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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思想

曾胡重视人才,认为国家富强在于能否获得好的人才。国运昌由于得人,国运衰,由于失人。《曾胡治兵语录》关于用人选将的篇目就有两篇,可见其斤斤在乎。首先,它认为人才的选拔,将帅的任用要看德行优劣,在德与才之间,曾氏宁取前者。《语录》认为,士兵是容易招募的,但将去却难求,有勇气胆略的将好找,而廉正无私具有较高道德水准的将帅则难求。《语录》曾把所谓“求将之道”概括为四条标准,即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气、有智略,而良心与血性的道德标准是大前提。所以曾胡用人有两个特殊的选择前提,一是要道德文章,二是要有“乡气”。前者的极致是曾国藩幕中有了些满腹经纶但战阵之上百无一用的人。后者的意思是提倡质朴品性,排斥衙门气和防止办事浮华不实。其实曾胡强调人才的德行,主要还是着眼于“忠诚”,即对朝廷和他们自己的忠诚。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在那个“反叛”的年代,为了维护正统不坠,不强调忠诚是不现实的,况且战阵之上的反叛实为用兵之致命伤。

在道德的大前提下,曾胡也讲求用人的不拘一格,反对求全现备,主张用人所长,避其所短。曾胡看来,用人之道的精妙之处就在能使人人显其长,去其短,其运用之妙,全在统帅的匠心。对于将帅,在智与勇之间,他们偏于智,认为为将将者如果勇多智少是不堪大用,难成大事的。显然,曾胡继承了中国兵家任智不任力的传统,颇有“儒将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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