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中国政治与政党

107.中国政治与政党

陈树渠

政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之出现，是近数十年来的事。中国历史上虽有所谓汉之党锢，宋之洛、蜀、朔，唐之牛、李，明之东林，但其性质，并不似今日的政党。

中国近数十年来的政治，在急剧的变化中，推进这神速剧变的原动力，就是政党。自从政党在中国社会出现之后，每个政党都想按照其党人的理想来改造中国，每个政党都为实现其政治理想而努力奋斗。——这就是中国社会组织急剧变化的原因。

试翻翻近数十年来中国革命已经走过的历程来看，中国在一个古旧的封建帝皇的统治制度下，一变而为中华民国，再以各种各样的革命方式来摧毁封建残余，抵抗外敌，使中华民国的民主共和的内容更加充实，更适合于各政党及全国人民的要求，——这一复杂而艰苦的革命过程，必定要有坚强有力的政党从中领导，才能使中国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走了别国需要更多时间才能走完的历史道路。所以，要谈中国的政治，便不能不涉及中国的政党。

一般说起来，政党是代表某一个阶级的利益或某些阶层利益的政治集团。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面，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分化，非常明显，因而其各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性质，也非常明显。这在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两个壁垒的分野中，及其尖锐的政治斗争中，可以完全表现出来。不管资本主义国家怎样标榜多党政治，而这基本的原则的分野，则丝毫没有改变。

中国的政党情形，可就有点不同：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阶级的分化，没有完全成熟；同时，中国又是被压迫的国家，在帝国主义之政治、经济种种侵略之下，中国一切不能自主。因此，力求中国民族解放及中国本身富强，不仅是某一政党的任务，而是全民族的任务。由中国本身这样的社会性质，也就使得中国各政党，除了代表其本身阶层的利益以外，它天然的、必然的还带有很浓厚的全民族利益的意味。因为中国本身的自由、独立、解放，不能实际获得时，所谓阶层的利益，都会落空。中国社会阶层如此复杂，每一个阶层都有它本身的利益要求，因此，中国也就有许多政党的出现的社会根据。

正因为中国的政党除了代表本身阶层的利益以外，还带有很浓厚的民族利益，那么在建设富强独立的中国的过程中，各个政党就都有权来过问中国的政事，谁也不能排斥谁。国民党一党专政，统治中国凡二十年，不能把中国的事情弄好，根本原因，就是它排斥别人、别党过问中国的政事。一党专政在中国“此路不通”，已有二十年的历史教训了。不过现在还有些人怀疑和惧怕：中国将来是不是要经过一党专政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或“天下为公”社会——好像苏联十月革命一样呢？关于这个过渡时期政党形态问题，前途还相当遥远，今天尚难推测。不过有一点却是十分明显的：即，如果各个政党在现阶段的民主革命中，都能一贯的澈底的为三民主义理想而奋斗，那么，三民主义共和国时期，也就是各党执政的联合政府时期，在这样政党合作之下，也可以和平的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或“天下为公”社会，用不着再来一个十月革命。因为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建设过程中，在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经济政策之下，大资产阶级的产生是不可的。至于豪门资本，不用说，更不能存在了。

既然每个政党都有代表本身阶层利益和全民族利益的双重性质，那么，每个政党都有负起反帝反封建的重大任务，否则，它就要在革命过程中幻灭。自然，中国人民之反帝反封建的对象和形式，因革命的过程发展而不同，但这革命的基本原则，是不会变改的。

