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信息实践·实践复杂性·价值智慧
康兰波
（空军工程大学社科系副教授）
信息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和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使实践发展到了一个崭新阶段。如何从理论上概括这一新阶段，并从中开掘出新的生存智慧，已成为哲学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一、信息哲学对“信息”的初步理解
什么是“信息”？这是一个长期困扰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大问题。信息论创始人申农将信息理解为“消除了的不确定性”。这虽然说明了信息的作用，却没有说明信息本身。申农也给出了一个信息量的公式，但这个公式由于舍弃了信息在质上的内容，只是纯粹从概率统计的角度，对信源信息的语法结构进行了定量，所以，“申农的信息量概念是不可能揭示出信息本质的”。的标志”，但这样的定义不仅暴露了“对通讯信息量实质理解的混乱”，而且把通讯信息量概念完全等同于信息的概念，也暴露了“概念的混乱”。在遗传学中，信息还被理解为一种dna的结构形式。但是dna只是“遗传信息的载体，并非遗传信息本身”，二者是不可混淆的。
在哲学上有学者试图在传统哲学基础上直接推导出信息的含义，主张信息是“物质的普遍属性”、“物质的存在方式”、“精神实体的特征”、“运动的外化”、“有序度的量度”、“物质成分和精神成分的特殊融合物”、“既非物质也非精神的第三态”、“属于物质的相互作用范畴”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哲学论文和哲学教科书都直观地从传统哲学中作出了如此推断，而这些推断至今还能在相关论著、教科书中看到。这些表述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们都没有揭示出信息的独特本质，更没有开掘出“信息”范畴所蕴涵的革命性意义。
维纳曾试图从哲学角度进一步讨论信息。他认为：“信息是我们适应外部世界，并且使这种适应为外部世界所感到的过程中，同外部世界进行交换的内容的名称。”这意味着哲学对信息本质的研究，不应当仅仅满足于信息科学对信息量和信息传递的直观描述，还应当从信息内容方面来加以规定。但维纳却并没有深入到这项工作之中，他只是提出“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不过他的这句名言却暗示着要揭示信息的本质，不仅要超越具体信息科学对信息的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超越哲学以“物质”、“能量”理解世界的传统视野或思维方式。因此要从哲学上阐明信息本质，不仅要剔除具体科学给信息解释所带来的种种局限，实现“哲学对具体科学的批判”，而且还要使哲学“从传统哲学的旧有体系的阈限中超越出来”，实现“哲学对自身的批判”。
在对具体信息科学和传统哲学的双重批判中，经过10余年的努力，邬焜在他的一系列信息哲学论著中，最终将“信息”本质概括为：“信息是标志间接存在的哲学范畴，它是物质（直接存在）存在方式和状态的自身显示。”；二是关于自身性质的种种规定，这些规定在其展示的时刻是一种直接存在的过程，但是在其未曾展示的时候还只能是一种现实的间接存在；三是关于自身变化、发展的种种可能性。
邬焜对信息本质的概括，不仅在哲学上能有效把握物质和信息的联系和本质区别，而且在科学上也能够与现有理论成果相协调，使信息现象成为人在现有科技水平下能够从内容上来加以理解的自然现象。对此，他的诸多论著皆有详尽论述，无需多加重复。
二、“信息实践”的哲学意蕴
事实上，值得注意的是邬焜对信息本质的概括，为理解、反思人自身的存在方式——实践开辟了崭新视角。按照他对“物质”和“信息”的哲学规定，人的实践其实也是在物质和信息的相互作用中展开的。其中，“物质实践”主要指实践的物质方面，即围绕事物“直接存在”而展开的实践方面，主要表现为人以自己肉体之身、物以其实体之性来直接介入实践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充当实践主体的“人”有“肉体”；作为实践对象、实践成果的“物”有“广延”；承载实践过程的“活动方式”有“样态”、有“顺序”。实践在这方面表现出的是现实活生生的人直接求生存、图发展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这样的实践活动既让人感到“客观实在”又让人觉得分外踏实。在信息时代到来之前，实践主要就表现为“物质实践”。人的一些信息活动，虽已大量存在，却不为人所理解，以致不得不将其还原到“物质实践”的方面，致使实践的信息方面长期受到遮蔽。
