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两座山两个人
第九章
两座山两个人
他经常觉得没有入可以说话，便上山，跟山说话跟树交谈对着湳满的溪水賴喃细语，哭一场，痛痛快快地哭，眼泪流逬九曲溪是一滴水，淌到石头上或许能长出一根草。
我要去寻访武夷山，为了名山的诱惑，也为了一个人的吸引。
我一看就是他，瘦瘦的黑黑的，手里拎着一个竹笠，只有眼睛的明亮才使他明显地区别于别的人，我想他准是在武夷山得到了什么灵气。有人说他是怪人、怪杰，也有人说他是“难剃的瘌痢头”，乡民说他是守林的、修路的。他是武夷山管理局的基建科长，他知道科长也是个官儿，在百姓、科员之上，带着施工队修路修厕所。就这么一个官儿，他自己刻了一枚自己的官印：狗官建霖。
他叫陈建霖。
他说：“我是武夷山的看山狗，谁砍树我就咬谁，我就是狗官！”在中国的官场上，称自己是狗官的大概只有他了。有比他更大的官问他：怎能自称狗官？他说：我是说我自己，跟你无关，每个月去领工资盖上这个印，就得想一想自己做了些什么？亏心不亏心？是不是白吃了人民的血汗？这武夷山我看好了没有？
他家住在崇安县城，每天清早起来做一点家务，煮好早饭，自己吃上一大盆饭喝一大瓶水，骑自行车走了，来回36里山路，早出晚归天天如此。一到风景区就上山，一边施工一边守树，看见砍树的他总是先劝后求，直到声泪俱下。鹰嘴岩旁吃立着一棵巨松，一个农民挥动大斧砍着，亳不犹豫。陈建霖先是听见砍树的声音，闻声追去，农民只想到家里的老虎灶要用柴来烧，哪里听得进陈建霖的劝告。陈建霖只好从口袋里掏钱，只有5元，太少了，砍树的农民不干。陈建霖告诉他：“我家里还有钱，我马上下山骑车回家拿钱，5点钟以前赶回来，你千万别砍了！”陈建霖如约回到鹰嘴岩拿出了6元钱，买下了一棵松树的命。砍树的人怀里揣着6元钱走了，走得很轻快，陈建霖抚摸着已被斧子砍进去1/3的受伤的松树，哭了！这一天傍晚，夕阳特别鲜红，在晚醭雾霭之中，他偎依着这棵松树不想离去。他想：武夷还经得起多少把斧子来砍？武夷山，巨大的岩石骨山，所谓土层其实是厚不够一寸的一层地衣，长一根草尚且艰难何况一棵大树？摘一片树叶尚且心疼何况砍伐？为什么我们有一些中国人在金钱和良心面前，就这样落落大方地选择了金钱践踏了良心？这样的以破坏生态毁灭文化为手段的富裕，实质上是以子孙的贫穷为代价的。当未来的穷山恶水展现在他脑海中的时候，太阳落山了，月亮出来了。
陈建霖终于知道了自己的渺小，他挡不住那么多板斧，那么多板斧中的一把甚至连他也可以轻而易举地砍倒在地。他也不想再掏钱了，一个月七八十元工资，还要养家糊口哪来的钱？他给各级领导写信，他给报纸写文章，力诉武夷山毁林的事实与危害。
舆论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山民自有山民的一定之规：山高皇帝远。
1983年12月7日，南源岭良种场的职工未经许可进入风景区绝对保护的狮子峰后的老虎巢，毁林开荒造成大火烧山，破坏植被375亩，毁林6000多棵。就在上级政府决定捉拿毁林者、不得随意将木材外运时，崇安县在一天之内将火中取材的12立方米木材运到了江苏！武夷山公社黄柏大队的主要负责千部亲自率领乡民到风景区金鸡洞砍伐风景树18棵，最小的直径30厘米，最大的直径80厘米。笔者在1987年9月份踏访武夷山时被告知：武夷山上直径80厘米以上的大树已被砍光因而绝迹！且看这样的严重违法事件是如何执法的：罚款200元！呜呼！哀哉！陈建霖说应该把带头砍树的千部枪决！他的孩子我来抚养，我保证把他教育好，待如亲子！”陈建霖不知道该怎样保护武夷山了，他急了，他的眼里冒着火星，他更加不识时务了！他以为每个人都有一张嘴，嘴的任务是吃饭和说话，吃饭只要随便能吃饱就行，千万不能吃人们的血汗。他这个基建科长管着好几个施工队几百万元钱，每一分钱都清清楚楚，他从来不在工地上吃饭，他要上山而且他怕占便宜。说话的要旨是说真话，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一旦口是心非嘴歪心也歪。
