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为了遵循凯末尔主义——1980年9月土耳其军事政变
90.为了遵循凯末尔主义
——1980年9月土耳其军事政变
忠于凯末尔主义的土尔其武装部队是土耳其政权坚强的柱石。每当国家陷入危难之际，这支军队便挺身而出。20世纪70年代末，当土耳其陷入无政府状态以及国家财政濒临崩溃的边缘时，这支部队发动了军事政变，全面接管政权，将国家从危难中解脱出来。新的军政府以铁腕手段治理国家，整顿了社会治安，剔除政权中的弊端，复苏了经济，为未来的文官政府安排了治理国家的原则。
危难之中显身手
土尔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武装部队一向拥有特殊的地位。20世纪半叶的土尔其军队有两大鲜明特点：它是由凯末尔（土耳其民族独立与解放领袖）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建立起来的，是捍卫国家的坚强柱石；它是一支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军队。土军队的职业军官均具有大学学历，军人在社会中享有相当高的地位，普遍受到尊重。因此，土耳其军人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他们与政治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每当国家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军队就出来进行直接干预，仅在20世纪60年代后就发生了数次。第一次是在1960年，土耳其爆发了反对曼德列斯独裁统治的群众运动，但遭到残酷的镇压，国家出现了内战的危机，以陆军司令杰马尔·古尔塞勒将军为首的军人集团发动了政变，接管了政权。第二次是在1971年,右翼保守派的德米雷尔政府的腐败无能导致政治和经济危机，出现了大规模反政府的群众运动，武装部队发表了严厉的声明，迫使德米雷尔政府辞职。因此，土军队在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和威望。
一场灾难性危机
20世纪70年代后，土耳其社会矛盾尖锐，政局激烈动荡，暴力事件不断升级，经济状况日趋恶化。据当年治安当局的统计，全国各种形式的恐怖组织达60多个，其中有的组织甚至开辟“解放区”，割据地方，各施其政，政府的政令在这些地区行不通。仅1978—1980年间，就有5000多人死于恐怖分子之手，被害者有前总理、议员、政党和工会领导人、记者、教授、学生和普通平民，治安当局和司法机构已无力对付，暴力活动和无政府主义已严重威胁到国家政权与社会的稳定。
这些暴力活动与党派之间争斗有着密切的关系。土耳其党派众多，主要有共和人民党、正义党、民族主义行动党和救国党。其中被称为左翼的代表共和人民党和右翼的代表正义党的势力最大，两党长期轮流执政，左右着土耳其政局，它们政治主张对立，形成了相互攻击的两大政治势力集团。
朝野各党派之间的争斗不断升级，与民族矛盾和宗教势力交织在一起，更使社会动乱加剧。由于政治、经济的复杂因素和外来势力的挑拨利用，土耳其的民族和宗教的纷争愈演愈烈。1980年后，邻国伊朗霍梅尼伊斯兰革命胜利的影响传播到土耳其，土耳其临近内战的边缘。
1980年，土耳其政坛还又出现了一件世界罕见的政治奇闻，即奇特的总统竞选之争。4月6日，土耳其第六任总统任期届满，需选出一位新总统，于是，各政党都推选自己的人当总统，互不相让。各派之间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在历时半年之久的争吵中，议会连续经过一百几十轮的投票也未能产生新的总统，出现了世界上罕见的政治奇闻，因而激起了人民的愤慨和谴责，最后只好由参议院议长查拉扬吉尔代行总统职权。实际上，议会此时已处于瘫痪状态，政府运作失灵。混乱不堪的政治局势，使土耳其经济又一次出现灾难性的危机。政府赤字增加，失业率增高，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武装部队接管政权
土耳其武装部队的将领们，面对国家处于政权瘫痪、民族分裂和经济崩溃边缘的危机状态，强烈抨击政客们祸国殃民的行为。他们指责说：“一些政党热衷于个人的争斗”，以及“为了捞取竞选资本”而“煽动分裂和破坏”，最后“为了自己掌权而不惜把国家变成火坑”。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埃夫伦1979年12月写信给科鲁蒂尔克总统，呼吁结束政治上争夺权力的斗争，并要求采取紧急行动对付无政府状态、恐怖活动和分裂主义。可陷于权力之争的政治家们对军方的一次次警告，根本不理睬。于是，埃夫伦与海军司令比伦特·乌卢苏、陆军司令努雷廷·埃尔辛等5人组成秘密“国家安全委员会”，策划政变，决定在“已无挽救的时刻”接管政权。
1980年9月初，以埃夫伦为首的武装部队领导小组开会研究局势，决定发动军事政变接管政权。9月11日夜晚，武装部队已悄悄地进驻首都安卡拉，并占据了各要害部门，坦克和装甲车停留在主要街道。12日凌晨4时，安卡拉电台广播由埃夫伦签署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号公告，宣布土耳其武装部队政变成功，已接管了土耳其的“全部行政权力”，由各军种司令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将负责管理国家事务，并下令停止执行宪法、解散议会和取消议员的豁免权，取缔一切政党、工会和社会团体的活动，还宣布对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实施无限期宵禁，封锁边界和切断与外界的联系。