“信息实践”主要是指实践的信息方面，即围绕事物“间接存在”而展开的实践方面。这个方面在信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更主要地表现为人们借助信息科学技术，将自己及其实践对象加以信息化处理和传递，并在这样的处理传递基础上，展开自己的实践活动。就这个意义上说，充当实践主体的“人”有可能只是人的一种间接存在形式，“他”有可能是被虚拟出来的，没有直接的“肉体”与之相对应。“他”不具有实在性。“他”在我们的鼠标或按键控制下，随时可以被生成出来并发生各种变换，“他”甚至也随时可以走向死亡，只要我们轻轻点一下“delete”。而作为实践对象、实践成果的“物”也很有可能只是物的一种间接存在形式，它没有“广延”，不具有实在性，也随时可以通过鼠标或按键而生成、变换，甚至消失；至于承载实践过程的“活动方式”，其“样态”、“顺序”也都有可能不具有实在性，并在鼠标、按键的操控下将整个“实践过程”在极短的瞬间加以完成。在信息科学技术的广泛渗透下，信息实践正逐渐成为人实践活动的主导方面。因此，它所涉及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目前看来它主要已涉及对信息本身的开发、利用和传递，对信息科学技术的开掘、利用和传播以及对以往人类实践及其成果加以信息化审视、改造等实践方面。
事实上，“物质实践”和“信息实践”并不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实践活动，而是同一个实践活动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只是在不同时代，这两个方面在实践活动中的地位有所不同。在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之前，物质实践居主导地位，信息实践要么被忽视，要么被还原到物质实践方面，以致长期以来人们往往直观地将“物质实践”等同于实践本身。在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以来，伴随信息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信息实践才逐渐成为实践活动的主导方面，并对物质实践展开全面渗透。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实践的显露使得人的实践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当然，物质实践是信息实践得以产生、发展的基础，没有物质实践提供、创造物质手段，信息实践也就难于维持并获得深入发展。但信息实践的发展也为物质实践开辟了新的模式、新的空间、新的道路。可以说，正是信息实践在实践中的这种主导地位的确立，才使得实践所包含的物质和信息这两大对立方面得以彰显，从而表明实践发展到信息时代，才真正从自身内部发生了分化。这样的分化，其意义不亚于商品与货币、自然与人的分化。在唯物辩证法看来，正是这样的分化，使事物所包含的矛盾得以进一步展开，从而推动事物在更复杂层面上实现其自我发展。同样，信息实践的显现，意味着人的实践从此将在“物质实践”与“信息实践”的对立统一中全面展开。而实践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它在信息科学技术推动下的这种分化统一，展现出的将是实践由简单到复杂、由“物质”单一维度到“物质和信息”复杂维度的转变，这样的转变表现出的是人在存在方式上的巨大变革，而这样的变革也必将对人本身产生深远影响。
三、信息实践与实践的复杂性
信息时代人的实践是在“物质和信息”分化统一中展开的。伴随信息实践越来越成为实践的主要方面、居于实践的主导地位，信息实践也就越有可能将信息复杂性引入实践之中，并与人自身的复杂性产生非线性叠加关系，从而导致实践复杂性出现非线性放大局面，使实践后果的不可预测性猛然增大。事实上，实践复杂性正成为信息时代人们不得不面对的最为严峻的现实问题之一。当然，这里所说的复杂性，简单说来既是指事物构成要素、结构层次、存在形式等的多样性，又是指事物内外相互作用的非线性，及其发展、变化的不确定性。