中国自有政党出现以来，政治上的变化，革命对象的变化，似乎很令人眼花瞭〔缭〕乱，不易捉摸。其实，中心问题，则是如何实现三民主义的问题，一切政争都由此而来。然大别之，中国的政争，亦可分为两个时期。这时期划分，以国共分裂前后，为最鲜明的分水岭。在国共分裂以前，以国民党为旗帜，各个革命党派都环绕着伟大的总理和国民党，来执行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因而它能推翻满清，能有倒袁之役、护法之役，能有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以有组织的政治集团来对付落后的封建集团，那自然是革命方面得最后胜利的。如果这时，国民党能够承继着总理的革命精神和革命遗教，党派合作，成为各党派的联合政府，那么中国早已走上独立富强的幸福道路了。但是国共分裂以后，中国的政争变了国共两党的政争。国共两党同是有组织、有力量的政党，国民党所求的共和国如此，而共产党所要求的共和国又如彼，于是，党争不息，内战不息。以有组织的政治集团来对付同是有组织的政治集团，胜利谁属问题，当然不易解决。所以国共问题，在国共十年内战中不能解决，在抗日期间不能解决，到今天还是不能解决。

国共分裂以前的政争，是以政党与封建皇帝及其残余——军阀的斗争的形态来出现，国共分裂以后的政争，是以政党对政党斗争的形态来出现。形式虽然不同，本质仍是一样。实际上，仍是进步势力与买办封建势力斗争。从二十年国共两党“悲欢离合”的过程中，很清楚的显示出：国民党往日的革命精神已完全丧失。党权为少数所占据，因而党就不能代表全民族的利益，而仅仅是代表少数买办阶级的豪门利益。所以国共的斗争虽然以政党的姿态出现，其实已不是纯两党的政争，而是全国范围内革命与反革命、民主与反民主、拥护总理遗教与违背总理遗教的斗争。总之这不仅是党争，而是革命。

这个斗争的性质，我们是可以从下面两件事实中，探讨出来的：

第一，可从国民党本身的分化中探讨出来。国民党自反动派窃据党权以来，为了其少数集团的买办大地主的利益，就把党内最优秀的革命党员，加以迫害。国民党的忠实党员，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也就从党内分化出来。有的参加到中共方面去，有的仍擎着三民主义的旗帜，与反动派斗争。首先是孙夫人宋庆龄邓演达先生等发动的国民党革命行动委员会，继之有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再其次，有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及其他忠实的国民党员的小组织。这些政治集团，或已解散，或已在组织扩展中，总之都是以承继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以与反动搏斗的。这些忠实的国民党员在反动杀害之下，颠沛流离，其中胡汉民先生在西南时代反蒋护党之努力，鞠躬尽瘁，尤表现党内民主派之忠贞。这种忠实革命的精神，感召了海内外的国民党员，益感觉有重新改造国民党的必要。这益证明反动派所标榜的国民党是冒牌的国民党。今日的国共之争，不是纯两党之争，而是民主与独裁之争，本质上，是一个革命的问题。

第二，可从中共的迅速发展上探讨出来。就在三民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国的进步阶级亦逐渐觉醒了，因而亦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在第一次欧战期间，外受苏联十月革命的刺激，内受五四运动之激荡，社会主义运动，乃极盛行，中共亦于民国十年正式成立。中共最初不过是几个小组，并没有什么力量。不过前面说过，任何政党除了代表本身阶级以外，还带有很浓厚的民族利益的，中共自也不能例外。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中共因而参加国民党，共同合作，以推进中国的革命运动，以求三民主义之加速实现。不幸清党以后，中国发生了十年的国共内战。国民党反动派以为军事武力，可以解决中共，可是事与愿违，中共的势力，反而日益强大，中共在十年内战中的苏维埃运动，受了许多血的教训和经验，为了抗日，乃重提：“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澈底实现而奋斗。”可见它并不是要求苏联式的社会革命，而仍以民族利益为前提。抗战结束，政协会议以后，多党政治本可见诸实行，联合政府本可成立，共同建国。无如反动派出尔反尔，又掀起了以俨如国共两党斗争而出现的全国内战。一年多来的内战结果，益暴露反动派之买办性的封建集团的狰狞面目，益证明中共方面力量之强大。不是中共一党而是中共跟各政党及人民，共同合作之下的民主力量之强大，很明显地，今日的国共之争，是民主与独裁之争，本质上，是一个革命问题。

