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2．本党组织原则的认识

062.本党组织原则的认识

沈苑明

一、引言

现代各国政党所采用的组织制度，总不外民主制、独裁制和民主集权制三种，民主制和独裁制是处于相反的地位，而民主集权制则兼采民主和独裁之长，一方面统一指挥，一方面集思广义。本党是代表整个被压迫民族和民众而革命的党，一方面固然需要有号令全党和全国的权威中心，同时需要有乐于接受此号令的广大群众。而民主集权制的组织原则便是适应这种需要而被采用的。

有人以为本党过去十余年的组织散漫现象，归咎于采用民主集权制，实则民主集权制是不能负此责任的。因为党过去在运用上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的缘故，结果只有民主集权之名而无民主集团之实，所以成为“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组织上的病态。此次本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一方面推定总裁、副总裁，以为组织上的最高发号施令者；同时一方面决议，“民主集权制，遵照总裁规定不必变更”。这个言论是非常之重大的，应有加以阐明的必要。

二、民主集权制的基本条件

民主集权制的基础，是建筑在广大的群众的上面的。因为民主是党的组织精神，集权是党的组织力量，党能集权，才能指挥党员如军队一样；党员能得到民主，才能信赖党部如同自己的家庭一样。但是党的集权是全党党员之所赋与，是建立在大多数党员的民主上面的，而不是少数人依靠官僚式的威力就能平空建立起来的。所以党的集权制的建立：第一要依靠党的政治领导正确，为全体党员所拥护，第二在组织上则要经过党内生活民主化，同时党要给予党员批评和建议的机会。有了这个机会，他的意见自然可以申达出来，他的疑虑也可以经过讨论解释而得到明白，他就能自觉地为党积极工作。

同时民主集权制需要有领袖，也和需要有群众一样。有些人把维护领袖和采用民主集权制看成两件事，看成两相矛盾的事情，是错误的。因为领袖不是平空产生的，是革命历史所造成的，是全体革命群众所拥戴的，这是国家和民族的代表，他的本身就是民主集权的象征。我们首先从历史上看，本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权制，是总理生前手定而经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总理晚年的演讲，认定本党已经得到了组织上的法宝，非常得意，就是因为党已经采用了民主集权制的缘故。同时苏联革命领袖列宁，毕生的革命事功，也是得力于党的民主集权制的启示。可见真正的革命领袖，是不会和党的民主集权绝缘的。民主集权有了领袖，才能成为内容充实而不落虚空的民主集权。领袖有了民主集权，才是基础有权威的领袖。再就目前事实来讲，在现实紧张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只有巩固党的中枢，提高中央的威信和权力，选定全党党员所共同信赖的同志为最高领导者，才能在国内外环境复杂变化的条件之下，号召全国，集中力量，统一指挥，与敌人搏斗，完成党对国家民族的历史任务。因为属望领袖执行此项党的使命是民主的，所以领袖在执行党的使命过程中，是需要集权的。

三、民主集权制与民主制及独裁制的区别

现在各国政党组织的原则，资本主义的国家内的普通政党，大体采用民主制，法西斯蒂专政的政党都采独裁制。共产主义的政党，则标榜民主集权制，（其实是阶级独裁）。关于民主集权制与民主制及独裁制的区别，十七年中央训练部颁布之党员训练大纲，说得非常透彻。节录于下：

一、民主集权制与民主制。民主制：一称“德谟克拉西”。因为要求党员个人得到充分的自由，所以把全部党权存于党员，一切问题完全以党员大多数的意思为解决的根据，这种制度颇能表现民主的精神；但是仅有民主，而无集权，党的中心不定，力量难于集中，指挥难期统一，而且当着事情紧迫的时候，不能临机应变，事事须诉之党员而后决定，不免有贻误事机之处，即在平时，亦有因为训练不完备、党员滥用党权，致使党部坐受掣肘的危险；所以不如民主集权制，能举民主的利而祛去其弊。还有一部分人，假借民主制以反对本党所采的民主集权制，然详考其用意，往往藏着别种怀抱，意图自由离开党，破坏党的组织和纪律。在革命过程中，常因此引起敌人乘机活动，使革命事业陷于危境，这是我们过去所得的经验；凡我党员，对于此点，须特别注意，务须发挥民主集权制的精神，以防止破坏革命进行的一切障碍。

二、民主集权制与独裁制。独裁制一名“狄克推多”。一切问题，完全根据党的首领一人的意志而解决之。党员只有绝对的服从，没有参加意见的权利。这是独裁制度的根本精神。有人以为民主集权制的施行，如偏重集权时，便与独裁制相同；其实不然，因为两者的形式，表面上有时虽是相似，而其性质和目的，却迥然各别：独裁制的性质，始终不免一种开明专制，是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表现，过度的满足个人的支配欲，而以个人的意志为全体群众的意志；至于民主集权制，是积多数人的意志为意志，其目的在尊重多数人的意志，并集中革命的力量，以消灭敌人，而实现全体党员和民众的幸福，所以一方面注意集权，他方面仍不忘民主，故与独裁制度截然不同。