列宁说：“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这不仅阐明了物质存在于意识之外，而且还阐明了物质只有一个特性，即客观实在性。在今天看来“客观实在性”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存在于人意识之外的客观性；二是能够让人在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方面都感到真实可靠的实在性。单就实在性而言，根据陈嘉映“感官印证实在的力量不是并列的，触觉更多印证实在”的看法，实在性更多突出的是事物对于人身体触觉的可靠性。其实，能够给人身体触觉带来可靠性的，主要是事物的广延性，即占有空间、遵循力学规律而运动。因为人的身体触觉正是通过这一性质，才直接感受到了事物的时空结构，并由此断定这种实在性的。对于具有广延性的事物，笛卡儿曾经以“物质实体”的概念来加以概括。至于其他的“关系”，则被看成是在物质实体基础上派生出来的。
物质实体的广延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对于一个具有广延性的具体事物来说，其运动的时空结构相对简单，通过人的日常经验就可直接把握。而事物之间即便要发生非线性相互作用，相互之间要进行“叠加”，通常也会受到各自广延性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物质实体包含的复杂性相对较小，但这也只是和信息复杂性相比较而言的。
信息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实在”。按照邬焜的看法，这种“不实在”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像“水中月”、“镜中花”、人的精神意识等都“不实在”。信息的“不实在”意味着信息复杂性不会受到物质实体广延性的制约。这样，信息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将不再受到物质实在性影响，不同信息在随机叠加中可能会涌现出大量新信息，也有可能相互消解或相互放大，并由此表现出极大的复杂性；而信息的运动、传递也会展现出独特的时空结构，即在信息科学技术支持下，信息可以极其方便自如地以光的速度运动、传递，与此同时信息网络能够延伸到何处，信息就可以传递到何处，信息网络能够扩展到多大范围，信息传递也就至少能够达到多大范围。除了信息科学技术本身或人为限制之外，一般地域性限制，对信息传递是不起作用的。
今天，信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复杂性正越来越直接地被信息实践融入人的整个实践活动之中，使实践的复杂性越来越成为人不得不谨慎对待的大问题。
从实践主体方面看：人是实践的主体，但他本身就包含着巨大复杂性。高清海在论及这一点时就曾指出：现实生活中的人是“否定之否定的存在，是多重性、多义性、多向性、多面性的存在系统”。他“存在于自我、小我、他我、大我之中，具有生命性、非生命性、超生命性多重本质，表现为个体、群体、类体多重形态，分属自然、社会、精神文化多重本性”。这其实还是在非信息化语境下述说的。当信息实践正成为实践的主要方面时，人的复杂性遭遇信息复杂性也就在所难免。一方面，信息不实在性及其独特的时空结构，如果与人的多重性、多义性、多向性、多面性等产生非线性叠加，那么人的自我、小我、他我、大我，乃至人的生命性、非生命性、超生命性，以及人的个体性、群体性、类体性等都将同时投射在物质和信息及其相互作用的各个层面，人将不仅存在于现实物质世界之中，而且也将存在于现实的信息世界，特别是各种信息网络构筑的虚拟世界之中。这样，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将更加复杂、多变，每一个人的生存境遇都将不可避免地被置于极其不确定的状态。但另一方面，信息科学技术使得具有极大复杂性的信息在传递、使用、操作中却变得如此简单、方便，乃至任何一个个人只要拥有一定的信息科学知识和技术设备，只要他愿意参与信息的开掘、传递、使用、操作，他都可以直接进入到由信息构筑的世界，并尽情发挥他的实践创造本性。这对具有多重、多义、多向、多面性的人来说，的确有利于他的这些个性以及他个人实践创造本性的发展。但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来看，在每一个人都同样具有如此复杂的多重、多义、多向、多面性条件下，他们之间的相互交往就将面临众多的复杂性，如遭遇交往本身的间接性、交往者的虚拟性、交往内容的虚幻性、交往过程的瞬间性、交往结果的不确定性等。所有这些都将迫使人们在数百万年交往中逐渐养成的情感交融、伦理职责等面临巨大挑战。