从上述两件事实中，可知国共分裂以后的国共之争，在本质上，还是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不过还装着政党斗争的美丽外衣，不容易被人发现秘密而已。

有些人以为中共问题之不能解决，不是政党问题，而是武力问题，是因为中共拥有武力。如果中共放弃武力，则国共问题，可迎刃而解，马到成功。这种见解尤其反动派最爱应用的。但是，事实如何呢？请以民主同盟为例。

中国民主同盟，是没有武力的政党集团。它成立于一九四一年，即抗日战争后的第四年。远在民盟成立之前，中国已有以和平团结、共同抗日的抗日救国联合会为先驱。自民盟走上政治舞台以来，中国的政治问题也就弄得更分明了，即中国的问题，不是狭义的国共问题，而是民主与反民主的问题，不是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争执，而是如何处理中国现实的和平、民主、统一、团结的争执。当时，民盟所包括的党派，如农工民主党、民社党、青年党、职教派、乡建派、救国会，及无党无派民主人士，尽管他们对个别问题上，实有多少不同的看法，但对中国问题之需要和平、民主、统一、团结，则完全一致。民盟第一次宣言曾提出两点：

（一）反对一党专政，主张召开党派会议，共商国是。

（二）反对党费由政府支付，反对党化军队、党化教育、党化乡县基层政治人员。主张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

其后，一九四五年十月在重庆全国代表大会上，又议决：主张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的政治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停止国共武力冲突，消弭内战，恢复和平，再由和平统一而实施宪政、实现民主。

这些国是主张，也就成了政协决议的基础，到现在为止，还不失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原则。这些主张，代表着中国人民普通的愿望。国共连年的内战，使人民对于政党之拥有武力，心中喘喘〔惴惴〕不安，总希望有一个不拥有武力的政党出现。然而民盟的遭遇，结果怎样呢？一是利诱，使其内部分化，青年党、民社党，经不起政治考验，中途变节了；一是加紧对民盟的压迫和杀害，并多方造谣，说民盟是中共的尾巴，以为杀害民盟的藉口。

这可见，国共问题之不能解决，不是在中共之拥有武力，而在于国民党反动派之滥用武力。这武力统一中国的迷梦，正是中国政治不能纳入正轨的根本原因。民盟正因为没有武力，所以到处受到杀害，不令其存在。反动派之对付手无寸铁的民盟，可真是迎刃而解，马到成功。在一刀一枪之下，就可以把民盟弄的鸡犬不宁，无安枕之地，这正是反动派的解决国是的办法！

严格说起来，党争是绝对不许动用武力的。中国反动派欲以武力来解决中国政治，正表示其野蛮与无智。这只有政治不上轨道的国家，才会发生的怪事。在欧美民主国家里面，一切党争，只有将党纲政策，诉之于人民，看谁得人民的爱护和拥戴。军队武力，是属于国家的，任何政党不得视为私有财产。所以在选举以前，全国人民都以紧张的心弦来迎接这竞选的暴风雨，选举以后，全国就风平浪静，埋头建设。就是在野党亦为执政党帮忙，以求全国人民的福利。这种民主的政治作风，就造成这二十世纪的文明。

中国的军事问题，如果真正依照政协的决议，本就不难解决。政协决议所规定的军队属于国家，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原则，实为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这些原则，虽然被反动〈派〉撕毁得一干二净，但是政协路线的基本精神，即使在反动派垮台之后，还是适用的。

今天中国的政治改革，的确是需要政党来为前驱的。中国今后之安危，实系乎中国今天各政党的身上。为了中国的前途，各政党对过去的作风，实有再三检讨之必要。

中国人民饱受了几十年来的灾难，他们所要求渴望的，已不是好听的什么高深的主义，而是实实际际的“安居乐业”了。任何一个政党都应该替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打算。不论政党间的政纲政策怎样针锋相对，去会议上争辩好了，更不要动刀动枪，影响到人民的“安居乐业”。这是中国政党的起码政治道德。国民党反动派正因为没有这起码的政治道德，所以就造〔造就〕中国今天的灾难。

