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救党三论

022.救党三论

萨孟武

（一）如何增厚党的力量？

同志梅思平先生说：“中国国民党，老实不客气说，依然是站在武力之上。”这句话是说甚么呢？大约是说中国国民党的基础不是放在社会之上，而是放在武力之上吧。但是中国国民党的基础果然不是放在社会之上么？我一面极端反对这个主张，同时他面我在某程度内，又承认这个主张。质言之，中国国民党在社会上的基础确实是很薄弱的。然而薄弱的原因不在于中国国民党不想博得社会全体人民的欢心，反而在于中国国民党太想迎合社会全体人民的意思。

何以言之？所谓民意，就实际而言，只有部分的，没有整个的。若要主张民意是整个的，须先主张人民是整个的。但是我们若用社会学的眼光，来观察人民，则可知道人民每因地位的不同、身分的不同、职业的不同、环境的不同，分做各种阶级。各种阶级都有自己特殊的利害，他们每由自己特殊的利害，而有自己特殊的政治主张。在十九世纪上半期，英国的工业资本家主张自由贸易，农业资本家则主张保护关税；同时在美国，工业资本家主张保护关税，农业资本家则主张自由贸易。他们的主张何以这样的分歧，一言以蔽之，由于自己利害的不同。由此可知在一定时间、一定社会之下，提出一个政治主张，要想得到全体人民的同意，是绝对不可能的。

更明白说吧，现今人民可以分做二个营垒，一是资本家，一是劳动者。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利害是不能一致的，我们绝对不能同时得到他们两者的拥护，我们要想得到资本家的拥护，便须放弃劳动者，我们要想得到劳动者的拥护，便须放弃资本家。如果我们同时希望他们两个阶级都来拥护，则我们的政策只能模棱两可。然而模棱两可的政策终久必为他们所厌弃。“逐二兔不能得一兔”，这句话是很对的。

如果社会上没有阶级，或者每个阶级都没有阶级意识，则我们当然可用超然的态度，实行适中的政策。反之，社会上如果有了二个阶级，并且每个阶级都有阶级意识，则超然的态度和适中的政策绝对不能得到他们的欢心。英国保守党和工党所以繁荣，自由党所以没落，其原因即在于此。

政治是整个的，政策须一贯的。换言之，在一定时间、一定社会之下，一切政策是有连带关系的。我们绝对不能一方面采用资本主义的政策，同时他方面采用社会主义的政策。我们对于劳资双方，必须设法使他们二者之中有一个肯出来切实助援我们。

如果我们要得资本家的援助，我们对内必须保护私有权制度，对外无妨与帝国主义者如英美等合作。我们如果要得劳动者的援助，我们对内须先确认生存权制度，对外无妨与第三国际合作。如果我们一方面大喊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同时他方面又反对第三国际，一方面保护资本家，同时他方面又欲无伤劳动者的感情，则我们在国际上必致孤立无援，在国内必定得不到任何人民的同情，其结果，我们的党便失去力量。

三民主义是以大同社会的实现为其穷极目的。然而要由今日的社会转变为大同社会，必有其步骤，必有其政策。步骤怎样进行，政策怎样决定，则由时时刻刻的社会环境而决定。我们不能由军政一蹴而大于宪政，我们更何能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跃而登于社会主义的社会，我们虽然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义，然而我们的政策，则须求其能够适合于社会的环境。我们不要空喊口号，我们必须实事求是。我们不要模棱两可，我们必须按照中国的需要，确定我们目前应付社会环境的政策。

我们不要想博全体人民的欢心，我们必须得到一部分人民的切实援助。我们须得那一个部分人民的切实援助，第一当看那一个部分人民有实力，第二当看那一种经济政策，最适合于中国目前的环境。我们能够得到一部分人民的切实援助，我们的党在社会上就有基础、就有力量。

（《时代公论》1932年第4期）

（二）如何挽救过去党治的失败

马克思有二部最重要的著作，关于理论的有《资本论》，关于政策的有《共产党宣言》。德国人考茨基死读《资本论》，所以到了现在，尚是寒酸；俄国人的列宁善读《共产党宣言》，所以亡命外国，竟能成功。