从实践客体方面看：与人发生对象性关系的现实世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世界。人自身所包含的自然与超自然、肉体与灵魂、有限与无限等矛盾，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投射其中，使人的现实世界成为一个充满自然与属人、潜在与理想、主观与客观、必然与自由种种矛盾的复杂世界。不过这个世界，在被信息实践作用之前，还只不过是一个由“原子”、“广延性”、“线性运动”等隐喻的物质世界，和当今交织着信息的世界相比，属于相对简单的世界。然而，信息实践却为人开掘出了长期被人忽视的信息世界。信息世界是以信息方式存在的世界，它是物质世界存在方式和状态的自身显示。对这个世界的开掘，让人那充满种种矛盾的现实世界变得更为复杂。如果说在信息世界被发现之前，人自身所包含的矛盾主要投射到现实物质世界的话，那么在信息世界被发现，并被不断开掘出来的信息时代，人的现实世界其实正不可避免地成为物质和信息相互作用的双重世界，人自身所包含的矛盾正不可避免地被同时投射到这双重世界之中。于是，与人发生对象性关系的现实世界不仅交织着人自身所包含的自然与超自然、肉体与灵魂、有限与无限等矛盾，而且还缠绕着物质和信息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还有可能是非线性的。而信息独特的时空特性却还规定着信息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实时化、一体化、全球化，乃至全宇宙化的世界。当这样的世界成为人现实世界的主要景象时，现实世界所充满的自然与属人、潜在与理想、主观与客观、必然与自由等种种矛盾就将在极短时间、极广阔的范围被推向更加复杂的境界。
再从实践活动本身看：实践活动是沟通人与世界的桥梁，没有这座桥梁，人和世界的矛盾就很难统一。在信息时代到来之前，人的实践活动主要呈现为物质活动。这种物质活动是“人以物的方式活动换来物以人的方式存在”；是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来直接变革现实世界，并由此生产出各种物质资料，以满足自己生存发展的需要。在这样的物质活动中，人的精神活动尽管起到了巨大作用，但由于科学技术和哲学对信息都处于茫然状态，以致精神活动在无法获得圆满解释的情况下，最终被归结到物质活动方面，成为由物质活动决定，但却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能动方面。这样的归结，今天看来尽管充满还原主义气息，但它基本符合信息科学技术产生之前人实践活动的实际状况。
不可否认人的物质活动也充满复杂性。这不仅表现在活动方式或活动内容的多样性、多层次性上，而且还表现在活动过程的风险性，目的与手段的不对称性，活动后果的不确定性。不过这些复杂性比起信息时代物质与信息相互作用下的复杂性来说，其复杂程度相对较低。一方面，物质活动对物质实在性的依赖，使物质活动的展开速度相对缓慢，往往需要耗费相对较长时间才能完成，而这样的活动，其作用范围也相对有限，实施这样的活动还需投入相对较高的人力、物力、财力。正因如此，个人的行为往往也只有在和他人的直接相互作用下，才能得以放大。另一方面，由于物质活动更直接地与人的生存活动相连，其活动过程中的风险主要来自于人知识技能的有限性与现实世界无限性的矛盾。理论上说，风险的确和机遇相伴而生，但在具体实践活动中，风险给人带来的威胁和损失，又有谁还敢于仅仅从理论上来考虑问题呢？事实上，近代以来人对科学知识的渴望，很大程度上与规避风险有关。
而在信息复杂性影响下，人实践活动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便会突破物质活动实在性的制约，成为人自身也无法预料、无法控制或无法把握的超级复杂行为。一方面，信息独特的时空特性，使实践活动的展开速度极快，耗费时间极短，作用范围极广，而实施这样的活动除了需要对相关信息设备（物质材料）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外，其他方面的投入相对较少，兴许只需轻轻地点一下鼠标。这样，个人的行为在借助信息设备条件下很容易被放大。但另一方面，信息活动并不仅仅限于人的生存活动。人的精神活动，包括他对价值的判断和选择等活动，本身都属于信息活动。邬焜对此问题已作比较深入的研究，在此无需专门论述。详细内容可参见他有关信息哲学的论文或专著。人为了实现自身本质、显现自身价值，可以借助一定信息科学技术手段，对自己的精神信息加以创造、显示、加工和传递。在这种情况下，实践的复杂性、高风险性就不仅与人知识技能的有限性相关，而是更直接地与人创造、显示、加工、传递自己精神信息的价值选择相连，即人究竟希望创造、显示、加工、传递自己精神的哪些信息。这样一来，要在信息时代规避实践活动所面临的风险，除了需要更进一步增进人的知识技能之外，更需要提高人在价值判断、价值选择方面的智慧，而这恰恰将实践复杂性推进到更高层面。