四、本党民主集权制的特征

我们的党，是主张民权主义的党。我们的终极目的，是真正的民主。我们决不能如普通的政党，放言虚伪的民主而消失党的实际力量，也不能如“法西斯蒂”的党，高呼独裁而忘记了党的基本精神，我们必须要坚定民主是党的组织精神，同时要以集权来充实党的组织力量。下面是指出本党民主集权制的特征：

一、上级与下级：每一个下级党部，均须服从上级党部的命令。上级的决议与指示，下级必须执行（集权的）；如果下级党部对于上级党部的指示，发生不同的意见，得依法提出抗议（民主的）；然在未判决前，仍须执行其命令（集权的）。如果在党的上下级的关系中，没有这种规定，让各个下级党部因为自己的不同意，而将上级的指示自由搁下，则党的工作，便无法推动。如果对于下面的意见，完全抹杀，一意孤行，则党无是非，一切工作失却了实际性。

二、选举与指派：党在原则上是由下而上的组织，中央及各级党部以选举的方式组成（民主的）；同时在特殊的时间和空间，下级党部的全部或一部分负责人，得由上级党部指派（集权的）；党员在选举的时候，可以选举自己的领导者，到领导机关中去，结果为党员大多数所信仰的同志，就被选到领导机关中去，担任指导党的工作。党的领导机关，就成为有能力、有威信的机关。但是这种民主化的程度与范围，不是一成不变的，应当依据客观的环境与党内情况两个具体条件来决定的。例如在战争的环境中，一切工作要适合于迅速变化着的战争需要，下级党部的负责人无法选举，当然只有由上级指派优秀的同志去担任，又如组织薄弱的地方，也得适用指派的办法，以教育和训练的方法，培植党的民主集权。

三、多数与少数：党的重大问题，都以会议的方式解决。在开会时，每个党员对于各种讨论的问题，都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民主的）；然一经多数表决后，无论自己赞成与否，必须绝对服从其决议案（集权的）。所以当一个问题在讨论的当中，大家应该密切地注意，相互之间可以进行热烈的争辩，讨论愈是发展，争辩愈是深刻，利害得失就更加弄得明白，做出决议就更加周到、更加正确。同时，党员因为参加了讨论和争辩，对于决议，也就都了解清楚，就更加能够负责的去执行。如果不是如此，允许数十百千万党员各行其是，那就使党陷于“无政府”状态中，一切工作都发生纠纷而无法解决、推进。

四、客观与负责：重要的问题，应该经过大家的决定（民主的）；但工作的执行，则应个人来负责（集权的）。不管是选举的或指派的领导机关，不是一经选派出来以后，就可以一切都按自己的意思做去的。因为自己是为群众服务，应当有客观的态度，虚心地听取党员群众的呼声，征求或考虑下级的意见，提拔新的优秀干部，参加指导工作。至于工作的执行，一个机关的首长，则应该按着工作的秩序与纪律，负起督促与检查的责任。但必须定期的向党员作工作报告，听取党员的批评，以增加其对党的积极性。惟有客观，才能接受党员的监督；惟有负责，才能使党员服从。

五、执行与监察：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对象，是由上而下的（集权的）；监察委员会会的工作对象，是注重平行的（民主的）。虽然两个机关都经党员的直接或间接的选举而成立的，但是监察委员会的地位与性质，和执行委员会不同。执行委员会经过党的民主而取得集权；而监察委员会则经过党的民主而行使民主。执行委员会只是根据总章规定的职权，指导下级党部的工作。监察委员会一方面要经常地代表党员监察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一方面要随时地接受或审核党员对于执行委员会的意见。所以执行委员会除了对权力机关——代表大会及上级机关负责外，还须尊重监察委员会的意见。而监察委员会除了接受上级督察机关的命令，尤须对代表大会负责。所以说：执行权是集权的领导，监察权是民主的行使。

六，合议与复议：本党总章第五章规定，本党设总裁一人、副总裁一人，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之（民主的）。总裁代行第四章所规定总理之职权（集权的）。再看第四章的第二十五条，总理对于全国大会之议决（民主的）有交覆议之权（集权的）。又第二十六条，总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民主的），有最后决定之权（集权的）。又此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各级党部专任制与委员会制可以并用”。也是民主集权制的表现。专任是由上级指定的（集权的），委员会是由下级选举的（民主的）。在执行工作的时候，省执行委员会每月举行会议一次，县执行委员会每星期举行会议一次（民主的），但省党部主任委员，及县党部书记长，对于会议之决议，有交付复议之权（集权的），必须如此，才能救济“议论盈庭”的无政府的散漫现象，必须如此才能肃清“刚愎自用”的家天下的官僚积习。

