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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去的时候很高兴，觉得一切有人管他，活得踏实了。去了以后，就后悔，因为他离开家后，感到种种不习惯。

疗养院在深山里，再加上有精神病和弱智，所以是封闭式管理。他去的时候，给划分为弱智了。

父亲在那里和一个划分为精神病的人成了朋友，那人祖籍四川，在东四有一个四合院，就他一个人住。他的具体病症是“扩大妄想狂”，表现为他在家门口挂了一个牌子，写着“马列理论研究所”，他自任所长。

他是解放前的大学生，口才很好，在房山疗养院能把医生们都说傻了，说理论不是定论，所有理论都需要研究。他和我父亲一拍即合，两人经常几天几夜地聊天，他还给父亲发了聘书，聘作他的研究员。他的所谓研究所，长期以来只有父亲一个研究员，别人他还看不上。

父亲也没有研究马列，在疗养院里研究的是钢琴。当时戏曲改革，以钢琴伴奏新式京剧《红灯记》，他受了启发，研究用钢琴伴奏传统京剧《空城计》。

房山疗养院在深山里，山形复杂，容易迷路，人很难走出来。父亲就研究北京郊区的地图和县志，最后成功地走了出来。他能从房山区一直走到门头沟区，参加妙峰山的庙会，还有几次走回了北京城的家里，但他从疗养院走出来主要是为了画画。

他背着个画架子，一个人在山里一待好几天。李仲轩是他的外甥，当时在门头沟山区里工作，他只知道李仲轩单位的名称，没有去过，一次越了几十里山路，竟然找到李仲轩的工作单位。

李仲轩在办公室，被门房通知：“来了个怪人，戴个破草帽，背个画夹子，说是你舅舅。”门房觉得是盲流，李仲轩迎出来一见，就叫“老舅”，他则一点不客气，说：“快给我买吃的去。”

不知道他多少天没吃饭了，家里人按路程算，估计是三四天，他提起此事，说是半天。至于他在山里吃的是什么，就不知道了。李仲轩把饭菜买来，他吃完了，才跟李仲轩说话聊天。多年以后，李仲轩跟我谈起这件事，说：“你父亲是个豪爽的人。”

因为他来去自如，在山里的生存能力极强，没有发生过危险，所以疗养院管理人员就对他放任自由了。后来疗养院受时代影响，医生把病人划分成好几派，开始武斗，他就跟那位扩大妄想狂的朋友说：“我带你走吧。”

老哥俩从深山里出来，一路走到了北京城，再也没有回去。

他这么多年不说法语，一讲就是流利的法语。他上课读写从来不翻字典，因为他半夜里看的都是外文书。

八十年代初，他教法语一月能挣四十多块，赶上一个科室干部，真是不错，家里人都很高兴，觉得他的生活终于走上了正轨。但后来一个人把这一切都毁了。

那人原本是个中学的英语老师，三十多岁的小伙子，他抓住招生广告上“随来随教”这句话，一个月交了七块钱，几乎每天都来。

英国历史上有很长时间被法国人统治，英文里原本有很多法语词汇，他是英语专业的，由英语改修法语，起点很高，又几乎每天来，把时间都占了。父亲自己是个才子，所以很爱才，见他进展迅速，就不由自主地主要教他了。

其他学生再也跟不上进度了，人渐渐少了。家里人劝过父亲，说：“你可以把时间岔开，分成几个程度不同的班，别让那英语老师天天来。”

这么简单的办法，就能维持住法语班，但父亲控制不住自己，那个英语老师一提问，就顺着他的需求教了，别人听不下去，这么陪着耽误时间，实在无趣，最后人都走光了。

英语老师把别的学生都挤走了，一个人来上学，还是一个月交七块钱。他学成后就走了，从此再无音讯。

我的父亲（3）

这次的法语班就这么散了，父亲没了教下去的劲头，再没办过班。

父亲养成我行我素的习气，因为爷爷做他背后的大树。爷爷就是我行我素的人，他是名士，怪成什么样，别人也觉得应该。父亲小小年纪，受了影响，爷爷带他去饭局，别人不给他预备勺子，他就旁若无人地直接用手抓着吃，大家觉得爷爷是老怪，他是小怪，将来也是名士。

可惜时代变了，他做不成名士，一辈子饱受世俗诟病。

家里人一直在想，做不成名士，如果他做个大学老师，有固定工作，一辈子活在书房-课堂这么个小圈子里，也能安稳地过一辈子。

我认识一个大学老教授，跟我父亲一样是个怪人。他和家人住同一个楼门，但绝不生活在一起，妻子儿女住一套三居室，他一个人住在顶楼的一套一居室。他一个季节就一套规整干净的衣服，上课穿着回家就脱，其他的衣服都是三四个月不洗。

