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痛苦
“有人来看他，这太好了！”负责第三号轻伤病房的女护士玛莉恒说。她用小蓝眼睛很亲切地看着杂役兵贝尔廷，“他的病怕不能好了。他好像无止境地在沉思。请您只告诉他一些好的消息，哪怕是根本没有的好事也好。现在，请您稍微等一会，”她要求说，“我马上给你们带吃的东西来。”
她像母亲一样摇着头，离开寂寞的病房到厨房去了，她和女护士安恒和路伊塞小声说着话。
保尔的病床紧靠着窗户。十八张病床只空着四张。在中间的过道上面悬挂着三盏电灯，但只有一盏带有蓝色纸罩，发出很暗淡的光亮。
“你坐近些，伙计，”保尔以十分微弱的声音说，“他们都睡了，女护士也到外边去了。也许我俩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单独谈话了。”
贝尔廷很激动地望着排字工人保尔那张变得非常生疏的面孔，仿佛彼此从来也没有见过面。保尔面色如土，晴淡无光，好像中世纪画上刚从十字架上卸下来的基督的脸色一样。他的两颊长了很多褐色的长茸毛，他那顽固的额头突出得更加明显了。扁平的鼻子，特别明亮的眼睛，嘴唇上长着稀疏的胡子，两道浓眉，嘴角上显出了很深的皱纹。他把被子一直蒙到下巴底下，整个遮没了他那短短的脖子，在贝尔廷一向熟悉的这张面孔上，除了充满痛苦的表情以外，简直没有剩下其他任何东西。
“这里一切都不错，”保尔说，“这里的人们都很有礼貌，而且可以吃得饱。然而，他们对我的照顾却不能使我脱离痛苦。我觉得自己还不到该死的时候。”
贝尔廷同情地摇摇头。威廉·保尔过去的确不是这样的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最近几年间，与一切“轻微事件”一起发生的事情，就是他的大脚趾被医生迅速地割下去了，因为不能再拖延了，血里的毒已经攻到脚心。人们把保尔抬到擦得很干净的手术台上，用皮带把他捆好，按住他，然后开始动手术。
“伙计，他们没有给我打麻药，在我神经十分敏感的情况下，他们就狠着心无情地给我动了手术。”
战地医院院长不但毫无怜悯的心情，而且还跟排字工人保尔说，不应该因为这点小事就大嚷大叫！若是治好了，他应该高兴，因为脚肿会直接往膝盖上发展，皮肤会随之发红，发黑，若是一定非得再动第二次手术，还是没有麻药。
幸而动过一次手术就行了。但是，战地医院院长还是感到很奇怪，因为杂役兵保尔的伤在动过手术以后并没有丝毫好转。
在换绷带的时候，保尔尽量克制着自己，咬紧牙关，一句话也不说，但是他浑身直哆嗦，几乎晕过去了。有一次当某些人认为保尔是“假装病”的时候，参谋部医官慕尼赫博士向医师助手和知识水平高的男女护士解释说：“一定有一种什么东西钻他心里去了。”慕尼赫博士把这种病叫做“心理创伤”，说是由于他幼年的痛苦遭遇和身体的畸形发展所引起的。但是，如果治好了，还可以从摩擦体验到生活的愉快，而且有上进心。直到现在为止，他显然还没有摆脱痛苦的束缚。“伙计”保尔自叹着说：“凡是世界上存在的东西，都在刺激着一个人，直到彻底刺痛他的心、他的脑髓，并且反复折磨他……这种情形是与涂着蔚蓝色天空，明媚耀眼的阳光和鸟儿的婉转歌声非常不协调的，这种景况只能与进行着残酷战争的社会相合，只能与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社会情况相合。一个人从生下来就给别人当牛马，而自己却遭受贫困和饥饿，尽管他具有能为人类造福的杰出的天赋，也同样逃脱不了这种悲惨的命运，这是多么值得令人诅咒的社会……”
他沉默下来，闭上眼睛。
“这简直是一个大屠宰场”他又摇摇头接着说：“这永远是一个大屠宰，然而这只是在目前，在战争时期，到处都一样，我们是这个大屠宰场的牺牲品，为了这个大屠宰场而饲养着我们，为了这个大屠宰场而训练着我们，我们为这个大屠宰场劳动着，最后免不了还是死在这个大屠宰场里。这就叫做生活！”
