荀子门下之后，所学的内容为“帝王之术”，也就是治理天下的方法。同样据史料记载，李斯在这段时间里学习非常用功，学业更是突飞猛进，因而得到了荀子的格外关注。值得一提的是，另一位法学大家韩非也在荀子的门徒之列，这就让李斯和韩非成了同学。

在荀子的精心指点和教化之下，李斯的学识增长更加迅猛，很快就完成了学业。但是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即李斯虽然师承荀子，却并没有全盘继承荀子的思想学说。尤其在治国理念方面，李斯更注重法家学说，因而在他的治国过程中，基本奉行了“法家为主，儒家为辅”的原则，完全和荀子的主张颠倒过来。不过，由于李斯对法家思想的理解足够透彻，因而在其运用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明显纰漏。相反，在当时后世的很多人看来，李斯在学术方面的造诣甚至隐隐有超越荀子之势，至少足以和他的同学韩非并驾齐驱。

出师

李斯学有所成，接下来就是考虑到哪里去施展自己的才华。按照今人的想法，李斯是楚国人，自然应该回到楚国去做官。但是，当时社会的人们国家概念并不强烈，尤其是士大夫阶级，跑到其他国家做官并且做高官的人数不胜数。简单来说，当时的士大夫与君主的关系，基本上相当于今天员工和老板的关系，这也是当时士大夫们赢得较高个人荣誉和社会地位的原因，而不是像后世士大夫那样，大多沦为统治者的工具甚至奴才。何况，李斯的首要目标是改变自己的人生境遇，至于楚国将来的命运如何，并不在他的考虑范畴内。

如此一来，李斯就得以客观地将各诸侯国进行了一番对比。首先是楚国，在李斯看来，楚王胸无大志，不足以成事，到楚国做官恐怕不会有什么作为，因而第一个把楚国抛开；接下来是韩、赵、魏、燕、齐等国，概括来讲，这些国家虽然都曾辉煌一时，但是如今却都在走下坡路，而且这些国家也没有统一天下的意愿，因而这些国家也被李斯放弃了；相比之下，只有秦国始终处于国运上升期，且时常对外进行扩张，统一天下的意愿非常强烈。因而对于李斯来说，如果能够到秦国去做官，并且得到统治者的器重，凭借他的过人才华一定能够有所作为。

在拜别荀子的时候，李斯所说的一番话也大体表现了这一层意思，他说：“您曾经说过，如果遇到机会，无论如何都要抓住。如今，各诸侯国都在力争上游，广为吸纳人才，士大夫阶层逐渐掌握了国家的治理权。其中，居于西方的秦国有吞并天下的雄心，求贤若渴的程度最强烈，正是士大夫们施展抱负的最佳舞台。尤其是像我这样出身卑微的人，如果不去抓住这样的机会，就等于禽兽看着肉而不去吃，白白做了一回人。在我看来，一个人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卑贱，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贫穷。可怜那些常年处在卑贱和贫穷中的士子，还在自恃清高地批判功名利禄，他们注定一辈子只能活在耻辱和痛苦中。因此，我要到秦国去，游说秦王采纳我的政见，从而成就一番丰功伟绩，得到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

李斯的话，毫不掩饰自己对功名利禄的渴求，同时也表明他急于改变自己卑微和贫穷的境遇。不难想象，这样的一个人在踏入仕途之后，必定会把一己私利看得高过一切，甚至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择手段。应该说，李斯是荀子最得意的门生之一，他教授李斯如何治理天下，却没有扳正他的价值观念，因而内心当中多少存在一丝担忧。史料记载，李斯入秦为官之后得到嬴政的高度认可，一时之间风光无限，所有人都赶来恭贺荀子。但荀子却始终闷闷不乐，他时常写信给李斯要求他收敛锋芒，却得不到他想要的回应，为此甚至连饭都吃不下，担心李斯随时可能遭遇灾祸。

