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
106.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
胡适鲁泌
（一）
胡适
我们在今日谈宪政、谈民主、谈国共问题、谈结束训政、谈美苏对峙的两个世界，似乎都应该先认清世界上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
在三十年前，谈政治的人只知道一种政党，那就是英国、美国和西欧的政党，但在这最近三十年之中，出现了另一种政治组织，虽然也用“政党”的名称，性质和英美西欧所谓政党完全不相同。俄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德国的纳粹党，主张虽有左右的大不同，但在党的组织纪律上是很相同的：都属于后一类。
为便利起见，我们可以把英美西欧式的政党叫做甲式政党，把这三十年来苏俄意德诸国后起的政党叫做乙式政党。
甲式政党的性质有这几点特色：
（一）甲式政党的党员没有确定的人数，没有党籍可以查考。人人可以自由登记为某党党员，人人可以自由脱离本党。如英国邱吉尔从前是自由党，后来是保守党。如美国威尔基，后来竟做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二）党员投票是无记名的，秘密的。党员言论是自由的，没有党的纪律可以约束党员的投票，也没有特务侦探可以干涉党员的言论行动，最近美国民主党的华莱士在国内国外批评本党的政策，是最明显的例子。英国工党的议员也有严厉批评本党的政策的。这种行为，本党固然无法制裁、社会也往往特别赞许，称为“独立”，称为“不党不偏”。
（三）甲式政党的原则是在两个或多个政党之中争取多数党的地位。每个政党总希望成为多数党，但每个政党总得容忍并且尊重少数党的权利。因为今年的少数党也许明年变成多数党，今年在朝的多数党也许明年下野成为少数党。最后的决定是人民的选举票，在选举之前，没有一个政党可以确知全国人民的最后决定，也没有一个政党可以操纵把持全国人民的投票，例如美国一九二八年的大选举，共和党胡佛得二千一百多万票而当选总统；四年之后，民主党罗斯福得二千二百多万票而当选总统。这都是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
（四）选举结果确定之后，在法定的日期，胜利的党从失败的党手里依法接收政权。失败的党决不敢用警察军队的力量来霸占政权，或毁灭得胜之反对党，因为他们知道几年之后他们又可以有竞选的机会，所以他们都努力培养“胜固可喜，败亦欣然”的雅量，试看英国邱吉尔在一九四五年负着何等威望，然而那年选举的结果，保守党惨败了，邱吉尔只能坦然交出政权，退居反对党领袖的地位。
以上说的是甲式政党的组织与作风。至于乙式政党，便完全不同了。乙式政党的性质也可以分作几点来说：
（一）乙式政党是一种严密的组织，有确定的人数，有详细精密的党籍，党员入党必须经过审慎的调查察看，入党之后，党员可以受惩戒，被开除，但不能自由脱党。
（二）乙式政党的党员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党员没有自由，也没有秘密。乙式政党必须有严密的特务侦察机关，他们的作用不但是侦查防范党外的人，还须监视党员的言论、思想、行动，党员必须服从党的命令，思想言论必须依照党的路线。
（三）乙式政党的目的是一党专政。未取得政权之时，他们不恤用任何方法取得政权；既得政权之后，他们不恤用任何方法巩固政权，霸住政权。乙式政党本身是少数党，但因为组织的严密坚强，往往能利用政治的特殊权威，压服大多数人民，以少数党统治全面。
（四）乙式政党绝对不承认，也不容许反对党的存在。一切反对力量，都是反对，都必须澈底肃清铲除，才可以巩固一党永久专政的权力。
以上列举的甲乙两式的政党的性质，都是很浅近的政治常识，不值得政治学者的一笑。可是这些个区别，正因为很浅近，所以往往为一般人所忽略，甚至于为高明的学者所忽略，例如前些日子有人讨论美国与苏俄对峙的两个世界的区别，曾说：“美国给人民一张选举票，苏俄给人民一块面包。”这似乎不是公允的比较论。美国人民未尝没有面包，苏俄人民也未尝没有选举票。但这两个世界的根本不同，正在那两张选举票的使用方式的根本不同。苏俄因为没有反对党，故一九三六新宪法之下的选举结果总是百分之一百，或是百分之九十九。美国因为容许反对党自由竞争，所以罗斯福最大的胜利年总不过人民投票总数之百分之六十。（此指一九三六年大选的结果。一九三二年他只得百分之五十七，一九四〇年他只得百分之五十四。）这百分之六十的大胜利，代表自由的政治，代表独立的思想与行动，代表容忍异党的雅量。所谓“两个世界”的画分正在这自由与不自由、独立与不独立、容忍与不容忍的画分。
