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9．中国民主与政党问题

079.中国民主与政党问题

罗敦伟

楔子

“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那是光明的时季，也是黑暗的时季；那是有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有着一切，我们的前途什么也没有；我们大家在一直走向天堂，我们大家也在一直走向地狱。”——迭更生《双城记》上的名言

一、新中国的“转形期”

蒋主席公开表示，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实现宪政，并于实施宪政之日起，各政党均有合法的平等地位。这个已经明示，中国实施宪政的日期，已经就在目前。在国民党看，这是国民党的一个大让步。因为依照国民革命的程序，是由军政时期、训政时期，方到宪政时期。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定都南京以后，虽然努力实施训政，可是初则因为国内的军事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而八年来又遭遇了这个历史上空前的严重战争，军政时切，到现在为止，还是向前发展，自然也就没有方法顺利的完成训政，这是一个事实，是有目共见的事实。训政没有完成，而蒋主席发出诺言，不日即实施宪政，显然是一个最大的让步。

国民党的“以党治国”，虽然不是以党人治国，而是以党义治国。各党各派也都公开的表示服膺三民主义，连中国共产党也以最诚虔的三民主义信徒自命。大体上说，三民主义也已经深入民心。可是严格的说，训政既没有方法顺利的完成，心理建设自然也不算太够。如果说三民主义的宣传已经成熟，三民主义的信仰已经普遍的建立起来，似乎也估计过高。这一点，在三民主义真正的信徒看起来，实在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而另一方面，“以党治国”的解释，虽然没有明白的肯定是“一党治国”，可是至少也像苏联一样，事实上有一党专政的倾向，现在蒋主席表示于实施宪政之日起，各政党均有合法的平等地位。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让步。

上面两个大让步，都是国民革命本质上的让步。本质上的让步，换句话即是一个大的“变局”的到来，也可以说是政治上一个本质上的转变。现在是新中国一个“转形期”。

这个国民党的大让步和政治上的大变局，也许会有人误会，以为是中国共产党和若干人士什么要求、什么宣言、什么主张所促成的，表面上诚然也有点相像，实际上请大家平心静气分析一下，即可以发现这完全是八年之中全国同胞在蒋主席领导之下，流血奋勇所战斗出来的。假定没有这八年的英勇战斗，固然整个的国家已经成为敌寇的殖民地，而全国同胞也变成了敌寇的奴役，根本也就提不出任何的政治主张。在另一方面，也就没有方法与各先进的民主国家联系起来。民主运动自然是无从谈起。所以面对着这个变局，一定要深沉的郑重的沉痛的体验到这个是蒋主席昕夕忧劳，全国军民英勇战斗和几千万同胞家破人亡，几十万几百万将士血肉横飞中间产生出来的。必然的，要宝贵这个变局，审慎的迎接这个变局，使它成功为中国真正民主政治的起点。笔者谨以最诚恳的态度，希望任何党派、任何个人放下争权夺利、自私自利的企图，绝对避免为自己私利夺取政权的打算。更不可以自欺欺人的以为自己一切是为国家，而实际是妨碍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大家注意，我们迎接这个国民党的大让步，迎接这个新中国的大变局，迎接这个由八年苦战、惨重牺牲而获得的大让步、大变局，需要良心的唤起、国魂的唤起。

二、党派与新政党

首先需要党派的反省与党派的改造。

民主政治，本来即是政党的政治，但是党派只能在民众中间起领导作用。所以齐罗维埃夫认为“政党乃阶级头脑”，党派领导其所领导的阶级在民主政治各种活动方面作民主的活动。在整部民主政治历史上绝对找不出一个政党要求用党派的资格瓜分政权，这个“肢解民主政治”的活动，尽管也许有些没有出息的政党暗中间作这个打算，也绝没有敢于公开表示其愿望的。由于所谓联合政府主张的宣言，公然的不愿有合理的民意机构，而想以党派来瓜分政权，实在是中华民国民主运动最低能的表露。这一点，大约主持的人求治太切，没有详细考虑，更没有考虑到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再加上各党各派，总共的党员也说不上与四亿五千万人口成一个比例。倒不妨由一个党领导全民实行国民革命，而不挂上“宪政”的招牌。如果说到宪政，说到民主政治，则万万不可以采用瓜分方式、肢解方式，引起民众的反感，引起国际的非难，尤其不可以在堂堂正正的民主运动中间，显露我们政治的低能与自私自利的态度。我们同是中国人，同是企求政治的改进，同是为民主政治，同是为中华民国争取光明的前途，个人决不敢有所责难，只认为乃一时的失检、一时的疏忽，希望以后大家不要太不小心，大家一定小心的谨慎的走上争取民主宪政的正当道路。