史料记载，李斯抵达咸阳的时间是秦庄襄王三年（前247年），因而正好赶上了嬴政继承王位。在此后的十年之间，秦国的朝政全权掌握在吕不韦手中，因而李斯便投入他的门下做了一名舍人。所谓舍人，在当时相当于客人，李斯到吕不韦府中做舍人，就相当于到吕不韦的府上做客，不同之处在于李斯会为吕不韦出谋划策，而吕不韦则为李斯提供吃穿住行方面的用度。这种主宾关系并不是官职，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算是一种雇佣关系，乃是当时社会官场的一种特殊现象。当然，像李斯这样投在吕不韦门下做食客的人，最多时达到3000人之多。

不过，所谓“是金子总会发光”，李斯到吕不韦门下做舍人后不久，就表现出了出众的才华。史料记载，吕不韦对他非常赏识，并且很快将他推荐给了嬴政，李斯也由此成为嬴政身边的一位侍从官。这个官位虽然很小，但是有机会接触嬴政，对于李斯来说也算是一步登天了。既然有机会接触嬴政，李斯就绝不会浪费表现自己的机会，殷勤侍奉自不必说，瞅准时机还会阐述一下自己的政见。当然，李斯心中再清楚不过，嬴政虽然是秦王，国家实权却掌握在吕不韦手中，因而此时的他主要还是向吕不韦献媚，这也让吕不韦放心把他放在嬴政身边。时间一长，嬴政也觉得李斯才华不凡，逐渐开始有意召见他。

这一时期，吕不韦之所以把李斯放在嬴政身边，真正的目的在于安插耳目。李斯虽然对此心知肚明，却在暗地里做了两手准备，即一边帮吕不韦监视嬴政，一边也极力讨好嬴政，所谓“刀切豆腐两面光”。由于吕不韦对李斯的工作还算满意，因而将他提拔为长史，这是类似今天的参谋和顾问一类的职务，虽然没有实权，但是已经具有官位了。出于职责所在，嬴政再向李斯询问政见时，李斯也就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了，尽管他仍然对吕不韦的权势有所忌惮。与此同时，李斯也在积极准备着怎样回应嬴政的询问。他要对天下大势做一次综合评述，以便由此得到嬴政的认可和器重。

一次，嬴政又像往常一样召见李斯，询问他对当前局势的看法。此时的李斯已经准备停当，因而胸有成竹地指出：“凡成就大事者，必注重三条关键因素，即天时、地利、人和。秦穆公在位的时候，秦国极为强大，想要东出函谷关吞并六国，结果却惨遭失败，原因就在于只占到了三条因素中的‘地利’。彼时，周王朝余威尚存，能够使各诸侯国联合起来抵抗秦国，此失‘天时’者也；其次，各诸侯国势大，其臣民上下一心，遇到秦国攻击团结抵抗，此失‘天时’者也。而今，周王朝已经彻底没落，诸侯国之间又因为连年交战而上下离心，而秦国的势力则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占尽，正是东出函谷关统一天下的好时机。”

统一天下是秦国的祖训，更是嬴政的毕生心愿，听到李斯的一番分析，他立即热血沸腾起来。与此同时，李斯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策略，对于瓦解和削弱诸侯国起到了十分巨大的作用。比如李斯曾经建议吕不韦派遣使者去重金贿赂各国权贵，如果能够收买他们就用重金收买，如果不能就派刺客去暗杀他们。这样一来，秦国在不断强大自身的同时，也将势力暗中打入了各诸侯国内部，只待大兵一出，就可以里应外合建立奇功。值得一提的是，吕不韦收买魏国权贵离间魏王和信陵君的计谋，就是李斯一手炮制，当然他也担任了重要的统筹和执行任务。

逐客令

就在李斯的仕途稳步前行的时候，秦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即吕不韦的倒台。还好李斯提早看出了苗头，并且做了充分的准备，因而并没有被这次事件影响前程。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由于波及面太广，对李斯也产生了影响。前面已经说过，韩国为了迟滞秦国东进的步伐，派出水利专家郑国到秦国建议开凿水渠。当时，吕不韦对韩国的阴谋心知肚明，但是出于长远之计，他决定将计就计。但是直到吕不韦倒台之后，嬴政才知道其中的曲直，而且此时的郑国渠已经开凿完毕，他担心六国的奸细对秦国构成威胁，便在王公贵族的怂恿之下，下令驱逐在秦国做客卿的臣子，这就是所谓的“逐客事件”。

