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1．国民党的危机、自救与复兴及讨论

021.国民党的危机、自救与复兴及讨论

杨公达等

（一）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

杨公达

国民党的同志平心静气仔细想想：

国民党弄到现在，结果是：天怒人怨，成为众矢之的；四面楚歌，大有不能自拔之势！好像街谈巷议茶余酒后，大家都不以国民党为然；而反对党人自不消说火上加油的大声疾呼，嚷道：

“亡中国者，国民党也！”

反对党人的言论，自然是不免过火，但国民党环境的恶劣、地位的危险，当为党的同志所公认的。

“亡中国者，国民党也！”恐怕国未亡而党已先亡！

国民党欲自救，非大大觉悟不可。怎样自救？如何觉悟呢？

自北伐誓师，国民党的声誉日隆，何以至今一落千丈呢？这并非党的主义不好，亦非党的政策不好，乃是党人的不好。

总理遗教明明白白写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而国民党的同志（自然不是全体），处处以为“革命已告成功，同志不必努力”。

我不是信口开河，姑举一例为证。大凡政党，在社会上必定是有背影的。因为要有背影，才能使党有力量，才能支持得着政权以后的党。社会背影概括说来有两种：一是实力，一是智力。国民党在社会上只有实力做背影——武力财力，而无智力做背影——思想教育。

所谓国民党无智力做背影，并不是说国民党没有办到三民主义思想化与夫教育党化，乃是说国民党平常没有注意到教育而与思想界是十分隔膜的。

隔膜的程度，达于极点！由隔膜而疏远，而发生误会，而发生反感。我敢以历年在教育界的观察说一句：“没有一个大学里，有多数的教授和学生，同情于国民党的；没有一个比较努力的国民党同志去做大学校长，学校不发生一个不可收拾的风潮的！”

这个原故，显而易寻。第一由于国民党的不注意社会上的一般思想，第二由于国民党的不注意本身的思想。把《三民主义》当着一部圣经，这是党员应有的态度和信仰，是很对的；但是把《三民主义》当做一部死的圣经，是不对的。无论任何政党，党中应有两种人物：一种是政治运动家，一种是政治思想家；前者的使命，在使党取得政权，后者的使命，在使党发扬光大；前者是党的躯壳，后者是党的灵魂。国民党年来的错误，是党的同志尤其是党的领袖，只顾党权的运用、政权的争夺，而忽视党的思想，把一部《三民主义》弄死了，或弄得没有生气，不去发挥他、补充他、研究他。

党内同志既不努力于三民主义思想的探究，于是一遇党外思想的抨击，即无以应之，而一般教育界的青年遂莫之所从的受党外思想的麻醉了。

国民党的实力，是有余裕的。为今之计，如果国民党要恢复他的威权，当首先着手他的思想的整理与发挥，把党建基于思想之上。党员思想化，打破与思想界的隔膜，往思想界方面用功夫。

一切一切，不是党的不好，而是党员的不好。

革命是一番事业，而不是一种职业。同样，办党是一番事业，而不应当着一种职业。

简单地说，靠革命吃饭不可，靠办党吃饭亦不可。

国民党的同志把办党当着自己的职业，办党之外无他焉，于是养成党员“要求办党”的习惯，无路可走的党员，都要来靠党吃饭。及至粥少僧多，党部不能尽量容纳的时候，即对党不满意，或挺〔铤〕而走险，成为叛徒。办党的人又犹之政府官吏一样，其地位有大小之分，其职务又好像有特任、简任、荐任、委任等等阶级的不同。党员既像官吏，党部变为衙门，国民党的整个官僚化，实基于此；下级党部的贪污化，亦由此可进索。

党部既然是党员的出路，无怪乎党员成为社会上的特殊阶级。党的目的在深入民众，而结果适将其反：党不恃在民众之上，而且在民众之外。党员在社会上无职业，即党与社会不发生关系，闭门办党，若谓党能发展，不啻痴人说梦罢！

因之，我们以为国民党党员应该切实“职业化”。党员个个都有了职业，即党在社会上处处都有力量。党员不依靠党，而且能帮助党，则区区党费，以数百万万党员来负担，真是沧海一粟，不必由国库支给，徒予人以口实了。

还有一层，就是国民党的组织，应该“简单化”。

国民党的组织，是重重叠叠的。即以一市而论，有市党部，有几多区党部，有几多区分部。在一市，党员不满五千，而党部不下数十。自然这些党部各有其职权范围，但揆之实际，非特不合分工合作的原则，抑且有违党部组织的真义。党的组织要严密，因为要严密才会功效。上级党部常与下级一以贯之，互相遥应。乃国民党的组织多而成功少，下级党部，名等虚设，上级党部，巍然独存。平时党员与党漠不关心，区分部会议开不成，区党部会议亦开不成，市党部只开委员会议。各级党部，各立门户，挂挂招牌而已。党员的意见，不能直达于上级党部，上级党的命令不能直达于党员，上下相隔，而党危矣！

本来党部组织的复杂，要算是共产党。他本着“细胞运动主义”，无往而不有党部的组织，就是在码头上、火车站上亦有的。但共产党的组织虽复杂却极严密，故收效宏大。国民党的组织既松懈却极复杂，故不特无益而且有害。