他的呼吸紧迫，他把手伸出来放在裤子上，肤色像蜡一样白。贝尔廷发现自己竟不自觉地在保尔的手背上寻找被大铁钉子钉破的红色伤口。几滴眼泪从保尔的右眼角滚了出来。贝尔廷心里想，天哪，我刚才还在为一盘牛肉汤落泪呢！“绝对不能再做这个大屠宰场的牺牲品，”保尔又说下去，他的声音很低，病房里的其他伤兵已打起了鼾声，“重要的是先让人们都认清这一个大屠宰场。”
“只要我们有力量。”贝尔廷严肃地同意说。
“而且也只有我们有力量。只有用非正义行为下的牺牲者能消除非正义的行为。只有被压迫者才能结束人压迫人的现象。被当作炮灰的人们，而且也只有被当作炮灰的人，绝不会是别人，只有他们才能使制造军火的工厂停止生产。谁能从军火生产获得利润呢？从军火生产获得利润的人怎么能消灭这些痛苦呢？”
从军火生产获得利润的人是绝不会而且也不愿意这样做。
贝尔廷很高兴，保尔能够倾吐出反抗资产阶级社会的肺腑话，使他的悲痛思想消除了。
“这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了！”贝尔廷说，“聪明人应该自愿地放弃自己权利的三分之一，以便能够顺利地获得其他的三分之二。”
但是，保尔不同意贝尔廷的这种看法。因为贝尔廷所说的情况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任何人都宁愿紧紧地掌握三分之三，而且要尽量掌握得更多。因此，无产阶级必须跟资本家阶级进行清算。
贝尔廷想，痛苦正在加剧。于是他大声说：
“但是，也有很好的资本家。”
保尔勉强地张开嘴唇，用低微的声音驳斥贝尔廷的说法，他主张首先必须消灭不正义的整个资本家集团。
“倘若他们先劈断你一个手指头，那么你就首先要用你的整个生命去消灭劈断你手指头的现象。一下子把一切话都说出来，倒也挺痛快。在这里，爱吵嚷的护士和屠户一样的外科医生来回巡视着，伤兵躺在病床上，脑子里所想的只不过是明天早晨喝什么汤，女护士到底跟谁睡觉了，是跟医官还是跟军官睡在一张床上。有时，这些情况使我狂暴起来。统治阶级真是压迫得我们太苦了！”
贝尔廷偷偷地看看手表，保尔注意到了贝尔廷这种举动。很自然地理会到了贝尔廷的思想：明天他还有繁重的工作，该回去睡觉了。
“那位好心肠的护士小姐马上就回来，因此我们有话要赶快说。”
倘若保尔病好了又回到工厂里去作工，能把贝尔廷安置到什么地方工作，贝尔廷是否会要求到报馆里去工作？从拼版到排版工长，这是必须走的，而且也是最牢靠的路程。任何机关都认为报纸必须是鼓舞人们情绪的东西，在早晨也好，在中午或晚上也好。
贝尔廷陷入沉思中，仿佛遭受痛苦的人要证明自己的事业是正确的，证明自己能从这里找到出路。保尔是不是过于低估了困难呢？保尔很急躁地否认这一点。
“你到柏林后，是买票去参加晚会，还是到工厂里去参加工人大会呢？你是不愿意替我写一些宣传标语，号召军火工厂的工人考虑举行罢工你愿意这样做吗？”
贝尔廷望着排字工人保尔的像蜡般的枯黄面孔，现在保尔的身体比以前更加虚弱了，他已经决心要与不正常的现象作斗争。贝尔廷的脑子里展开了思想斗争：克罗辛从右边来拉我，保尔从左边来拉我，他们到底为什么都来拉我呢？为什么不让我安静下来，听一听我的心底里究竟想些什么呢？他痛苦地攥紧拳头，胳膊向下垂着。让我自己行动起来吧！但是，保尔理会错了他的手势。
“好，”他小声耳语道，“好极了！”女护士玛莉恒来到了身后边，贝尔廷站起来了。
“若是你办妥了，威廉……”贝尔廷笑着说。
“你快些再来。”保尔要求说，唇边也露出笑容。
贝尔廷心里想：他的笑是多么美呀。女护士挥了挥手里拿着的一个小包，向他表示感谢。
“两块白面包夹着一块肥肉。”她解释说。
“对这样的面包，任何人都不会有反抗情绪的，”贝尔廷感激地说，“我带着在路上吃吧！”
“这是你做好事的报酬。”保尔开玩笑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