所谓“客卿”，就是非秦国本土的大臣，当然秦国的很多士大夫也在其他国家做官，这种现象在当时极为普遍。嬴政要驱逐客卿，李斯作为一名楚国人，自然也在被驱逐之列。不过，李斯在接到被逐的公文之后，却并没有急着收拾行李离开，而是呕心沥血写就了我国历史上着名的《谏逐客书》。李斯指出，在秦国做客卿的人一定比在秦国做奸细的人多，他们对秦国所做的贡献也一定更大。而秦国的王公贵族之所以极力促成逐客，是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独掌秦国大权，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说不定到时候还会威胁王权。

接下来，李斯还列举了具体的事例：秦穆公重用的由余、百里奚、蹇叔、丕豹和公孙支都是客卿，但是他们却帮助秦国走向富强，并且先后吞并了二十多个小国，最终得以让秦国称霸西戎；秦孝公任用客卿商鞅进行变法，让秦国一举成为军事强国，从而不断向外开疆拓土；秦惠王采用客卿张仪的连纵之计，攻占三川，西并巴蜀，北获上郡，南夺汉中及九夷之地，同时控制了鄢郢等地，东据虎牢，瓦解了六国的联盟，割取六国的沃土何止千顷；秦昭王起用客卿范雎，赶走了华阳君，加强了秦王室的权力，同时避免了权贵垄断政治资源的不利局面，对秦国的壮大功劳甚伟。

与此同时，李斯还把问题进一步引申到事物上，比如昆山的美玉、随侯之珠、和氏之璧、明月珠、太阿剑、千里马、翠凤旗、灵鼍鼓、夜光之璧、犀角象牙制品、郑国和卫国的美女、駃剔良马、江南的金锡、西蜀的丹青、宛地的珍珠簪子、玑珠镶嵌的耳坠、东阿白绢缝制的衣服、刺绣华美的装饰品、漂亮而又文静的赵国女子，以及《郑》、《卫》、《昭》等异国的乐曲，都在秦王宫内。因此，嬴政也必须在用人的问题上因才施用，而不是一刀切地将所有客卿全部逐出秦国。所谓泰山不拒绝一尘一埃的溅落，所以能够成为五岳之尊；江河不拒绝一点一滴的融入，所以能够形成浩荡之势；君王也只有拥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才能够成就一番雄途伟业。

李斯的说法，可谓句句在理，嬴政根本就无从反驳，何况他根本就不想反驳。原因很简单，嬴政之所以能够扳倒吕不韦，王公贵族的力量起到了重大作用，这些人提出要将客卿势力扫地出门，嬴政无法直接拒绝。李斯的《谏逐客书》一出，在嬴政有意无意地宣扬下，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很快造成了舆论的一边倒局面。如此一来，王公贵族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客卿势力成功留了下来。嬴政得到了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不论是治理国家还是牵制王公贵族，都能够因此得到保障。当然，也有史家分析称，李斯早已得到了嬴政的高度信任，因而逐客令和《谏逐客书》根本就是他与嬴政自导自演的一场大戏。

无论如何，李斯在挽留客卿一事中功不可没，这不仅让他在客卿群体中威望日高，同时也得到了嬴政的器重，没过多久便被提拔为廷尉。这是秦国主管刑罚一类的长官，相当于今天的公安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长三权合一，李斯也由此进入秦国最高权力阶层。值得一提的是，李斯的这篇《谏逐客书》还在我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近代文学家鲁迅先生曾经在他的《汉文学纲要》中提到：“法家之书，大抵少文采，惟李斯奏议，尚有华辞。”其中的“奏议”就是指《谏逐客书》，文中的比喻句很有说服力，排比句也颇有气势。

一般认为，李斯的《谏逐客书》所述内容，是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遇到的共同问题，即国家之间的斗争说到底是人才之间的斗争。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吸引最多的人才，并且让这些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才能在斗争中最终取胜。比如燕昭王，为了得到邹衍的辅佐，居然拿着扫把为其清扫开路，又为其修建了豪华的宫殿，紧接着又执弟子礼去宫殿中听邹衍讲授学术，并且最终拜他为师。可以说，各国诸侯和大臣都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提出问题，比言请教，相互之间也总是坐而论道，从来没有君坐臣站，甚至君坐臣跪的道理，所以春秋战国时期也被认作我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时代。