省里来了一位领导千部，中午休息刚躺下，陈建霖气急败坏地去敲门，山上有人砍树，你管不管？”别人看他像是个造反派，其实，他在别人都造反的时候刻了一块竹匾，上书：“白眼看鸡虫”，挂在他的斗室门口。
在幔亭山房前面，树立着一块大鹅卵石，正面是“福建省武夷山管理局”。反面是用小鹅卵石填成的这样一行字：“要呼唤人民世世代代珍爱这块美好的土地。”这是陈建霖刻在心里的话。这一切出于陈建霖的构思，也是他的劳动成果。
1985年，地区的一位领导人在幔亭山房吃饭时把陈建霖叫去，让他把“要呼唤人民”这五个字涂掉，因为“有强烈的政治煽动性”。
陈建霖愤然而去。第二天，管理局派人把这5个字涂掉了。
寻访名山胜地，到处可见的是各种碑，从骚人墨客到商贾巨富、大小官吏，或勒石述怀，或歌功颂德，总之中国到处可见功德碑，而不见耻辱碑。其实，哪个民族哪个国家没有自己的耻辱？
一个偶然的机会，陈建霖在一个农民家中发现了一块石碑，上刻清朝乾隆二十八年四月，建宁府为保护武夷山寺庙茶园惩办贪官污吏的布告，将十多名敲诈勒索的地方官员的罪行、恶名刻于石碑之上。陈建霖顿生出不少感慨，当即自己掏5元钱买下石碑。在风景点云窝里把这块旧碑竖起时，一个立今曰毁林之碑的想法也出现了。陈建霖当即拟草稿，用文言文，四六句子相间，写得音调铿锵，内容是讲述毁林之害，揭露了当年刮“共产风”和大炼钢铁而烧山伐木的恶果，点名批评了一些大队千部和社员近年来盗毁林木的行为。虽愤激之情溢于言表，但也有劝戒之词，并引经据典指出：1000多年前南唐保大二年李良佐建会仙观于武夷山便明令樵禁，叹曰古时且尔！”又道今者保护森林，政府有明令，凡我人民宜各有责遵守之，况性有自觉，心有自尊，肥己损公被人鄙，非君子所为，砍毁迹敛，则名山胜概益增华美，记事勒石，示告诫焉，幸勿自治伊戚！”武夷山毁林之碑兀立于幔亭，有人著文为这块碑叫好。山房的入口处，中外游入无不驻足，砍树之风也有所收敛。有名字上了碑的毁林者看见陈建霖便一再解说：“我要去开拖拉机了，我不砍树了，你把我的名字涂掉好吗？”陈建霖始所未料的是，这样一块毁林之碑尽管情真意切旨在护法护林爱在千秋万代，字里行间所流淌着的爱憎之情呼之欲出，可是，为着这毁林之碑的该毁还是不该毁，整整3年风波不断。诚然，立毁林之碑把毁林人的名字刻在石上，也实在是万般无奈之后的极端之举，可以商榷也可以从长计议。问题的根本在于：必须有坚决的措施制止毁林风！陈建霖毫不退让，宣称“以血护碑”！也有人知道陈建霖的脾气，怕他一头撞到碑上弄出人命案子来更不好收拾，再加上舆论界对毁林碑的支持，那些欲置毁林碑于死地的人一时无从下手。
1986年12月，一位有名的记者曾有武夷山之行，他采访了陈建霖。于是有关部门接连找陈建霖谈话，要他交待。陈建霖是这样交代的：“他对我说大小兴安岭问题严重，总有一天要出大事儿。中国人，只要有一点良心，想一想子孙后代，也不能这样砍树呀！”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武夷山说：“武夷山石头上长树很不容易，可不能砍，砍了不得了！”这样语重心长的告诫起了多少作用？今年春天武夷山有点阴冷。某曰，由管理局雇请民工到幔亭山房前将毁林之碑推倒了。