中国国民党的创立者孙中山先生本是爱自由讲容忍的政治家。他在革命事业最困难的时期，感觉到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革命党”的需要，所以他改组国民党，从甲式的政党变成乙式的政党。但中山先生究竟是爱自由讲容忍的人，所以在他的政治理想系统里，一党专政不是最后的境界，只是过渡到宪政的暂时训政阶段。他的最后理想还是那甲式的宪政政治。
近年国民党准备结束训政，进行宪政，这个转变可以说是应付现实局势的需要，也可以说是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纲领的必然趋势。一个现有政权的政党自动的让出一部分政权，请别的政党来参加，这是近世政治史上希有的事。所以无论党内或党外的人，似乎都应该仔细想想这个转变的意义。依我个人的看法，这个转变应该是从乙式的政党政治变到甲式的政治，这里面似乎应该包括党的内容与作风的根本改革，而不仅仅是几个政党分配各种选举名额或分配中央与地方的官职地位。如果训政的结束能够引起一个爱自由的、提倡独立思想的、容忍异己的政治新作风，那才可算是中国政治大革新的开始了。
（《龙门杂志》1947年第1卷第5期）
（二）
鲁泌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博士在七月二十日的《星岛日报》上登了一篇自认为是“往往为一般所忽略，甚至于为高明的学者所忽略”的“浅近的政治常识”的文章，题目叫作“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
文章的作者既标明是北京大学校长，而北京大学校长又是胡适博士；文章的内容既标明是“往往为一般所忽略，甚至于为高明的学者所忽略”的政治问题；我虽非高明的学者，但也可勉强自侪于一般人之列，又那能不欣赏欣赏这篇大文呢。
欣赏之余，当然不免对于政治常识大有启发。这个我不愿提出来就正于高明的学者，但我不能不提出来作为给类乎我这样的一般人共同欣赏；附带着谢谢胡博士。
胡博士说，“三十年前，谈政治的人只知道一种政党，那就是英国、美国和西欧的政党。但在这最近三十年中，出现了另一种政治组织，虽然也用‘政党’的名词，性质和英美西欧所谓政党完全不相同。俄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德国的纳粹党，主张虽有左右的大不同，但在党的组织纪律上是很相同的：都属于后一类。为便利起见，我们可以把英美西欧式的政党叫做甲式政党，把这三十年来苏俄意德诸国后起的政党叫做乙式政党”。接着他便分析了两种政党的性质和特色。甲式政党：（一）组织是松弛的；（二）党员的言行是自由的；（三）主张是民主的；（四）政争是选举的。乙式政党：（一）组织是严密的；（二）党员的言行是不自由的；（三）主张是专政的；（四）政争是不恤任何方法的。
这种分法大致看来似乎是差不多的。但我觉得按时间上说，胡博士似乎是忘了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政党、巴黎公社时代的政党。至低，他忘了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时代的政党吧。忘了而不说呢？未忘而故意不说呢？忘了而不说，那真是往往为一般人所未忽略的“浅近的政治常识”，高明学者胡博士反而忽略了啊。未忘而故意不说，他隐藏着什么意思我不管，至低，我们“似乎都应该先认识世界上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已不是近百八十年的事实，更不用说“三十年”了。
同时，按性质上讲，他忘了两种政党根本不同的本质了。世界上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倒勉强可以如此说；但可不是“英美西欧式与苏俄意德式”，而是一般的政党与革命的政党——以武力夺取政权的政党。这两种政党的组织、纪律、争取政权的方法、掌握政权的形式的不同，也是根据他们不同的根本性质所必然决定的。