政党的本身也值得检讨，而且需要严重的检讨。

第一，我们是不是事实上成功为两党制度。大家不要为各党各派一个名词所戏弄，以为今后的中国，在目下党派情势之下，可以成为多党制度。要知道，在英美的两党制度之下，并不是只有两个党。除开两个大政党之外，有的是小政党，不过因为太小了，他们虽同样的作政治活动、同样地提出总统候选人，也引不起人民的注意。中国目下的中国国民党不用说，是个太有规模的大党，共产党也还有相当的规模。以外的党，不能说他们规模太小，也不敢说他们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不能比拟。现在也没有公开，自然没有方法估计他们的实力。可是道路传闻，如果真有其事也不可忽略，据说有某些党，根本即没有多少人，更谈不到政纲政策。真假，暂时不妨悬而不断。可是万一是真的，那末，多党制度即成了问题。而按照中国的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乃至社会本质说，是多党制度比两党制度适宜，因为在单纯的经济组织的国家，自然有两个党即可以代表。在一个经济本质比较复杂的国家，多党制度自然也就比较适合客观的需要。因而，中国的政党本身，还需要组织的健全，先自政党本身健全起来，才能够产生健全的民主党派。

第二，要讨论的即是老党与新党的问题。中国人不大了解政治上新的改进，太过分重视投机的防止，与政治上“从一而终”的道义。政治上的投机行为，自然值得痛恨而加以切戒，而对主义信仰的始终如一，也应该像旧时代女子嫁人之从一而终。可是在一个政治上大变局之下，却不可以用这个经常的观念来阻止人家的处变，阻遏政治上新的改革与新的生机。

就主义来说，各党各派已公开表示服膺三民主义，逻辑上可以说信仰三民主义的，已经不限于中国国民党。那末，三民主义的信徒参加别一个党或者另组新党，在逻辑上十分正当。共产主义，更不成为问题，因为“苏共”“土共”之分野，干那派与托派的对立，以及“新民主主义”种种的产生，共产党主义已经经过了太多的变化。上面不断的变，也就没有方面强底下的同志，临机应变，像尾巴一样始终不能离开。假定说，中共的党员脱党而参加他们已经宣示信仰的三民主义的政党固然事理当然，就是另组新党，也十分合理。

再实际一点说，过去的政治型态是近乎一党专政的倾向，大家当然没有另外作政治活动的打算，也就自然没有另外政治组织。站在国民党以外的人，如果有一点政治见解的人们，姑无论是否全部赞成某一党的主张，也只好将就的加入了某一党。中国共产党是就中比较纪律严明的，然而历经陈独秀托派之变，瞿秋白新“中央”之变，李立三立三路线之变，陈绍禹留俄派之变，张国焘脱党之变，并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正是意志和主张乃至利害并不一致的表现。中共似乎也不利于强迫许多意志不同、主张不同的人在一党，而宜于趁这个大变化的机会，一方面把阵容调整一下，一方面准许近乎胁从的份子早点另行打算。

再进一步，就中国民主政治打算。在野的政党之中，实在也需要力量充实较有规模的新政党，才不致于把在野的政治人物都挤到某一党去。更不宜以让小政党专作中国共产党的尾巴而与国民党来对抗。这一个考虑，尤其具有价值。试看当今有若干社会上知名之士，问他的党籍是属于甲党而其行动反合流到乙党对抗甲党上去。这个固然在外国也不乏先例，可是既属一党的同志总宜步骤调整齐划一，与其如此，倒不如容许他们另组新党。当然，容许另组新党，并不限于这些消极的教济，在积极方面，凡是在政治上另有新的见解的人们，都可以容许他们有新的政治组织，尤其是民主政治，是“比赛的政治”，新党的组织尽管予以容许，假定他们并没有力量，自然在被淘汰之列，根本不能成一个有力量的政治集团。注意，上面所谓容许，不是指法律说的，是就社会标准，不要以投机的恶名和从一而终的标准去阻止新的生命的产生，至少不可以专门扶植没有规模没有力量的老组织，反而妨碍有力量有规模的新生命。

民主政治，与政党是不能绝缘的，而按中国的实际需要一定是多党政治，我们应该把政党健全起来。大的政党是如此，小的政党也是如此，旧的政党应该如此，新的政党也应该如此。必须有健全的政党，才有健全的民主政治。

三、社会民主

有人如果要追究，中国的民主政治到底是什么民主政治。我们答复，是“三民主义的社会民主政治”。甚么是“三民主义的社会民主政治”，这个需要一个简单的说明。

三民主义的社会民主政治，是由国父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一语而来。本来十九世纪所谓“民主政治”，本是资本主义的产儿，许多的学者都认为民主政治就是资本政治。个人在拙著《现代国家学》《社会主义政治学》及《最近民主政治的趋势》各拙著中间已经有详细的叙述，兹不详论。简单说一句，现代的民主政治都是建筑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总是事实。国父提倡民主政治，自始即是以社会主义、民生主义为出发点，归宿点也是如此。当然不是指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这是非常明白的。国父又以为历史进化的动力，完全为社会问题的不断解决，把历史的重心完全放在社会问题的上面，这个是凡属读过遗教的人所周知的，用不着再详细的征引，推衍到民主政治，当然也是把基础放在整个的社会上面，所以三民主义的社会民主不是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型的民主政治。