孙中山先生也有二部最重要的著作，关于理论的为《三民主义》，关于政策的为《建国大纲》。国民党员只会乱谈《三民主义》，没有一个肯用心研究《建国大纲》，因此之故，遂使过去的党治一塌糊涂。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此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国民党员果有诚意想挽救过去党治的失败，不必请甚么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出来，还是熟读《建国大纲》。

《建国大纲》把革命程序分做军政、训政、宪政三期，这是一般人所共知的。但是军政与训政的开始非以全国为单位，乃以一省为单位。换言之，不是全国同时开始军政与训政，乃是各省个别开始军政与训政。这一点在《建国大纲》上是最重要和不可忽视的，可惜当时负实际政治的人未曾注意及此，竟将全国混为一谈。有些数省应该老早就要实行训政，而仍置于军政之下；有些数省还未脱离军政时期，而即开始训政。由是未脱军政时期的省当然无法实行训政；而应该实行训政的省，亦因有例可援，不愿实行训政。弄到结果，革命的步骤大乱，党治的声望扫地，而国民党的名誉亦因之而锐减。

军政与训政的开始，当以一省为单位，乃有极大的理由。

（一）中国革命与别国革命不同，乃有二重性质，第一是“为政治腐败而革命”，第二是“为国家分裂而革命”，因此之故，必须利用兵力。《建国大纲》第六条所谓“用兵力以扫除国内之障碍”，就是指此而言。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兵力的利用，其目的在于扫除障碍，所以障碍既已扫除之后，即当设法使兵力本身不至成为障碍。欲使兵力本身不至成为障碍，即当欢送兵力出境，使兵力再到别省扫除，即前者的省开始了训政，后者的省开始了军政。如果不然，则扫除某省的兵力，又将成为该省的障碍。详细言之，该地将由“攻地”变为“防地”，更由“防地”变为“封地”，于是割据的局面又复发生，而中国的政治永久没有纳上轨道之日。

（二）障碍虽已扫除，兵力虽已出境，如果省内的政治毫不改良，其结果又将引起别的障碍。别的障碍一旦发生，势非欢迎兵力再入省内不可；因此之故，在障碍扫除了之后，在兵力出境了之后，即须实行训政。训政最重要的的工作，是地方自治，是修筑道路，是改良生产。地方自治可以养成民众的实力，使民众自己制裁障碍。修筑道路可以缩小一省的面积，使省内容易统一。改良生产可以增加人民的富力，使其安居乐业。

总而言之，一省经过了军政之后，即须开始训政，不能坐待别省同时开始。若要坐待别省同时开始，其结果就将变成不能开始。

过去党治的失败，即在于训政的开始不以一省为单位，而以全国为单位。然而亡羊补牢，尚未为晚，目前之计，不在于“向前走”开始宪政，而在于“向后转”开始军政与训政，比方四分五裂的四川，以及其他西北各省，非用兵力扫除，何能干净，何必空有训政之名，而又不实行军政之实。又如东南几省已很安定，何不依据《建国大纲》，老老实实地把训政实行一下。

在现今局面之下，只怕粉饰太平，不怕土匪捣乱。不太平而粉饰太平，则驻在安定之省的军队，无法叫他开拔，其结果安定的省亦因之不能开始训政。反之，土匪捣乱，则中央政府可下令调动安定的省的军队，使该地脱出武力的支配，而实行民治基础的训政。我只希望一省一省的干下去，我不要求中国全部忽然的太平。

（《时代公论》1932年第5期）

（三）国民党的出路

说甚么开始民治，请问社会上有没有民治的基础？说甚么结束党治，难道过去形式的党治尚足令人留恋？过去党治的失败固然因为革命方略之未实行（参看本刊第五号拙著《如何挽救过去党治的失败》），其实，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大凡一个政党取得政权之后，而欲实行自己的主张，须以党本身有力量为前提。而政党有没有力量，第一则看内部能不能团结一致，第二又看对外有没有鲜明一贯的政策。如果内部既不能团结一致，对外又没有鲜明一贯的政策，则不管主义怎样完满，其实，只是纸上的主义，社会的发展决不会因纸上的主义而推进。