从另一方面来讲，士大夫阶层的畅所欲言也确实为当时社会的进步提供了很大助力，同时也让各国诸侯得到了切切实实的甜头。因此，当时社会出现了明显的“礼士、贵士、重士”风气，几乎所有人都在争相读书，都在争取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以至于当时的人们毫无故土意识，奔走在各国之间的士子大有人在，因为谁也不知道哪国诸侯会对自己的政治主张感兴趣。也正是因为如此，当时的思想潮流此起彼伏，百家争鸣的局面逐渐呈现，成为我国历史上思想运动的黄金时期。当然，也有很多人的命运比较无奈，他们劳碌终生却始终没有得到当政者的重视，比如为世人所熟知的孔子，其一生致力于向各国诸侯兜售自己的治国理念，同时招收弟子讲学，最终却没有在仕途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

不难想象，如果嬴政的逐客令最终得以贯彻实施，那么所有客卿都将离开秦国，并且再也没有客卿能够进入秦国，一些奸细却有可能潜伏下来。更为关键的是，客卿势力的离开会让秦国的王公贵族一支独大，最终很可能会再次垄断秦国的政治资源，到时候嬴政将失去对他们的节制，秦国将会重新步入内耗的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秦国和其他六国的发展必将发生变化，秦国会逐步失去当时的优势，而其他六国则会逐渐夺取优势，那么秦国想要统一天下将会成为天方夜谭。由此可见，李斯的《谏逐客书》对于秦国和嬴政的命运影响十分深远，嬴政对李斯器重也就不足为奇了。

陷害同窗

秦王政元年（前246年），李斯奉命出使名列我国七雄之一的韩国，敦促对方尽快投降。就是在这次出使过程中，李斯见到了自己昔日的同窗韩非。叙旧之余，韩非把自己的几部着作交给李斯，希望他能够转交给嬴政，同时举荐自己。李斯并没有多想，回国之后先谈公事，然后便将韩非的作品拿给了嬴政看。嬴政读罢，惊喜若狂，竟然说出了“能与之交，死而无憾”的话，甚至把韩非认作了故人。当李斯告诉他韩非是自己的同学后，嬴政立即让他代为引荐。这就让李斯生出了一丝担忧，他自认学识不如韩非，如果让他入秦，自己的地位恐怕不保，因而借故推脱，并没有完成嬴政的意愿。

然而，嬴政有自己的办法，他对韩国施以军事高压，指明要对方交出韩非。韩王不敢忤逆，加之韩非与他的政见不合，很快将韩非交给了嬴政。客观来讲，李斯和韩非在学术上并不冲突，李斯善于实践，而韩非长于理论，如果他们能够团结协作，对于嬴政来说无疑是天大的福音。但是李斯却并不这样想，嬴政曾经对韩非做出过高度评价，这种评价随时可能转换为韩非的爵禄，而自己则很有可能受到排挤。因此，李斯对嬴政说：“韩非和普通的士大夫不同，他是韩国贵族，内心深处到底向着韩国，恐怕不会竭尽全力为大王效劳。”为了增加效果，李斯还编造谎话说：“臣曾经多次写信给韩非，让他来秦国为大王效力，可是都遭到拒绝。如今大王用强迫手段迫使他事秦，说不定最终会适得其反，让他做出对秦国不利的事情。”

与此同时，韩非的内心当中也很纠结，正如李斯所说，作为韩国贵族，他内心当中还是希望韩国走向强盛的。然而，韩王并不接受他的政治主张，以至于他的多次上书最终都石沉大海。在这种情况下，韩非原本可以一走了之，到其他国家去寻求政治舞台，但是他毕竟没有这样做。退一步来讲，如果嬴政礼贤下士，用恭敬的态度去韩国请韩非出山，也许他还有可能真心实意为嬴政效力，最多也只是在与韩国发生利益冲突后有所偏袒。但是嬴政却以强迫手段迫使他事秦，这在当时对于士大夫来说无异于侮辱，尤其是像韩非这样的贵族子弟。果不其然，韩非到了秦国之后采取消极应对的态度，只写了一篇《存韩》交给嬴政，大意是绕开韩国去攻打赵国，其用意再明显不过。