四、实践复杂性与人在实践中的价值智慧
以往在物质实践为主的实践历程中，实践风险性主要来自于人知识技能的有限性与现实世界无限性的矛盾，人自身的价值观、人在实践中的价值智慧对实践虽有影响，但受物质实践实在性限制，这样的影响相对有限，再加上人们为满足自己精神需要、为实现自我而进行的创造，往往需要借助复杂的物质实体，并服从物质实体时空结构的制约，因而这样的创造即便会带来一些不可预料的后果，其影响也是比较有限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实际生活状态，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认为提高实践能力就是提高人的知识技能，人在实践中的价值智慧几乎被排斥在了“实践能力”之外，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科学技术，而价值智慧则被简单归咎到一种服从于科学框架的伦理科学之中，以致被一些人看做是“弱者对强者的限制”。
但在信息实践成为实践主要方面的今天，人自身的复杂性与信息复杂性处于一种不可避免的叠加状态，人只要在信息时代展开实践活动，就有可能遭遇信息复杂性。更别说是人为了实现自我，体现其自己的价值而借助各种信息手段展开的各种创造性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在实践中的价值智慧对实践的影响，恐怕并不亚于人是否掌握相关的知识技能。换句话说，实践复杂性往往导致实践后果的不确定性。而这样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意味着现有实践后果有可能给人的发展、人的自由解放、人新一轮的实践带来意想不到的机遇；而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它有可能对人现有的生活环境、社会关系、人自己的身心健康等带来巨大破坏。可以说，知识技能与价值智慧是相互渗透、交织在一起的，它们共同影响着人实践的风险，共同关系到人实践的成败。
实践复杂性既然与“人的复杂性”和“信息复杂性”的相互叠加紧密相关，那么，控制这两方面的复杂性，也就意味着控制了实践的复杂性。然而，实际情况是“信息复杂性”是信息本身具有的，它并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可以通过科学技术揭示、认识这样的复杂性，却并不能消除这样的复杂性。伴随信息科学技术对信息的开掘、利用，信息复杂性的显露将更加广泛、深入。因此要使信息时代的实践后果有利于增进人的发展、有利于增进人的自由解放，有利于为今后实践开辟更美好的前景，人只能对自身复杂性加以控制。但这样的控制同样是相当有难度的。因为人本身就是复杂的两重化存在。在人自身的生命中就包含着肯定与否定、自然与超自然等诸多矛盾。不过，相对于信息复杂性来说，人自身的复杂性毕竟还是与人的主观因素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对实践复杂性，人不是毫无作为，而是应当在相关知识技能基础上，发展自己实践的价值智慧，使实践在人价值智慧的作用下，朝着有利于人的发展、有利于人的自由解放的方向迈进。
按照赵馥洁在“世界价值哲学论坛西安峰会暨第十届中国价值哲学研讨会”上的看法，价值智慧是人们在价值设定、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价值评价等方面的智慧，是人们价值观的核心方面。事实上，价值智慧之所以如此有魅力，就在于它能使人克服自己心灵的狭隘、思想的偏执、灵魂深处的自我中心主义，从而使人成为人，成为高尚的人，成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在信息实践日益成为实践主要方面、主导力量的今天，我们的一切实践活动都和信息、信息科学技术相粘连，我们在实践中的价值智慧兴许更应当体现在使人明确怎样的生活才更像是人的生活，怎样的方式或状态才更像是人的方式或人的状态，怎样的实践才更是有益于人的实践。只有明确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更好地克服自己在存在方式上的盲目性。
