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论思想解放的价值
赵本义
（西北大学社科系副教授）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凸显的成就是社会物质层面的巨大变化，但当要全面审视改革开放30年的社会场景时，我们应该看到是当代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生活发生了深刻的转变。这种转变是改革的先导和契机，而且对改革开放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思想解放过程中的深层问题也日益显露出来。本文试图从思想解放的典型历史案例及其一般过程给我们所提供的诸多启示来解读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及其前景。
一、人类自我解放的三部曲
当代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当代中国人也似乎特别关心思想解放。观念陈旧，思想保守被人们认为是落伍于时代的标志，甚至是造成社会发展缓慢的根本因素，由此而造成的贫穷与落后往往不会赢得人们的同情和帮助。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使人们思想大解放。思想解放成了当代中国人一个共同的价值诉求，它把我们带回到人类思想解放的历史场景中。
从思想解放的历史场景中来看，思想解放并不是当代人或中国人所遇到的话题，而是一个历史话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人类的一个永恒的话题，以往的某些历史阶段中的人们的思想解放比当今时代人们的思想解放也许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价值；中国人的思想解放也往往比不上某些民族思想解放得那样宏大和深刻。在我看来，这一结论是从人类思想解放的历史过程的基本规律可以领悟到的。
人类的思想解放，更宽泛一点说人类的精神解放，本质上是人类的自我束缚的解锁问题。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对人类的束缚而言，有二类：一类是自然束缚，另一类是来自人及其社会的束缚。对自然束缚而言，人与动物并无不同。这种束缚是外在的，强加给人和动物的。在这方面问题的重大区别在于人与动物的解锁工具不同及其效果和后果各不相同。另一类束缚是动物没有的，这就是人所特有的精神束缚、思想束缚和社会束缚，这是人自己加于自己的束缚，是人的自我约束状态，这种约束的根源就在于人有精神性、思想性和社会性。这三者在把人提升到高于动物的境界的同时，也给人们套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思想包袱和社会重压，或者说，从一定的意义上看，对人而言，思想、精神重压和社会本身就是束缚。精神的向往便是信仰，思想的成果便是理论，社会的形成便是价值的整合。于是，信仰、理论和社会是人的自我束缚，要真正的彻底的解除这种自我束缚，就必须消解信仰而不是用一种新的信仰去加以替代。从历史过程上看，往往是用理性哲学或思想去消解信仰，但与此同时，人类给自己又套上了思想束缚或理论束缚，理论束缚的解除是社会的实践过程，但这又给人们套上了社会束缚，解除社会实践整合中的束缚就是当代历史的基本任务。因此，我们也可以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理解为本能的束缚阶段和自觉意识的约束阶段，而在自觉意识的约束阶段中，则表现为信仰约束、思想约束和实践约束三个阶段。
二、信仰解放
信仰束缚阶段曾是人类历史相当漫长的一个历史阶段。这一历史阶段的最高成果就是形成了绝对的唯一神观念，这在犹太古代文化中表现得极为突出，当然古希腊文化和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印加文化中都有充分的表现。但有的民族在没有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实现了信仰解放，而有的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才实现了信仰解放，在这方面的案例有古代希腊人从宗教神话崇拜中解放出来、社会下层的犹太人从犹太教分离而形成新的理性宗教——基督教的解放运动、西方近代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国春秋时期的信仰解放运动、西方近代的启蒙运动。