对于李斯来说，韩非的态度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但是如果仅限于此，他还不足以彻底赶走韩非。于是，李斯开始暗中鼓动嬴政的亲信势力，让他们出面攻击韩非。当时，秦国有一个名叫姚贾的大臣，此人虽然出身魏国的小官吏家庭，但是谋略极深，行动能力也很强，曾经奉命出使，成功化解了联军对秦国的威胁，并因此被嬴政擢升为上卿。这样的一个聪明人自然不愿被李斯当枪使，但是慑于李斯的权势，他也只好应付一下，对韩非发起了一次若有若无的攻击。按照常理来讲，韩非初来乍到，又没有得到嬴政的真正信任，这样的事情能忍也就忍下来算了。可是他却针锋相对，丝毫不肯让步，弄得姚贾很是下不来台，最终二人不欢而散。

李斯如法炮制，韩非却见“套”就钻，很快得罪了一大批人，而这些人自然都不会在嬴政面前说韩非的好话。就这样，在李斯的主张下，韩非被嬴政定罪下狱了。本来，嬴政非常爱惜韩非的才华，李斯又顾及同窗的情义，二人谁都没有想过置韩非于死地。但是姚贾忽然在这个时候添了一把柴，由于他在当时主持秦国的情报工作，因而有一天向嬴政报告，韩非在离开韩国之前曾经受到韩王的秘密接见，意思是他很可能是接受韩王使命来祸乱秦国的。客观来讲，这样的说法存在一定可疑之处，如果韩非来秦国别有用心，基本上不可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而一定是卑躬屈膝、竭尽全力地争取嬴政宠信。何况，韩非在韩国长期不受重用是事实，即便韩王确实召见了他，并且让他做出对秦国不利的事情，韩非也未必肯做。

但是，这些毕竟只是推论，嬴政作为一国之主，绝不能在可避免的情况下任由意外发生。可想而知，一旦姚贾的说法成立，那么韩非留在秦国无疑是个祸害，轻则迟滞秦国的发展，重则颠覆秦国的政权，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既然如此，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一边是不能用，一边是不能放，剩下的就只能是杀了，韩非的命运也就此被决定。接到处死的命令，韩非自然无比震惊，确切地说他还没有从下狱的震惊中醒过来。事实上，这也正是韩非的命运悲哀所在。一般认为，韩非对事物的认知太过绝对化了，不是“是”就是“非”，不是“黑”就是“白”，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韩非在韩国不受重用的原因在此，在秦国一系列遭遇的原因同样在此。

还有史学家认为，韩非之所以在秦国蒙难，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冒犯了嬴政。首先有一点无法否认，那就是韩非的政治才华在当时无与伦比，这也是嬴政不惜动用军事手段将他抢到秦国的原因。然而，盖世才华带给韩非的不仅是美誉，还有不可一世的骄傲，这一点即便在他面对嬴政的时候同样没有丝毫收敛。史料记载，韩非有一定程度的语言表达障碍，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口吃，可能也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他内心自卑，并最终因此而产生了过度的自信和自尊。前面说过，战国时期的各国诸侯对待士大夫极为恭敬，个别求贤若渴者甚至曾经行跪拜大礼。但是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那就是受礼的士大夫已经受宠若惊，立即施以更隆重至少同样隆重的大礼，如此才算礼尚往来。但是以韩非的性格，很可能在初次见到嬴政的时候让他下不来台，尤其韩非又不满嬴政将他“劫持”到秦国的做法。

据此也有史学家推论，李斯之所以不想让韩非到秦国做官，并且在嬴政将韩非抢到秦国之后排挤他，真正的原因并不是妒贤嫉能，而是知道韩非的性格迟早会惹祸。为了保护韩非的性命，李斯才不得已如此。等到韩非因他的发难而最终丧命，他却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与此同时，李斯又是一个价值观念比较狭隘的人，他在关键时刻虽然想保护韩非，却又不肯竭尽全力，这才导致了韩非的悲惨下场。当然，这种说法只是一家之言，我们在此只做参考，感兴趣者亦可据此进行深入研究。