我们以为愈其复杂而松懈，不如简单而严密。

国民党要实行党治，当从治党做起。党的本身的不好处，即切实改革；党员本身的不好处，即改过自新。

国民党不要灰心，国民党同志不要垂头丧气，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只要从今以后，努力前进，办到：

党政思想化；

党员职业化；

党部简单化。

则党立见光明，自救救国，岂落人后？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时代公论》1932年第4期）

（二）再论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

——并答骆德荣君

杨公达

我在本刊第四号所发表的《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一文，引起读者纷纷问疑，尤其是国民党有几位同志，不尽以我所说的为然。骆德荣君来文说道：

杨公达先生说：“革命是一番事业，而不是一种职业，同样，办党是一番事业，而不是一种职业。……靠革命吃饭不可，靠办党吃饭亦不可。……因之我们以为国民党员应该切实‘职业化’。党员个个都有了职业，即党在社会上处处都有力量，党员不依靠党，而且能帮助党”。这种主张，使我发生了疑问：第一，革命事业与人生的职业，可以分为两件事吗？除了办党以外，没有其他职业的党员，就不配当国民党的党员吗？国民党的历史，到了现在将近五十年了，直接间接为革命而牺牲的党员，不知有了若干，在这牺牲的党员当中，有些是成功了一番革命的事业，其中因为终身从事革命事业，对于其他的职业，可以说是没有。试问杨先生对于这些牺牲了生命的党员，就不承认他是革命者吗？如果承认，那就与杨先生掌〔党〕员职业化的主张矛盾了。至于他们的生活，在事实的证明，有些不是由他们家庭的供给，而是靠党来供给，试问杨先生对于这些靠党供给而没有饭吃的党员，就不承认他们是革命者吗？如果承认，那就与杨先生靠革命吃饭不可，和靠办党吃饭亦不可的主张不符了。鄙意以为党员不必职业化，而且应当以革命事业为职业，但有职业的人，也可以为党员从事革命。因为凡是一个党员应当时时刻刻把革命的事业放在心上，革命一日不成功，党员的任务一日不完结，据现在革命的情形看来，党员非把一生的精力，用在革命的事业上，革命是很难成功的；在这种情形当中，要想党员除了努力革命事业外，还要从事其他的职业，在时间与精力上，万难做到的；因此党员的革命事业，无形中就代替了党员的职业，“革命职业家”的名词，由此发生，孙中山先生教训党员应常把革命事业当为职业的意思，也是由此发生，所以我对于杨先生党员职业化的主张，不便同意。

我觉得骆君根本没有把我的文章所含的时代性看出。我所论的党员，是现在的国民党的党员，是训政时期的国民党党员，是建设时期的国民党党员，而不是破坏时期的国民党党员。在革命的时候，或者党员的精力与时间，完全用到行动工作上面去，无暇顾及自己的职业，（这也只一部份党员如是，不是全体。）但在革命行动停止了以后，党员就不应该束手赋闲，“赋闲”抑是“赋闲”，靠党吃饭。军队尚有解甲归田之日，归田以后，过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何况一个党的党员呢？

我以为，革命行动时期的党员无职业，情犹有可原；革命行动停止以后的党员无职业，直接间接都变为党内与社会上的流氓。“革命职业家”这个名词，我到〔倒〕没有听说过，就是“党员应当以革命事业为职业”这种论调，也只能算是鼓励党员的话，而不应当做一种正确思想去信仰他。

如果革命应当是党员一生的职业，那末，社会永远不会建设起来。如果“党员非职业化”的说法成立，那末，党员大家去恭读《总理遗嘱》，贴标语，呼口号，开口三民主义、闭口吾党所宗就罢了。

我坚决地不承认革命是职业，尤其不承认办党是职业。革命与办党，只能算是职业的“副业”。“革命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职业”，如果大家尚不以为然的话，那我只好掉个枪花说一句“革命不忘吃饭，吃饭不忘入党”了。

这的确是事实：有些人来加入国民党，抱着一种无限的希望，入党后可以做官，最低限度可找碗饭吃。因之，不特失业者来归，无业者更趋之若鹜了。

因之，北伐成功以后党治下面的国民党的无业党员（自然以办党为职业者包括在内），反而比较北伐以前军阀时代国民党无业党员为多。换句话说，训政建设时期的无业党员，反而较革命时期的无业党员为多。再痛快说一句：如今国民党里面，无业流氓实在太多了！

这是什么原故呢？一则因为国民党滥收党员，甚至仅经某实力同志的介绍，成千成万的可以来者不拒的入党；二则因为把办党当着职业看，把办党当着有饭吃，可以引诱无业或失业的人入党。结果弄到在中国之大，国民党好像到处都有党员，实际上又好像到处都没党员——忠实的、贞操的。这是国民党党内纷纠原因之一，这是国民党的致命伤。

还有一个国民党同志对我说：“本党大部份同志，确实是革过命流过血来的，但是现在环境不容许他们找得一职半业，假如不靠党吃饭，那末，怎样办呢？”这诚然不错，在国民党党治之下，为什么连本党的党员都找不到职业，难道在这四万万人的偌大社会，不能安插百来万的同志么？！

然而毕竟事实是与理想相反的。党员的出路，真正成了急待解决的问题，如果还不亟谋解决，则闹党的革命挺〔铤〕而走险者必络绎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