他的生活用品就是五个暖壶，学校里有打开水的暖水房，他拿暖壶打了开水，把面条往里一放，盖瓶塞闷一会，掏出来就是一顿饭。

那种糟面条能好吃么？但他有生活费，还是受人尊重的教授。所以怪人里也有幸运的怪人，我父亲就没有这份幸运了。

其实我们胡同里没有工作的老大学生很多，老大学生多有历史问题，给日本人、给国民党工作过。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精英文人，但当时大家不这么认为。那些人也都纷纷找到了自己生活的位置，父亲却没有。

父亲在北大念书时，有公派法国留学的名额，奶奶哭着没让去，结果就放弃了。家人后来设想，如果他去了，独自在外国生活一段时间，按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也许会死在国外，也许便将他锻炼出来了——但人生不能假设。

他这种人唱戏能成名角，出家能做高僧，过普通人的日子就一塌糊涂了。我常想，如果他出家做了和尚，或许会很好吧？

积水潭有一座净业寺，老百姓俗称“高庙”，因为修在湖边的假山上，现在改为纪念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的祠堂。爷爷和高庙的老方丈是朋友，父亲年轻时皈依老方丈，做了佛教居士，修习佛法颇有慧根。

老方丈有意培养父亲做自己的接班人，但爷爷只剩这么一个儿子，不会放他出家。老和尚辞世后，庙里的和尚还对我父亲说：“你有资格接任方丈。”积水潭的老邻居有知道此事的，对我说：“你父亲可是位方丈。”

父亲是糊涂人，也做过不糊涂的事，在六十年代他把阎锡山给爷爷的信件都烧了。阎锡山不是爷爷的正式学生，军阀都想当儒将，就给爷爷投了拜师帖，算是爷爷的挂名学生。

爷爷有一篇论文手迹，什么题目记不得了，只记得其中有个比喻，说一户庄户人家的三兄弟在父母死后平分了田产，在一个共同的起点上，老大不善经营，加上孩子多，就败了家；老二善于经营，日渐富裕；老三则参军了，走上另外的人生——三兄弟的处境都不会一样，全国不可能贫富均等。

这份手迹他也撕了。

父亲性格内向，因为他处不好人际关系，他一度不跟同学、朋友接触。但他要走到大街上，跟不认识的人说话却非常活跃，尤其跟小商贩、小手艺人、学生聊更是兴奋。

我想他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圈子里太惨了？北大的高材生，却一辈子连个固定工作都没有，所以他在圈子外的人里找安慰。

一个男人上了岁数后不是成功人士，社会上会看不起你，但连子女都看不起你，才是最大的悲哀。

父亲凭自己的喜好活着，一生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别人父亲给孩子的那种很亲近很呵护的爱，他不会给我，但他有自己的方式。

在我三四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教我天文，告诉我杜甫的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中的参是猎户星座，商是天蝎星座，这两个星座一个在冬天有，一个在夏天有，永远不可能同时出现。

我五岁的时候，就可以看星座来判断时间了。他同时还教给我工尺谱、京剧唱词、围棋、国际象棋，这些教授对于一个小孩太超前，量也太大，不可能同时学会，但影响了我一生的爱好。

我想，这就是他爱我的方式。

我和李仲轩（1）

3.我和李仲轩

父母婚后十八年生的我。生我的时候我妈近四十岁，爷爷早已辞世，奶奶过六十岁了。

那时没有自来水，有卖水的水车。在北京卖水的多是山东人，一辆木车上装着两排桶，推着卖。桶看起来高高大大，但底浅，实际的水只有看起来的一半。你家要了一桶，他就用粉笔在你家门板上画一道，五桶凑成一朵小花，一周结一次账。

我家常欠水钱，最多的一次欠了五朵小花。吃不起水了，我奶奶就去自己压水，那时一片胡同有个压水机。小时候，奶奶一手抱着我，一手拎着水桶，别人都奇怪，一个老太太怎么有那么大力气？

她是一个太能干的女人，对我父亲是极其宠爱，家里穷得快吃不上饭了，她还给父亲买烩虾仁，从很远的饭馆一路端回来。买回来，看着父亲吃，自己不吃一口。

我母亲对奶奶不得不服气，因为奶奶太能干。奶奶是封建礼教，来了客人，儿媳妇只能在旁边站着，不能坐。差一辈的人来说话，不管多大岁数，也是只能站着。旧时的规矩，是晚辈在长辈面前不能坐。

奶奶把家里的灯泡、簪子拿到早市换钱，给我买零食吃。她是内务府的阔小姐，却什么苦都能吃。也许她觉得自己享过福，为了家里人，也能厚下脸皮。

比如鼓楼大街上有一家做馄饨的，馄饨要用鸡汤煮，奶奶给了他们一只鸡，他们以后见到我路过，就让我去吃馄饨。我是小孩，吃了几次也觉得不好意思了，但他们知道我家里穷，总拉我去吃，不知不觉吃了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