第二节平定六国

应该说，以当时的历史和社会发展趋势来看，天下迟早是要归于一统的。而这一历史伟业最终由秦国来完成，并且是由嬴政和李斯这对君臣搭档来完成，也存在一定的必然性。而且事实已经表明，李斯具有完备的战略思想和统筹，尤其从他统一天下后有条不紊的后续动作可以看出，平定六国不过是其政治理想中的一环。

六国归秦

战国后期，社会生产力水平大举提高，各国之间的经济日趋一体化，从而为天下一统奠定了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各诸侯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在不断加深，具有国家意识的人大多都是贵族阶级，普通百姓国家意识比较淡薄，大家只是觉得中原地区以外的蛮族和自己有所区别。再加上各国之间的连年混战，给底层民众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所谓“久乱思治”，每个人都在盼着天下统一。更加重要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所致，当时的社会形成了秦国在所有诸侯国中一家独大的局面。可以说，统一天下，并且由秦国来完成这一伟业，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各方面的条件都已经日臻成熟。

秦王政十七年（前230年），嬴政在李斯的辅佐下基本解决了国内问题，从此正式开始了平定六国的事业。这场战争前后共经历了十年之久，李斯的年纪也由50岁到了60岁，从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来看，这十年正是李斯精力和经验结合最好的光阴。应该说，嬴政平定六国的想法早已形成，先期的准备工作也已经在李斯的主持下悄然开始。按照李斯的计划，整个统一天下的过程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是派出大量使臣到各诸侯国暗中活动，收买腐化各国的权贵；其次是派出刺客暗杀那些不肯合作的有识之士，如果不能杀掉，就充分利用那些被收买的大臣，离间他们和诸侯的关系；最后才是发兵征讨，并且尽量里应外合，减少军事行动的压力。

在整个统一天下的过程中，除了制订整体计划，李斯的反间计和挖心术也起到了显着的作用。比如在攻打赵国的时候，赵王派李牧和司马尚率军抵抗，此二人都是能征惯战的骁勇之将，秦军即使能够获胜，恐怕也难逃“杀敌一万，自损三千”的厄运。为此，李斯重金行贿赵王的宠臣郭开，最终在他的帮助下让赵王对李牧和司马尚产生疑心，临阵将他们换了下去，由此秦军便相对轻松地灭掉了赵国。再比如攻打齐国的时候，秦军虽然具有明显的军事优势，但是齐王纠集了齐国的百姓，一时间齐国全民皆兵，如果秦军进行强攻，同样会是一场恶仗。但是在李斯的谋划下，秦军实行围而不攻的策略，同时派人游说齐王，许其500里封地，最终促使他主动投降。

秦国要东出函谷关统一天下，韩国首当其冲。应该说，自范雎为秦国定下“远交近攻”策略，韩国就一直是秦国敌视的对象，何况从军事层面来讲，先灭韩国也能够为接下来的战争提供战略后方，等于直接向东扩大了秦国的领土。更加重要的是，此时的韩国在所有诸侯国中实力最弱，以秦国的强大军事力量，可一举将其灭亡。再者，秦国虽然和中原各国都有军事摩擦，但是大规模的用兵却经验匮乏，灭亡韩国不仅能够增强战争经验，同时也可以极大地鼓舞士气。于是，嬴政派出大将内史腾南下渡过黄河，攻破韩国首都郑（今河南新郑），韩王出降，韩国灭亡。

秦王政十八年（前229年），赵国突发大面积旱灾，这对于秦国来说无异于“天助”，嬴政果断派出大军，分南北两路攻入赵国。大军行进顺利，沿途攻城拔寨，最终对赵国都城邯郸完成合围。赵国自古就是军事强国，虽然长平之战白起坑杀赵国将士达40万，但赵国余勇尚存，负责前线战事的秦军大将王翦连吃败仗。幸而李斯调动内应，最终致使赵国大将李牧惨死。次年邯郸被破，赵王出降，赵国灭亡。值得一提的是，赵国实际上有两座都城，其中位于北方的代郡（今河北蔚县）尚存，公子嘉逃脱之后聚集赵国残众赶往代郡，在那里组建了新的政权，自称代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