五、本党民主集权制的运用

民主是三民主义的政治底最后目的，所以我们的党，应该以民主为组织的精神。而集权制是由于这种组织的精神所发生出来的组织力量，所以集权的基础是要建筑在民主上面的，同时集权的目的，也就是为要达到民主的道路，这是与本党在建国过程中的“训政”的意义，互为表里的。民主集权制的原则，应该本着这个意义而善为运用，并不是绝对超乎空间和时间。所以在某种条件之下，因利乘便，民主与集权的分量，可以有畸轻畸重的分别。务以适合于环境的要求为断。所以在运用的时候，一方面必须了解民主虽然是我们的目的，但得依一定的条件，而扩大或缩小的。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会发生偏向，以至于流于绝对民主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绝对民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绝对自由”，主张“纯粹民主”。这都不能适用于目前本党的组织。另一方面必须了解独裁，只是我们的手段，应当有条件的使用他，而不能任意的滥用他，如果不能了解这一点，就会发生偏向，以至流于官僚制度，官僚制度主张只要独裁，不要民主，也不是本党组织上的真精神。

何以说本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权制，有时间性呢？可以先从党的历史来看：在民国十三年本党改组的时候，总理说：“有人以此次由总理制改为委员制，觉得不大妥当，但须知彼一时此一时。当前回大家灰心的时候，我没有法子，只得一人起来担负革命的责任，现在有很多有新思想的青年出来了，人民的程度也增高起来了，没有人觉得中国的革命应在廿年以后了……本党此次改组，就是本总理把个人负担的革命重大责任分之众人，希望大家起来奋斗，使本党不要因为本总理个人而有所兴废。”所以在总理之下，更有各级执行委员会的组织，分头办理地方党务，这些中央及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在原则上都规定要经过选举的。又如现在举国对外的时候，中央认定组织的运用，需要侧重权力的集中，所以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就组织言，本党既为革命集团，自应有重心，有干部，有生动之细胞，而后机构严密，运用灵活，乃自总理逝世之后，集团的重心始终未能为法定的建立，在事实上全国虽早有一致公认之领导，而领导抗战建国之本党，反至今蹈故袭常，未有名实相符之规定。重心既未具体建立，以致所谓干部亦感散漫。中央既洞鉴乎此，授权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对于党政统一指挥，以利抗战之进行，则本党尤应针对缺点，明确规定领袖制度，俾革命集团有一稳固重心，更从而建立中央干〔党〕部，商讨一切党政大计，以为领袖之辅弼。至于省、市、县、区地方党部之组织，为运用灵敏计，亦宜于委员制度之中，寓统一事权之意，庶几过去纷歧排诿之病，可期有所补救”。就这两个时期的趋向来看，本党组织上的原则，表面上似乎相反，实际上的精神是一贯的。因为时代的不同，在运用上不能不设法补偏救弊，于民主集权制的根本原则并不冲突。

何以说本党组织的原则——民主集权制，有空间性呢？譬如在北伐以前，本党的革命势力局促于广东一隅，除了革命军所在地的广东，党务可以公开，党部的委员才能适用选举，其余各省均须秘密工作，所以其委员则用指派的方式。又如十七年本党统一全国以后，各地党务公开，其委员原则上均可适用选举，但因为各省环境不同，党的基础强弱不一，结果各地党部委员有些地方采用选举方式，有些地方采用指派方式，到了现在，寇入已深，正所谓“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在沦陷地区的党部委员，自然是无法选举。即在后方各地的党部委员，因为种种的原因，恐怕也无法“好整以暇”来办理选举了。这都是环境的关系，并不是本党根本抛弃民主集权的原则。

六、结语

总之，民主集权制的组织原则，是总理生前手定的，是本党党章的本体。是此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经过郑重考虑，重新加以决定的。我们无所用其怀疑，只有忠实地执行民主集权制的原则，只有加强民主集权制的运用，以发挥党的力量，以完成党的使命。

民主集权需要有群众，尤其需要有领袖。民主集权制如果没有群众的拥护，则便成为官僚式的独裁，失了党的组织精神。民主集权制如果没有领袖的指导，则成为无政府的“民主”，失了党的实际力量。

民主集权制既和普通政党的“德谟克拉西”不同，也和法西斯党的“狄克推多”有别。本党所以要始终采取民主集权制，其作用就是：一方面要防止党的官僚化；他方面使党的革命力量集中；因为要想使党的一切主张政策与斗争，周详妥当，没有错误，必须以全党的要求与经验为根据，要想能集中革命力量与敌人争斗，在指挥执行时，党员须绝对服从党的命令，才有胜利的可言。

民主集权制的运用，不是一成不变的。他的民主与集权的程度，要受空间和时间的支配。如果“胶柱鼓瑟”地去批判去执行，那就会使革命受到巨大的挫折。不是本党总理规定民主集权制的原意，尤其不是现阶段——抗战建国的非常时期所许可！

（《中央周刊》1939年第1卷第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