其次，凡是一个政党，必须为其所代表的阶层利益及民族利益而奋斗，才能对中国政治有所裨益。因为政党是各阶层中比较进步成员的集团，它的一举一动，对社会都会发生影响的。中国在封建时代的社会风尚之转移，往往靠几个德高望重的人物为之号召。但在今天，则靠站在时代前头的政党来号召了。假如党内不能民主，怎能党外民主，又怎能领导人民来过民主生活呢？假如党员本身或其所标榜的党毫无政治节操，朝秦暮楚，不顾廉耻，口上民主，心中做官，又怎能领导人民实行他的政纲政策呢？所以，一个站在时代前面的政党，为了影响人民生活习惯与社会风气，不能不先自本身养成优良的民主道德。关于政党的政治道德问题，我对于青年民社两党｛政｝就作过批评：

“青年党在抗战时期对国内团结问题的奔走努力，是不无征劳的。在第四届参政会中，关于国民大会问题，青年党的态度也颇受国人的赞扬：当时左舜生等七青年党参政员提出‘请先实现民主措施从缓召集国民大会，以保团结统一而利抗战建国’一案，理由是‘中国要需宪政精神，并不要一纸白纸黑字的宪法，中国今天只有团结协调才要紧，必须从团结统一产生宪政，不是由宪法才有团结统一’。到了政协开会，青年党代表也在决议案签了字，但后来一切言论和行动，却又是一套。譬如八月间青年党的机关报《中华时报》建议召开所谓庐山谈话会，其意义正完全附和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推翻政协的决定。到了最近，青年党又以第三方面的姿态，忙了一回‘和平’工作。结果‘和平’的死马医不活。青年党眼看着全国分裂大内战危机，毫不替‘团结统一’焦急，更忘记了他们在第四届参〈政〉会的提案，赶紧把‘国大’代表名单送上政府，大摇大摆地参加片面召开的‘国大’。这一套的作风徒然令人感慨政党政治道德的沦丧之可悲而已。

“还有民主社会党也同样表现得可怜。民社党本是民盟之一员，政协开会时，该党领袖也代表民盟参加开会，签字在五大决议上面。论理也应有保护政协决议的神圣责任。在和谈决裂以后也应善守他底政治立场，可是，经过和国民党交换了一次文件，该党领袖便受宠若惊地发表了如下谈话：‘此次民主社会党与国民党交换之文件，纯粹与国家人民之需求为出发点，承蒋主席之答覆，实为施行宪政前之重大表示，本党同人，本此精神，参加国大，以赞大法之完成’。……民社党人，除了少数自爱的份子外，竟沾沾自喜，硬以为经过国民党总裁换一次文件，民主便有了保证，如果不是别有会心，那便是天真得可怜。请问政协决议案经过各党各派一致庄严签字在上面，国民党反动派还可以推翻，那末，只凭一个仅仅拥有四十名‘国大’代表的民社党和国民党换文，便可以保证‘宪政’实现，岂非笑话。……寄语民社党人：且慢欣悦，更莫自欺欺人”!（见《民潮》第三期）

试想想，像青年党、民社党这样缺乏政党风度的政党，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能够领导人民吗？当然不能的，并且国家将因之而更为紊乱，弄至政治更不上轨道。所谓多党政治，是各代表其所属阶层的政党，在联合政权中，尽其历史的任务。今天青年民社两党之贪图富贵，甘做〈花〉瓶，决非多党政治之真意。所以青年民社两党之没落前途，是已命定了的。

现在正是各个政党自由发展的时代，也是政党领导人民的时代，每一个政党都应善守政治的节操，否则，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用不着别人的排挤压迫，它本身就会在人民面前没落的。

中国的政治是须要政党来领导的，因而每一个政党为其所代表的阶层的利益及全中国民族的利益而努力，才能尽其政党的历史使命。

（《民潮》194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