一般的政党是在政治比较民主自由的环境下产生的，所以它的组织纪律以及争政权、掌政权的方法与手段都是比较民主自由的。革命的政党是在不民主、不自由的政治环境下产生的，所以它的组织纪律以及争政权、掌政权的方法与手段是不能同一般政党一样的。一个革命政党的组织若被当时政权所搜获，它便一定被破坏的；一个革命政党的党员若被当时政权所捕捉，他便一定被惩处甚或被杀戮的；它的组织纪律不审慎、不严密是不行的！一般的政党是用选举的方法争政权，就因为它所处的政治环境允许它自由言论、自由组织、自由竞选的缘故。假如政治环境是一种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极权统治，一般的政党根本便无由产生，更不用说竞选了。专制独裁的政治环境下是不产生一般的政党的，但它能产生革命的政党。革命的政党不用选举方法争政权，而用革命的手段夺政权；就因为那时的政治环境不允许自由言论、自由组织、自由竞选，它被逼得不得不用革命的方法。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所以产生、所以不同的必然性。
这样说来，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的根本不同之点是一般的与革命的区别，并非甚么“英美西欧式”“苏俄意德式”的区别了。假如强按地域分，你能说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法国不在西欧吗？你能说巴黎公社时代的巴黎不在法国吗？
革命的政党无论它代表甚么阶级而革命，它或者代表资产阶级革封建阶级的命，或者代表无阶级革资产阶级的命，或者代表大资产阶级革无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命；总而言之，无论它是正动的革命或反动的革命；广义的讲，它总归是革命的政党。革命的政党成了之后，为镇压反动它本身的力量，或长或短，它一定专政一个时期。至于它专的好不好、长不长，为大资产阶级而专，为无〈产〉阶级而专，那是另外一回事。
忘记了或忽略了或故意不说两种政党根本不同的性质，而只说表现现象，妄断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为“英美西欧式”与“苏俄意德式”；所谓根本简直是枝叶的代名辞了。这样的妄断真乃如博士自道，“不值得政治学者的一笑”。我看，就是博士所谓往往“忽略”了“浅近的政治常识”的一般人也不免要一笑了。
胡博士大概也自觉真的“不值一笑”吧，于是他把自己所谓的“根本”自动的变为枝叶了。这有他讨论中国国民党的性质为证。他说，中山先生“在革命最困难的时期，感觉到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革命政党’的需要，所以他改组国民党，从甲式的政党变成乙式的政党”。又说：“一党专政不是最后的境界，只是过渡到宪政的暂时训政阶段；他的最后理念还是那甲式的宪政政治”。这种说法好像中山先生起初领导的革命的同盟会在前清时代就是一个为竞选而参政的一般政党似的。我们能说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是用竞选的办法争政权而不是一个用革命手段夺政权的政党吗？
民初革命实际上并未成功，乃是与高涨的反动势力的妥协。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当然谈不到专政。专政既不可能，不得不采取一党政党的策略，用选举的方法以求达到革命的目的。就形式上说，专制的满清政府已倒，名义的民国已立，革命也未尝不算成功。革命成功而不采取一党专政的手段，那是注定了不能达到真正革命的目的——建立实际的民国的。果然反动势力日益高涨，革命不免失败。环境所逼，中山先生不能不恢复革命，改组国民党，并准确的规定了革命成功之后，政权必须经过军政、训政方才过渡到宪政的民主时期。军政、训政时期是甚么？不就是专政吗！