我想起了故宫内至今还保存着的一只景泰蓝小罐，罐中立着36根草干，这是乾隆皇帝立下的“寸草为标”的规矩，勉励自己也勉励子孙：山河寸草不能丢！不肖如八旗子弟，竟也没有把这小罐砸碎！历史的另一个别名是：立此存照！陈建霖没有去死，在同伴和朋友的苦苦劝说下，砸碑之日他一人提着一瓶“武夷留香”酒，到了天游峰。陡壁危立无欲则刚，天游峰认得陈建霖。在那仙凡分界处开山路、选路线，陈建霖手抓岩壁烈日下爬行几个小时，倘不是神仙保护他早没命了！留下了这条命，就是为武夷山做点事情。他躺在地上，喝一口酒看一眼山上山下的风光，九曲溪缓缓流去，隐屏峰历历在目，云彩也朝他涌来。他经常觉得没有人可以说话，便上山，跟山说话跟树交谈对着清清的溪水喃喃细语，哭一场，痛痛快快地哭，眼泪流进九曲溪是一滴水，淌到石头上或许能长出一根草。
他说他要在毁林碑被推倒的地方，栽一丛红杜鹃，春天就想种的，别人告诉他们春天种不活杜鹃，到秋天再种。他说，我这几天就种，明年你到武夷山一定要来看看红红的杜鹃花……就在毁林碑将毁未毁之时，武夷山砍伐之声更加甚嚣尘上，砍伐者们明确无误地感觉到了有人包庇他们，没有好下场的准是那个立碑的陈建霖。
毁林碑推倒前后，从1986年12月到1987年8月，武夷山风景区毁林事件迭起，从胸围6厘米的小树到44厘米的大树格杀勿论！武夷山还有多少树可砍？
陈建霖的眼前突然一片空濛，幻变出了一场大雨，山洪爆发，不再有森林不再有植被保护的三宝山上，雨水挟亵着泥沙汹涌而下，九曲溪成为九曲沙砾。我们的后人将凭借着先进的科学仪器，在这里考察、挖掘，怅然地怀念着九曲溪里有水的时候，那清冽的水，那水中山的倒影，那溪流拐弯时的一片细微的涛声……秋日夕阳的余晖将要从这一片杂木林中消失了，大王峄的山顶还笼罩着一层橘黄色。登大王峰时陈建霖说：“这一条路就像人生，每攀登一步都要推开自私和无知这两块巨石的夹击！”谁要认为陈建霖是一个爱提意见的“刺儿头”，那就错了。他首先是个实干家，且不说开拓武夷山上曲折盘旋的石阶小道，就在幔亭山房里，从客厅到餐厅，那些用废木料、树棍精心设计的全套家具，用竹片编成的各种吊灯灯罩，用鹅卵石铺成的彩色斑斓的地面，省下了人民的多少血汗钱，凝聚了多少武夷山的自然景观？那全是陈建霖精心设计的。他为了什么？他图的是什么？
窗外是潇潇秋雨，屋子里的各个角落都是陈建霖亲手雕刻的各种肖像艺术品。有一个是他母亲的头像，另一个是他儿子的头像，放在他的床边，还有酒醉后的李白与苏东坡、少女的侧身像，树根的深浅不一的光洁度、各种纹理都成了这些艺术品生命的一部分。雨下了一天，我们谈了一天，痛苦与惆怅，愤慨和不平，都留在这间屋子里了，现在是肖像一般的宁静，只有风声雨声……“武夷山是尽得造化精灵的自然賦予的巨大雕刻，我怎么能睁一眼闭一眼呢？”他说。
他看着窗外，我也看着窗外，雨中的山，山中的雨。我说广我们就说说武夷山吧，不再谈别的，咀嚼痛苦的结果是使痛苦增加10倍，我们紧张一天，轻松一下吧！”一人端着一杯武夷留香酒。
其实，他是一个很有天分的艺术家，他常常以艺术家的天真和执著去观察生活，他说：
武夷山本刚柔相济，山山都有风骨，山山都有脊梁，一山与一山的起伏和扭曲又很像是音乐的旋律，倘若九曲溪水干涸，那涛声便是琴声。
阴雨天中，武夷山是一幅水墨画。
阳光下是笔触很浓色彩鲜明的油画。晚上有月亮的时候，云彩是白的，山头是黑的，像剪纸。
早展，阳光初露，岩壁上白色的部分就像刚刚出浴归来的少女的肌肤。
深冬雪后，松树白里透绿。现在大树砍得差不多了，雪花没有地方挂，从山上往下淌，跟流鼻涕一祥。
过去的枫树很多，秋后满山遍野的红色，现在没有了，石头是不会变红的。
一种整体感，没有尔虞我诈也不会你争我斗一一这是另一种中国山和另一种中国人的区别。
