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八十六、让我哭瞎了眼睛
严冬来临,我再次陷入困顿。比我晚下乡5年的大弟也招工回城了。
我大弟插队的地方,恰是我春天去开会的那个县,万老师就在他们县的知青办。夏天,万老师到我家来拜访,认了老乡。
我家大弟原本被招进一个街道的钣金厂,集体企业。万老师得知消息,马上写信告诉我妈,我妈觉得这集体企业太不靠谱,当机立断,动身去了我大弟的公社,要阻止我大弟办上调手续。
在公社,核实了万老师传递的消息千真万确。我妈更加焦急,就想徒步赶到大队去。在公社小镇街头,她忽见有一群知青在闲逛。我妈灵机一动,便向他们打听,他们居然都认识我大弟,说我大弟已经随生产队的大车,前往镇粮库卖粮去了。
我妈连忙托付他们,如果见到我大弟,赶紧告诉他不要卖粮,回大队退掉招工表。
我妈就风尘仆仆,赶往大队交涉。
这事以后,万老师打了包票:我们县招工机会多的是,下一批有好的机会,再让他走。”
果然数月之后,省城一个研究所食堂招大师傅,我大弟顺利通过,进了研究所。虽然干的是揉面团的活儿,但毕竟沾了一点儿仙气,有较好的氛围自学英语。这对他后来考上名校物理系以及出国留学,都大有裨益。
我的情况,比他复杂多了。我插队的地区,工业不发达,招工名额原本就少,又存在着地区本位主义,企业不大愿意招省城知青;再加上大队欠了我们家钱,根本就不想放人。几个因素叠加,我就成了受困的蛟龙。
从我大弟招工的顺利程度来看,我的出身问题,对招工来说,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我的困境,家里也想了办法。我父母他们一批“五七战士”在我们公社下放时,多蒙原魏书记关照,现在魏书记高升至县委书记,又进一步升至地委要职。
能拯救我的,非他莫属。
我父母单位的一帮前“五七战士”,就联合在省城请魏书记“撮”了一顿,以示感谢他当年的关照。席间顺便带出一个重要话题,就是关于我的前途。我父母倒还没说什么,其他人则把问题说得很迫切。
“酒杯一端,政策放宽”,是不是这样呢?魏书记当年见过我,对我有点儿印象。不过他有原则,其答复与领袖的一模一样:容当统筹解决。”
这个承诺,到底算不算数?谁也没有底。算是尽了人事吧,最后还得听天命。
入冬以后,大概是国民经济有所好转,我地区的招工指标也多了起来。又一批招工过后,连72、73年下乡的小崽子都有走的了,还是没有我。
这就是明明白白的羞辱了。
一个青年农民同情我,晚上摸到我们集体户,找我出去谈心:“他们说你的话,太不好听了,说你将来连个老婆都娶不上。”
我很感激他,但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儿——这一位,是土话中叫做“二百五”的那种人。难道只是智障者,才有正常怜悯心吗?
我们集体户去年新插进来两个省城知青,一男一女,大概在大队有什么关系他们是草根出身,对我尤其仇视,扬言要是我通过了招工,他们就到县知青办去告。
集体户几个女生同样是草根出身,但也看不过眼去,偷偷告诉我:那两位曾经密谋,以后如何如何到大队去打小报告,“让他一辈子出不去农村,让他哭瞎了眼睛”。
人心险恶,何至于此?
我当时确实极为烦恼,一股急火攻心,视力急剧下降,看什么都模模糊糊的。我眼睛近视,原本不戴眼镜也能对付,现在,非得戴上眼镜不可了。
寒风中,我在颤抖——是他们的诅咒灵验了?
八十七、又在读书
1975年的11月。东北的初冬,有一种近乎无限透明的清寒。夏日的繁华全消,所有的生机都已停滞。
我母亲又从单位图书馆给我借到了几本书。
一本是法郎士的长篇小说《诸神渴了》。这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老版本,里面还夹杂着许多繁体字,封面是淡青色的,有一大朵刺目的红花,保存得很好。
这类书,各单位工会图书馆都有收藏,但借阅的人几乎等于零。在封三用手工粘上去的小纸口袋里,借阅卡上是一片空白。
时代是急景凋年,行色匆匆。鲜花虽有,但人们皆已无心看花。
《诸神渴了》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主角是一个雅各宾党人,青年审判官,姓氏我到现在还记得,叫做“甘默兰”。
雅各宾党人当年以鲜血维持专政,对盟友吉伦特派都不能相容,斩杀勿论。甘默兰是狂热分子,日日把人送上断头台,却也有私下里的恐惧:“万一失败……”
他有一个情妇,原是妓女一类,两个日日说恩爱。“热月政变”后,轮到甘默自己被送上断头台,赴弄的时候,受到愤怒民众的辱骂。甘默兰尚未就戮之时,那情妇便又投入了“复辟派”青年的怀中。
那时候,商务印书馆出过一套《法国革命史》,上下两卷,作者是马迪厄。嗜书的青年大抵都要买一本,对那一段历史并不陌生。再看文学演绎的法国大革命史,分外有感受。
法郎士是法国作家,《诸神渴了》是他获诺贝尔奖的主要凭依。据说,“甘默兰”的身上有罗伯斯庇尔的影子。可惜,这书一直不在中国“评论家”的视野内。
我母亲借来的另一本书,是版本很早的苏俄散文选,封面已然失踪,里面有苏俄作家普里什文的《林中水滴》节选,行文空灵之至。
12月初,我回到省城,若兰忽然找到我家,跟我激动地谈起:我看了一本《斯巴达克斯》。”
《斯巴达克斯》不算入流的小说,无非是“英雄加爱情”。也许是,正面人物有爱情,在我们这里是不允许的,所以涉世未深的姑娘看了,分外激动。
若兰念的是大学化学系。若兰的父亲是右派,怕女儿重蹈覆辙,坚决不同意她进中文系。
过了两天,晚上我去了她的宿舍,看看她的环境,见识见识大学。若兰并没有多大变化,仍是淡淡的忧郁,那样的环境,可以想见并非她的乐土。
若兰对我说:你有一个中学同学,跟我是同班,那天偶然聊起了你,我去找他来。”
这位同学,自打“文革”起我就没见过。据说他的父辈是天津的大资本家,就是那个著名的“三条石”之类的,因此他没有参加学校的任何运动。这次见面,他风貌大为不同,简直是神采飞扬。
我又想起了在地区勘探队的小莉,也曾是这样地说笑不止。
这毛病我后来也犯过。
见到若兰,我心中又宽慰、又感到刺痛。
她送我出来,那一片清寒的阔大校园,只有我和她踏雪而行。“沙沙”的脚步声,又显得很不真实。
八十八、死而复生
12月,我们县冬修水利,拉了10多万人上辽河,把弯弯的河道裁弯取直,把河堤修整出漂亮的斜坡来。
冬修水利,本是农业集体化的一大优势,不过,这辽河工程纯粹是“面子工程”。工地的技术员敢怒不敢言,私底下发牢骚:好好的河道,又没有洪涝发生,‘裁弯取直’不是脱裤子放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