革命的政党的本质的必然性规律了革命的国民党的必然发展。因此国民党夺取政权之后不能不采取一党专政的手段。这倒不是中山先生把国民党“从甲式的政党变成乙式的政党”，由英美西欧式的政党变成苏意德式的政党。同盟会根本就不是一个“英美西欧式”的一般的政党，而是一个革命的政党。民初由同盟会改组了的国民党，似乎变成了一般的政党型的政党；那是它不得不采取的妥协手段抑或是它的策略的错误，这里不必详究。国民党的改组放弃妥协手段，改正错误的策略，加强组织、纪律，进行革命、专政，乃是一个革命政党一贯的必然的发展，并非是它从一个一般政党变成革命政党了。同时，这里还得提出，民十三年国民党改组时，德国纳粹党还没有出头露面，意大利法西斯党也刚入主罗马不久，它当然无由变成纳粹式；中山先生也并未留意法西。它是完全而且只是采取苏联式的。这个要看它改组后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以及联俄、容共、农工三大政策更可了然。胡博士冒然说改组后的国民党是苏意德式的，实在与中山先生的主观和客观上改组后的国民党的实际不相附合。这不仅说明中山先生不能无中生有，在德国莫有纳粹党之先，他便自造了一个德国纳粹式，而且把国民党也变成了纳粹式；同时更说明“俄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德国的纳粹党”，在党的组织纪律上虽很相同，而革命的意义上实有“左右的大不同”啊。中山先生不仅在党的组织形式上采取了苏联的共产党的，并且在革命的主义上也是接近共党的。无论法西斯，无论纳粹，在主义上，却是绝对的内而反共、外而反苏的。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是内而容共、外而联苏的。这不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吗！再看着三民主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及他的遗嘱，更就可贯澈了。至于中山先生死后，国民党丢掉了三民主义，违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他的遗嘱，实行反共、反苏，走上了法西斯、纳粹的路线。这种左右大不相同的转变，是中山先生所料不及的。但这是我们“一般”人所应当知道的。
总结上文，我可以说，凡是革命的政党必然采取革命的手段，去夺取政权；取得政权之后，必然采取专政的手段，去巩固政权。一般的政党必然用选举的方法，去争取政权；取得政权之后，必然用民主的方法，去维持政权。这个分别不能拿英美西欧与苏意德作界限，而应拿革命的政党与一般的政党作标准。若是革命的政党，在英美西欧，也必然采取一切革命政党的必然手段；若是一般的政党，就使在苏意德，也必然采取一切一般政党的必然方法。至于那种政党在那种国家发生，则是那个国家的政治环境所造成的。比较民主自由和平的政治环境便发生一般的政党；专制独裁腐败紊乱的政治环境便一定产生革命的政党。这是毫无疑问的真理。
这种毫无疑问的真理不仅不限于地域，而且也不限于政党所抱的主义。比如，一提共产党，总有些人认为它是革命的，讲专政的政党吧。但现在欧洲的法、波、芬、捷、奥、南、匈等国的共产党怎么都不讲专政，而实行参加联合政府呢？在它本身没有力量拿到整个政权而实行专政，其他政党也允许它公开的、合法的参加政府；共产党为应付环境所采取的策略也不一定专讲专政，也可以用选举方法争取政权，至少在现阶段也可以说是一般的政党的。假如别的政党要专政，偏压迫它，不许它参加政府，甚至不允许它存在，那它只有革命了。它革命如果成功，也只有专政了。革命与专政都是专政者本身造出来的。再如中国去年的政协会议的决议，如果实现，各党各派真正组织了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不也就可以在合法参政的路线上变成了一般的政党了吗？在政协决议的民主原则下，国民党共产党都变成了一般的政党，都把党兵交出变成国兵，都用选举的方法争政权，中国岂不就奠定了民主自由的政治基础，又那里会有两党内战呢！
最后胡博士又说到中国国民党。他说，“近来国民党准备结束训政，推行宪政，这个转变可以说是应付现实局势的需要，也可以说是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纲领的必然趋势”。接着他又说，“一个握有政权的政党自动的让出一部份政权，请别的政党来参加，这是近世政治史上稀有的事”。这段话也大有研究的余地。“一个握有政权的政党自动的让出一〈部〉份政权，请别的政党来参加”,“在近世政治史上”并非是“稀有的事”。大战时期，罗斯福总统就曾请共和党的人参加这政权；大战后捷克的贝奈斯总统也曾请共产党的人参加过政权。这是显著的例子，其他也就不必枚举了。稀有不稀有，不必再谈。这里我们要看看国民党是不是“自动的”让出一部份政权，请别的政党来参加？是不是准备结束专政，进行宪政？假如是的话，不免变成了空中楼阁。
