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解志熙

志熙同学：

北京市作协前几天才把你的信转给我，迟复为歉。《邂逅集》我原有一本（“文革”中是为了准备自我批判保留下来的），但不知塞在哪里，找了一天没有找着。什么时候找出来，即告诉你。我四十年代所写小说除了《邂逅集》及你提及的几篇，还有一些，如《待车》《绿锚》等等，但都未保存。这些东西都不值得一看，你也不必费事去找。

所问问题条答如下：

1.我读阿左林、纪德等人的作品都是翻译的。纪德的作品我比较喜欢《田园交响乐》和《纳蕤思解说》。纪德把沉思和抒情结合得那样好，这对我是有影响的。但是有什么具体的影响，很难说。阿左林是个超俗的作家，“阿左林是古怪的”，我欣赏这种古怪。他的小说是静静的溪流。他对于世界的静观态度和用写散文的方法写小说，对我有很大影响。

2.萨特在四十年代已经介绍进来，但只是一些零篇的文章和很薄的小册子，他的重要作品没有翻译。当时只是少数大学生（比如中法大学的学生）当着一种时髦的思潮在谈论，大家不太了解“存在主义”的真义。关于萨特在四十年代译介的情况可问问陈占元教授（北大西语系，已退休），他当时在大后方，本人似即曾为文介绍过萨特。

3.关于作者的态度，这问题比较复杂。我不喜欢在作品里喊叫。我当时只有二十几岁，没有比较成熟的思想。我对生活感到茫然，不知道如何是好。这种情绪在《落魄》中表现得比较充分。小说中对那位扬州人的厌恶也是我对自己的厌恶。这一些也许和西方现代派有点相像。现代派的一个特点，是不知如何是好。

使我没有沦为颓废的，是一点朴素的人道主义，对人的关心，乃至悲悯。这在《老鲁》《鸡鸭名家》及较晚发表的《异秉》里都有所表现。

4.我确是受过废名很大的影响。在创作方法上，与其说我受沈从文的影响较大，不如说受废名的影响更深。

5.“京派”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当时提“京派”是和“海派”相对立的。严家炎先生写《流派文学史》时征求过我的意见，说把我算作最后的“京派”，问我同意不同意，我笑笑说：“可以吧。”但从文学主张、文学方法上说，“京派”实无共同特点。如果说在北京的作家而能形成流派的，我以为是废名和林徽因。我和沈先生的师承关系是有些被夸大了。一个作家的作品是不可能写得很“像”一个前辈作家的。至于你所说我和沈先生的差异，可能是因为沈先生在四十年代几乎已经走完了他的文学道路，而我在四十年代才起步；沈先生读的十九世纪作品较多，而我则读了一些西方现代派的作品。我的感觉——生活感觉和语言感觉，和沈先生是不大一样的。以上答复不知对你有没有一点帮助。

希望你的论文不要受我的看法的影响。你可以任意发挥。又我希望你的论文在我的作品上不要花费太多笔墨，我对少作，是感到羞愧的。

即候文祺

汪曾祺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