实践的确建立了人与世界改造与被改造的对象性关系。但除了这一点，还应该看到的是这种关系在不同时代其内容和形式是不相同的。一些学者在讨论这种关系时，似乎并没有深入研究这种关系的内容和形式在信息时代和工业时代究竟有何不同。于是，他们仍然以在工业时代人们思考这层关系的思维逻辑来对待这种关系，不仅将这种关系理解为简单线性决定论关系，而且在对这种关系不作任何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就公然断定这种关系具有天然至善性，并以这样的断定来作为哲学思考的前提。这在信息实践正逐渐成为人实践主要方面的今天，是很成问题的。因为通过信息实践，实践本身的复杂性正越来越鲜明地显现出来，意味着：1人与世界改造与被改造的对象性关系不仅是多层次、多方面的，而且还很有可能是非对称、非线性、非确定性的，这使得“人以物的方式活动”，未必能够必然换来“物以人的方式存在”。2人与世界改造与被改造对象性关系的至善性并不完全取决于人在以物的方式活动之后，是否换来了“物以人的方式存在”，它还取决于人这个实践主体对待这一关系本身的态度。如果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在对待人和世界改造与被改造对象性关系时采取一种盲目态度，将这种关系仅仅理解为单纯生存关系，不再去探索除了这种基本关系之外，已经掌握了信息科学技术的人还可以再赋予这种关系以什么样的新内涵，那么人就很有可能被这单一的生存关系所窒息。因为他所掌握的先进信息科学技术，很有可能在这单一生存关系限制中改变性质，即由满足人生存需要的必要条件转变为实现人贪婪欲望的工具，最终成为毁灭人的帮凶。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与世界改造与被改造的对象性关系，不仅谈不上至善性，简直就是可耻的、灾难性的。
事实上，人和世界改造与被改造的对象性关系可以是多重的，除了生存关系之外，至少还有审美的关系。解决生存问题是人改造世界的主要动因，但这却不是唯一的动因。人改造世界除了为自己的生存发展提供物质生活资料之外，还在于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确证自己的生命存在，确证自己是人而不是物。从这一点来看，这其实是在为自己提供精神生活方面的资料。因此，正是在这样的改造中，人才真正会感到自己生命的意义、感到作为人的那般快乐和幸福。以往在物质实践中，受物质实体性限制，人和世界的这种审美关系一方面不得不服从生存关系，另一方面，对个人来说，个人要在创造世界中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并在这样的创造中感到幸福，往往要受到各种物质条件的限制，所以，这种审美关系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建立并实现的。也正因如此，人们才只能将自己在实践中的审美需求降低为某种无限扩大的生存需求，并以满足生存需求的方式来满足审美需求，于是才导致消费主义盛行，环境遭受破坏，资源遭受浪费。这正是人在存在方式上的盲目性的危害之处。
在信息实践成为实践主要方面的今天，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人与世界改造与被改造的对象性关系作为一种生存关系一定程度上正在退居次要方面，而审美关系却有望得到充分显现。因为信息科学技术、信息科学相关知识，为每个人超越人和世界改造与被改造的单一生存关系，从而建立一种属于自己的审美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不仅如此，当每个人都利用自己的信息条件，并试图通过信息实践来展现自己的本质力量，来获得实践创造的快乐幸福时，人和世界改造与被改造对象性关系的审美关系也就不再具有某种神秘性。而所有这些都为人们克服自己在存在方式上的盲目性，自觉优化设计能够将人带入美好未来的新型存在方式创造了条件。而要使这些条件转变为现实，人就必须意识到实践只是自己的存在方式，决不是自己本身。如何使这样的存在方式在信息时代的复杂条件下焕发出美丽的光芒，仍然需要人自己拥有崇高而伟大的价值智慧。也只有这样，才能是人使自己在实践中克服心灵的狭隘、思想的偏执、灵魂深处的自我中心主义，并以和谐、审美的眼光和心境来对待自己的复杂世界。
参考文献：
[1]邬焜、李琦：《哲学信息论导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维纳著作选》[m]，钟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3]邬焜：《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4]《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陈嘉映：《哲学科学常识》[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
[6]高清海：《哲学的奥秘》[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