或者有人要问：既然你说，革命的政党取得政权之后必要专政，那么国民党要放弃专政，岂不等于违反了你所说的必然律？你为甚么还说那是很好呢？是的，可以有此一问。但这不难解答。我说的是革命的政党取得政权之后，必然而且必要专政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并非说它必然而且应当永久专政（就是共产党，在理论上，也是并非永久的专政）。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业已专政二十年了。在这二十世纪的民主时代，并非以前皇帝打天下的时代。一个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专得如此坏，而且如此长，已经是旷今了。现代世界上几个代表大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专政的政党，法西斯倒了，纳粹完了，只剩了一个西班牙的佛朗哥党和我们中国的国民党了。国民党专政比佛朗哥党，至今日止，几乎长了十年；所以说它是旷今的。
至于苏联的共产党的专政倒比中国国民党的专政长，但那是无产阶级的专政与资产阶级的专政的内容含义上，可正如胡博士所说，“大不相同”，虽然同是专政。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专政集团只能专权，而不能专钱。这并不是说他们不管钱；而是说他们因为是社会主义制度，私人，无论谁，都不准有很大资产，所以他们不能化国为家，大谋私利；所专者只有权而已矣。没有政府的人员发大财，更没有人把苏联人民的血汗搜刮来送到美国去存储的去买产。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中国是私产制度的国家，专政集团不只专权，而且专钱。他们很可能假公济私，大发财源；而且事实上证明了他们也正是那样。你看，一群普通人，二十年来都变成了豪门大富，甚至于在美国存巨款、置田产，还不是铁一般的证据吗！
现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已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昔了。这样的专政专钱又那能不引起人民的反对甚至革命呢！因为他们本身把革命的主义与目的都丢掉了，又那能不变为“革命的对象”（立法院开会时某国民党人自语）呢！你看，近十年来，尤其最近，全国人民的不满，民主斗争的激烈，共产党势力的澎湃，国民党迫于现实，应付局势，不得不让出一小小部份政权，又并非请它的反对党参加，而是给了它的舆党，这又有什么稀奇！又有什么自动！
若说这个转变便将是“从乙式的政党政治变到甲式的政党政治”，国民党从此要放弃专权，进行宪政，岂不是不看事实，空中楼阁的胡云吗？你看，绑学生，抓教授，开除学生，开除教授，封闭报馆，限制言论！大兵随便杀人民，宪兵随便杀警察，特务横行，乌烟獐〔瘴〕气，法纪荡然，打杀成风，那有一点不是法西〈斯〉味道！那有一点民主曙光！争民主，便有一顶红帽子给你戴上！反内战，便拿反动的罪名给你加上。独裁者的意思，人民只有默默无声的当奴隶才对。胡博士啊，你走出你的校长室，放眼看一看“党的内容与作风的根本改革”吧！“如果训政的结束能够引起一个爱自由的、提倡独立思想的、容忍异己的政治新作风”，谁不愿意那样的“中国政治大革新的开始”呢！但它不“如果”，而且事实上证明它确是不“如果”呢？那可怎么好！胡博士坐在北京大学校长的交椅之上，当然只有以空中楼阁的希望，希望其“如果”；而且愿意别人也如此的瞎希望。不然他不会写这篇文章了。因为无论“如果”或不如果，胡博士本身也还是满写意的北大校长，既不被压迫，也不被剥削，更不会饥寒交迫，和一般人一样。“如果”或不如果，对他却是没大关系。
馅饼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谁希望它，它就会掉下来的。民主不是专政者好意的“自动”的会给谁的；更不是人民希望他给，他就会给的。愿当奴隶的便尽量的当下去，要作人的便只有斗争。中国的政治大革新，非全国人士努力斗争不能实现。我们不是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博士；我们不能希望胡博士那种空中楼阁的“如果”，更不能受他那种空中楼阁的迷惘与欺骗。
（《时代批评》1947年第4卷第9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