第一个案例从总体上是历史的喜剧，尽管表现在苏格拉底身上具有一点悲剧色彩。柏拉图通过“洞穴比喻”深刻地揭露了这一过程中的深层问题，主要是持有理性的，主张社会正义的，试图建构世俗理想社会的哲学家与处于洞穴中的被锁链捆绑着而不能实现灵魂转向的、以幻影为真实的人们之间的冲突，简单地说是哲学家与信仰俗众之间的冲突。核心问题是什么是正义，主要症结是好的城邦何以可能。柏拉图的基本结论是于其灵魂有益的东西就是善，一个人要是不懂得“善本身”或一般说来不懂得善的理念，那他就不可能是正义的。
因此，按照柏拉图的思想，这实质上是用思想所打造的城邦社会去替代由宗教信仰和传统习俗所建构的社会。世俗政治与讲求理性的哲学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建立在社会普通正义的基础上的。且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城邦政治的基本要求来看，城邦要求理性的统治，现实社会中，统治城邦的人却非哲学家，而哲学家又不愿再进行统治。唯有双方都彻底的改变才能实现哲学家与城邦之间本应具有的和谐。因此，最大的问题在于说服哲学家投入社会和社会愿意接受哲学家（理性）的改造，结果两者是背道而驰，以失败而告终。
对古代信仰社会所实施的用理性手段去进行解放的方案却得到一个混血儿——信仰与理性错综纠葛的社会。这方面的案件是古犹太人的宗教信仰解放，如果我们去认真地比较《旧约》与《新约》之间的差别，在宗教信仰上的某些基本主张一致的前提下，两者存在着重大的差别。《旧约》是以神话、传说、寓言、故事表达的宗教信仰文献，而《新约》是以神迹、故事夹杂着交谈、说理、论证的信仰文献。前者几乎没哲学理性的背景，而后者却有着古希腊哲学理性的支撑，是用加裹着理性的信仰对传统宗教信仰进行消解的一种信仰解放形式。
三、思想解放
如前所述，当用思想或理性去解放信仰时，历史过程显示的完全与那些哲学家所构想的不同结果而出现，这就是上述所说的，理性与信仰的混杂状态，这从而也必然导致对这种状态的克服，或从这种状态中解放出来的问题。对宗教信仰而言，这属于宗教信仰的二次解放，对思想而言，它又属于思想解放。因此，从思想解放的主要形式有两种，一种纯粹的思想解放，另一种是针对信仰思想整合状态的思想解放。前者的典型案例是西方近代的启蒙运动、中国近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后者的典型案例是文艺复兴运动，这包括宗教改革、人文主义和自然科学意识的觉醒。如果要按罗基尔培根和弗兰西斯·培根的假象理论来理解思想解放的话，这种解放是克服剧场假象和市场假象的解放，是针对思想权威和理论权威崇拜的解放，本质上是诉诸个人权威和实践权威。
这方面的第一个典型案例是路德的宗教改革，个人主义的张扬导致了社会公认的是非标准以根据个人理性来判断，但是路德解放不具有彻底性。马克思评价说：“路德战胜了信神的奴役制，只是他用信仰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从本质意义上看，路德的宗教改革实质上是针对宗教理论权威的改革，只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恢复个人信仰的权威性来实现的。
哲学家为什么不愿统治？由于把知识作为一种必需之物而加以追求的欲望居支配地位，或由于认为哲学是最令人幸福愉快的财富，哲学家们无暇俯身一顾人间事务，更不用说去关注它们了。哲学家们相信他们在有生之年已经稳稳安居于城邦的快乐岛，因此只有强迫才可以使他们参加正义城邦的政治生活，因为正义城邦视正确培养哲学家为其最重要的任务。正因为知道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务，世间事务对哲学家才显得是微不足道的。哲学家的正义——他们避免欺骗其同胞——恰恰来自非哲学的生活，因而特别是政治生活，就像洞穴居民（即非哲学家）只看到制造物的影子。就是说，他们按其对正义和崇拜事物的意见，而且是立法者的命令所允许的即因袭的意见，来理解他们所知觉到的东西，而且他们不知道他们最珍视的信念也只不过是意见。因为连最好的城邦也难免会陷于谬误，即使是高尚的谬误。可以预料，完善的城邦所依赖或它们所相信的意见将不会是真理。恰恰最优秀的非哲学家或好公民热衷于坚持这些意见并因此激烈地反对哲学，因为哲学总是企图超越意见而趋向知识；大众是不可能被哲学家说服的，在较早的一番论证中我们就自信地假定过这一点，这是哲学与政权的一致之处。所以，极不可能的真正原因，哲学与城邦的倾向是背道而驰的。