三民主义的社会民主政治，不是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可是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度之内，社会民主主义应该是属于劳动阶级的，无论他是阶级斗争型的也好或者是温情主义型的也好，总应该以劳动阶级为对象。三民主义的社会民主，是以农工商学各业人士为对象的。因为他是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民生主义的立场建立革命的民权，当然不是代表某一个特殊的阶级，而是以全体人民为其对象。也许有人拿政党是阶级的头胎这个定义来非难个人的说法，我可以说，那个政党的定义只能作一个特定政党的解释，至少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国度中间不能绝对的适用。

提到政治形态，三民主义的社会民主当然也和各国有点不同。

第一，我们不能再打算作抄袭的民主，完全抄袭别国的宪法，来作为我们的宪法。这点从五五宪章研究运动的热烈看起来，似乎不必担忧。

第二，我们也不可以为摹仿的民主，专门摹拟别的国家。英美的民主政治、宪政制度，固然是一种好的民主制度，可是那是根据英美的历史传统、民族特性、环境需要而生长起来，自然不可以囫囵吞枣的适用于中国。苏联的民主政治也是同样，根据他们的传统，他们的民族特性、环境需要而生长起来适合于苏联国家的优良制度。中苏情形不同，需要的也自然不一致。所以中国的民主政治，需更有健全的政党，扶植、培养、创造而来。不可以“徒袭皮毛，随人俯仰”抄袭摸〔模〕仿他国的民主政治，那才可以实现三民主义的社会民主。

第三，我想提到“本位政治”运动。中国近百年来，因为受了帝国主义的影响，在意识上完全失去了独立性。在政治、经济、文化、学术上所表现的乃至一般日常生活上所显露的，百分之百都失了独立国家国民的资格。所有研究学问的人，都是袭取外国学者的皮毛，一律没有创造的力量。中国学者服膺外国各家学说，正好像过去学人之孔步亦步、孔趋亦趋一样。而在日常生活上所表现的更是十二分的卑陋，分明是一个中国人，一句完全的中国话都不肯说，一定要夹上两个外国字。起、居、饮、食、育、乐，更以外国物资为标准，仿佛中国的月亮也赶不上外国，这种心理在政治上所表现的，正如蒋主席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间的叙述的一样，不过外国的政治思想在中国的试验，而一无成就。我们三民主义的社会民主政治，如果再不积极发挥本位的作用，而适应中国自存的要求，一定又会走上过去政治的命运。

上面三点，可以说一个意思，即是需要实现真正的中国型的民主政治。

四、提高警觉

民主政治在中国实现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可是我们不能不小心翼翼，一定要走上成功之路。

首先，我们不要过分的急迫。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这个日期，已经十分的迫促。国民大会以后，制定宪法，跟着也还要许多手续，才能够实施宪政。那个时期，与其过份的迫促，还不如从容完备一点。自然，民主政治，是需要兑现，我们也反对不必要的延期，可是这个是一个大变局的迎接，万万不可以草率。尤其不可以用急不暇择的态度，纷乱的提出主张，而忽略了正当的道路。

其次，民主政治与法治是一件事的两面。十九世纪的民主原则，本来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固然这个原则，还嫌其不够，还需要自事实上、自实际情形上增加人与人之平等，可是决没有一个民主国家而提倡毁法乱纪的行动。所以一谈到民主政治，即需要站在合法的地位。如果离开法律，抛弃政令，反抗政府，而高谈民主，那是黄巢、张献忠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真正的民主政治，一定遵循合法的程序而建立在民众意志之上。这一点是民主的铁则，希望主张民主政治的人们特别的注意。

再其次，我们以为民主政治的建立是一个艰难的工作，邱吉尔先生说：“民主政治不像娼妓，可以在街头拾得的”。大家如果站在十字街头，以为可捻拾一个好的机会，那末，根本失掉了民主政治的诚意。中国已经经过了一百多年的黑暗世界，经过八年的苦战，多少人的生命牺牲，才换得今日在国际上的转捩地位，也才获得这个政治上的“变”的机会，凡属一个有天良的人，不仅要对自己良知负责，对国家民族负责，还要进一步对亿万世的后代负责。断乎不可以还在醉生梦死，自私自利，或者失掉了灵魂，不为自己国家替算，或者如罗斯福总统所说的受了外来思想的影响，而不以本国立场为前提，“一失足成千古恨”。今日的局势正是开万世民主政治的始基，任何人不可以再轻忽这个机会，更不可以再对这个转机加以任何的阻碍和毁灭，自列于千秋万世的罪人。笔者说这句话，是没有偏见指到任何个人或者集团，不过本良心的督责，希望大家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观念，各自提高政治的警觉。

最后要说明的，我们对于现实并不愿歌颂，所以才感到“变”的需要、“变”的宝贵。又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感到蒋主席这个诏示有划时代的意义。大家应该用行动，自行动上表示真诚的拥护。笔者在本文篇首，引用迭更生那几句名言是富有深意，因为今日的中国也正如迭更生所说“那个时代是跟目前这时代如此相像”。希望大家注意，不要走向地狱，应该大家走向天堂。本文不过个｛个｝人对中国民主政治见解的一个楔子，语焉不详，行文又十分草率，希望海内明达多多指正。

三月十日于新开寺（《战斗中国》1945年第1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