不幸中国国民党对于这两个要件，都不完全。因此之故，我们敢提出改造的方案，要求党员赞成。

（一）对党内须澈底实行民主制度固然只惟承认政党的主义和政纲的人，才有做党员的资格。但是任何政党的党员，其政见都不能完全一致，常由硬软强弱，分做左右中立三派。何况中国国民党自萌芽而至于今日，已经过数次改组，而每次改组之时，旧份子既未开除，新份子又复拥挤加入。这些新旧分子在感情上和思想上，未必能够一致，所以每一问题发生，党内的意见即随之而分歧。这个时候，如果国民党是采取领袖主义，有一个伟大的人格能够信服党员，则党内动摇当然不会发生。反之，国民党若采取民主主义，许党员充分发表意见，用多数公决的方法，来决定党的大计，则党内纠纷亦可减少。不幸自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在同一国民党之内，一面现出群雄割据之状，同时又实行阶级制度，缺乏民主精神，其结果，党内的纠纷遂由理论的斗争转变为枪杆的斗争，寖假枪杆在党内乃有特别的势力，其甚者，有些人们且拉拢党外的枪杆，以增加其在党内的地位。因此，在人家党内意见的冲突视为寻常茶饭之事，而在我们，则可引起全国的纷乱。

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公开的态度。不要只许大党员放火，不许小党员点灯。党员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地位，虽有大小强弱的区别，而在党内，则一人均算做一人，任谁都不算做一人以上。一切重大问题均由党员公决。每次大会召集之时，保障党员有选举的自由，可举出自己良心所喜欢的代表；开会之时，更保障党员有言论的自由，得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而后再用多数公决的方法，来决定那一个意见是党的意见。这样一来，我敢担保党内无意义的纠纷至少可以减少一半。孙中山先生提倡民权主义，其中有一个理由：以为可减少国内的战争。忠实的同志如果承认这话是对，那末，就要承认民权主义也可减少党内的战争。

（二）对党外须有鲜明一贯的政策以应付中国环境的需要政党最重要的工作，是解决目前切迫的问题；政党要解决目前切迫的问题，须先决定应付目前环境的政策。这些政策又须以一贯的理论为其线索，不但不宜自相矛盾，并且还须互相联络，而有有机的关系。在民国十六年以前，国民党的政策是一贯的，所以当时不但在国内有力量而且在国际也可令帝国主义者寒心。到了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打到东南之后，由于环境的变更，从前的政策势非放弃不可（何以说“势非”？第一因为定都南京，与上海的关系太密切，国内外的形势可以强迫国民党放弃从前的政策；第二因为国民党已由在野党变为在朝党，不能不自动的放弃从前的政策）。不过当时国民党只有消极的放弃，却没有积极的代替物，一面上了共产党的当，在环境变更了之后，仍旧不求甚解的，把共产党的口号，当做自己的口号；同时对于这个口号所恃以为后援的实力，又弃而不顾；硬把一切好听的话，都拿来做自己的口头禅，而又不知这个好听的话，乃同那个好听的话，根本不能两立。弄到结果，国民党的政策遂由鲜明而变为暖昧，对国内不能号召民众，对国外徒只引起列强的反感。

但是时代已经不许我们再模棱两可，不东不西了；已经强迫我们快表示光明磊落的态度了。我们向左转，率性提出很鲜明的左倾政策，固然可以；我们向右转，干脆提出很坦白的右倾政策，亦无不可。最容易使人怀疑的，莫过于不左不右的模棱政策。因为这样的政策不但自相矛盾，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并且扑朔迷离，引不起人家的同情。在这恋爱自由的时代，人们喜欢同那一位小姐结婚，固然有充分的权利。但是人们必须记得：恋爱是独占的、排他的，若要同甲小姐结婚，就要同乙小姐脱离关系；若要同乙小姐结婚，就要同甲小姐脱离关系。既然舍不得甲小姐，又复舍不得乙小姐；既然不敢得罪乙小姐，又复不敢得罪甲小姐，其结果当然只能拥竹夫人而独眠。试问你们愿意寂寞么？如果不甘寂寞，则宜从速表示鲜明的态度。（参看本刊第四号拙著《如何增厚党的力量》）

总而言之，我们的要求并不为苛，第一要求党有鲜明的一贯的政策，第二要求党内实行民主制度。

卧病五星期，本刊已由第六号进展到第十一号；念同人种种努力，使我病未复原，即觉余勇可取，故先草此一文，与读者相见。近来各地知与不知的朋友均写信要我为文讨论中国经济，所以我又决定草一篇比较长的文章，分期登载，研究中国经济的趋势，特此自白。

（《时代公论》193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