苏格拉底看到，要克服城邦与哲学家之间的自然的对立是困难的，所以他才从与人的自然本性相符合意义上的正义城邦是否“可能”的问题，转向了通过改造现实的城邦而加以实现意义上的正义城邦是否“可能”的问题。
任何思想解放都不可能脱离特定的社会氛围，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这种特定的历史境遇必然制约着思想解放的内容，或者说，特定历史境遇下的思想解放正是通过其具体的特殊的内容来显示自己的特征的。从内容上看，中国当代思想解放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破除人们对真理和理论观念的拜物教。这种破除是通过在哲学领域对真理标准的正本清源，重塑和强调真理的实践标准来加以实现和开启的。统观各种思想解放，其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对既定思想权威的否定和对运用自己理性的肯定，就是要破除对既有思想观念、理论体系、文化传统、政策体制和法律规范的顶礼膜拜。对思想权威的顶礼膜拜，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其表现形式和依据是不同的。观念拜物教的形式多种多样。如有上帝之约的崇拜，祖宗之法的崇拜，伟人思想的崇拜，领导意志的崇拜。导入这种崇拜的理智因素和情感因素因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而各具特色。如因曾为经验证实所导入，因理论逻辑而导入，因取得实际的功效而导入，等等。当代中国对思想权威的崇拜的主要形式，已经不是宗教教条和祖宗之法了，权力意志的崇拜也正在淡化，而主要是对伟人思想的崇拜。这种崇拜，是通过确认这种思想权威的永恒真理性来加以实现的，并且为以往的经验和理论论证所加强。本质上是信仰，但其依据却是扭曲了的理性原则。这是在理性辉映下，观念崇拜的一种新形式，实质还是对理性能力缺乏信心。因此，思想解放首先要破除这种禁锢人们思想自由的“真理”崇拜。从真理的过程性、发展性和思想观念的可错性上来理解指导我们的思想理论。从事物发展的现实性上，来寻求我们的应变之策。从广阔多样的文化和理论源流中，不带偏见地吸收营养要素。
其次，破除人们对社会的制度和规范的拜物教。这种破除是破除真理拜物教的必然结果，既是破除真理拜物教的理论逻辑的必然归宿，也是前者在功能领域中必要的深入和拓展。在回归到真理的本原标准——实践之后，必然产生真理的功能问题。这是实践标准的应有之义，也是对真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追问。真理的实践标准，完全地把人们对真理和理论观念的探索，投影在行为指导和功效价值的视域中，关注理论的实践功能。真实性、真理性凭借有用性、价值性来支撑。因此，从理论逻辑的角度上讲，当观念体系领域中真理拜物教破除之后，人们对作为观念体系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形式——制度和规范的本质也有了清楚的认识，不再把制度和规范理解为恒定不变的东西，更多的是从它们服从于社会实践的需要，而不是是否是真理的实现来理解。从功能意义上讲，思想解放的社会要求和目的，是非常具有实践性的。它并不仅仅只局限在思想观念的领域中，更重要的是要求对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有所作为，要求在实践层面上突破僵化的体制和规范。因此，思想解放更为关注的是人们在社会体制和行为规范上的解放。它不仅要实现观念领域中的变革，更重要的是要突破思想层次，进入到实践层面，破除对体制和规范的拜物教。这才是思想解放的实质要求。只有在实践层面上实现了思想解放，思想解放的巨大功效才能充分发挥。“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思想解放就会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就会推动社会迅速前进。中国当代的思想解放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正是人们在制度规范等实践层面上，破除迷信，尊重实际，大胆甚或冒险探索，才有了社会的重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