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与守

何去非认为战略上的攻与守应与国力相适应。因此，他在《蜀论篇》中对诸葛亮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诸葛亮取了荆益二州而不能很好地利用，以致失了荆州而劳动蜀民，他的功业不能成就，实在是咎由自取。

其实，何去非的这番议论是有失公允的。荆州之失，是关羽不能理解诸葛亮“联吴抗魏”战略方针所致，既不能联吴又失之防吴，两面作战，自取其败。而蜀地元气大丧则由于刘备执意伐吴所致，蜀民之劳，罪过于不应算在诸葛亮身上，而恰是刘备关羽二人破坏了诸葛亮的既定战略的恶果。至于诸葛亮后来的“六出祁山”的伐魏攻势，实际上是一种“以攻代守”的策略，荆州已失，虎亭惨败蜀国，不彩这样一种战略，静侯魏与吴的进攻，可能就会技撑不下去。“六出祁山”是战略上的防御和战术上的进攻，正因为这一点，诸葛亮才会以谨慎用兵为主，步步为营，而拒绝魏延的出奇兵冒险之策，事实上，诸葛亮之出祁山之战，并未损伤蜀国国力，与后来姜维的九伐中原不能相提并论。何去非未能理解这一点，只是一味强调魏、蜀实力的差异，认为弱的一方，只应防守待机，而不应进攻消耗，殊不知防御也有消极防御和积极防御之别，攻势防御有时才是最有效的防御。看来，何去非与北宋的许多士大夫一样，陷入消极防御的泥潭不能自拔，以致他一贯反对教条泥古，而有时却又掉进其迷雾中而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