武装部队政变的军事行动十分顺利，未遇到抵抗。当天逮捕了118名党政要员和各界重要人物。军事行动小组在执行任务中，不滥用武力，未出现无端枪杀事件，保持了土耳其武装部队的良好形象，同时在全国开始搜捕“恐怖分子”，到14日已有5000名“恐怖分子”嫌疑犯被捕。
在广播电视中，埃夫伦发表30分钟的讲话，不断重复国家最近的不稳定、经济危机以及左右两派极端分子的恐怖活动等情况。他指出，1980年恐怖分子的袭击已使5241人丧命，而在1919—1923年土耳其独立战争中死亡的人数只有5713人。埃夫伦表示，武装部队将执掌一切权力，直到文官政府成立为止。
此外，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成员国，发了一封阐述政变原因的信件，以求得到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理解，避免援助中断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埃夫伦和其他政变领导人在政变当天两次召见管理经济的专家，商讨如何复苏经济的问题。
埃夫伦在9月16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了武装部队发动政变的目的：坚决维持国家的统一；同一切无政府状态和恐怖主义作斗争，以保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证国家的权力，维持政府的权威；保证社会和平、民族谅解与和睦；在人权和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世俗共和政体。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公报和埃夫伦的谈话，反映了土耳其武装部队的立场和执行凯末尔主义的原则。
国家安全委员会任命退役的海军上将比伦特·乌卢苏为总理，他组成了有27人的内阁，其中包括5名退役将军、5名教授和8名官僚，组成了一个军人、专业技术人员和行政工作者的政府，排除了党派和政客的干扰，成为贯彻武装部队政治意图的工作班子。这也表示了土耳其武装部队“国家至上”的传统观念。
武装部队接管政权，获得了长期被恐怖活动搞得无法安宁的大多数土耳其人的支持，这为武装部队的接管和施政创造了条件。到9月15日，政府各部门正式开始办公，银行和商店重新开业，学校也开课了，机场和港口恢复了运转。由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宣布增加企业职工的工资，工人也结束了罢工，工厂恢复生产。在几天内，被逮捕的恐怖分子嫌疑犯达万人，并收缴了大批武器，社会秩序得到初步的恢复。
以铁腕手段治理国家
武装部队接管政权后，即以战时的铁腕手段治理国家，解散中央和省、市政府，全面清理政府机构；解散大国民议会和省、市议会，取消议员的豁免权；禁止一切政党活动，拘捕了四大政党的领袖；封闭工会和解散群众组织，并禁止罢工、集会和游行；对全国报刊图书实行检查制度；颁布了军事戒严令，对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国家安全委员会还表示，它将修改宪法、政党法和选举法，建立廉政和公正的政治；提出了精简政府机构和肃清官僚主义的措施，并要求一切公职人员必须脱离政党活动。要求一切恐怖组织必须立即解散，其领导人必须向当局自首，必须向军事当局交出一切武器和弹药。至1981年9月的一年内，共逮捕了约7.73万“危险分子”，其中的111人被判处死刑，收缴了各类武器82万多件。这一严厉惩处的铁腕手段，基本遏制了械斗、枪战、暗杀的恐怖活动。政变前一天死于暴力事件的就有约30人，政变后的1个月仅死亡7人。铁腕的镇压手段，使全国的社会治安状况获得了根本性改善，使全国居民有了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
军政府不顾国内外舆论的抨击，坚持以战时的铁腕手段治理国家的方针，在短期内就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曾扰乱了整个国家的恐怖活动基本上销声匿迹，使乌烟瘴气的土耳其政坛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净化气氛，它使土耳其社会趋向安定，也使经济得到复苏。
点评：
埃夫伦领导军事政变，在对土耳其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在土耳其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次政变虽然严厉的军事管制和治安的铁拳措施，给人民的政治权利和日常生活带来了一定限制，并损害了一部分公民的利益，但它起了阻止社会混乱和共和国滑向分裂的危险。同时，这一军事政变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再一次向土耳其人民重申，土耳其政治必须沿着不左不右的中间道路前进，即必须遵循凯末尔制定的土耳其共和国的建国原则进行建设和发展。一旦土耳其的政治偏离凯末尔主义的原则，武装部队就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军事干预。可见，这种军事政变对土耳其的历史发展和民众的生活不啻是一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