说得真好，可是一点也不轻松。两杯酒都还是满满的，我们留着，总有一天为着树木和森林的再生，为着正义和良知的胜利，也为着伐木者的醒来，我们干杯！我们要分手了，从心里说一声“再见”，这是温暖的，人生能有多少次再见？秋雨很凉，我们站在雨中，雨中的黄昏来得真早，也模糊了我们各自的影子……我从武夷山匆匆忙忙地赶往天目山。天目山上一个爱树如命的人，快80岁了，他的年龄要比陈建霖大将近40岁。两座山的命运就是这两个人的命运，但愿陈建霖活到80岁时曰子要好过一些。
老人叫宋永增，1982年73岁时才被请下山来离休养老，1960年到天目山护林时刚刚50岁。我冒雨从杭州赶到临安乡下，在狮子山的山坡下一片稻田环抱的青砖瓦舍里找到了他。他瘦小，天目山里哪一根杂树都要比他高大得多，精神很好，他等候在门口就像等候一个老朋友。他知道我要写天目山，他说：谁跟天目山的树好，我就跟谁好！他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做过一个县的农工部长、区委书记，这在20世纪50年代的浙西山区就算是不小的官儿了。1960年，大家正在为肚子犯愁而走不动路一个个都病病秧秧的时候，县委书记找他谈话，要他到天目山当林场场长，用他的话说是去当和尚、护林头儿。他去了，那个年代还真是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不像现在。他见过天目山那是在山外，现在走进山里了，才知道天目山有那么多珍宝，高的、矮的、走的、飞的，都是宝啊！50岁学林业，买书看，请教山里的和尚。先认树，认识了就亲了，不认识永远是陌生的。后学爬树，剪枝、整叶、查病虫害，要爬得轻巧，不能擦伤树皮，树皮跟人的皮肤一样，破了、烂了，谁不疼？再尝百草，恨不得把那些奇珍草药捧进心窝里。那年头，共产党的干部还真讲带头作用，他的口粮只有27斤，女工是32斤，男工是35斤。他说少吃饭还要多流汗、多动脑筋，否则别人能听你的吗？他一定是肚子饿的，现在那么瘦。我跟他开玩笑说，现在像你那么瘦的带“长”字的干部已经不多了，吃胖点吧！他一再告诉我：“我没有啥花头，只会种种树，管管树。”我也告诉他：“现在有的是有花头的人，就是不肯去种种树管管树。”自己不管还不让别人管，我跟他说了武夷山的砍树的情况，他站起来了这还了得！这些贪官污吏怎么还在做官？”他是个“土八路”，他没有靠资格混曰子，他还是地下党呢！“在天目山，有的是资格老我千万倍的，我算什么？”他现在是天目山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护林育林专家，白天跑山晚上在油灯下一字一句地读《植物学》、《树木分类学》。天目山不仅被保护了，树的品种还有了增加。1978年9月，他去四川卧龙山幵会，10天时间除了会议外，起早摸黑往山上跑，拣树种，问别人讨树苗，再用苔藓包好，放在那个随身带着的布口袋里，一路上像抱小孙子一样抱回了天目山。
在天目山，朝鲜落叶松，日本扁柏、冷杉，美国香柏、红杉，法国梧桐，墨西哥落叶松，以及国内14个省市的各种树木都已成为天目山森林的一部分。这里的每一个早晨，当太阳升起，它们便幵始了默默的劳作，把清新的空气撒向人间；在夜晚，小鸟回林以后，中国的和外国的各种树木，在天目山海拔1100多米的峰峦间，发出了雄劲的浑然一体的只有大自然才有的涛声……也许是天目山上林木花草的熏陶吧，老宋愈来愈讲究美了，他希望天目山不仅是古老的也是新鲜的，既有雄浑也有灵秀，在古树的黄朴间还应该有雪松的嫩绿。况且雪松作为世界著名的五大公园欣赏树种之一，天目山没有，老宋心里难受，中国人为什么让人瞧不起，不就是缺这缺那吗？不就是缺那么点精神吗？天目山前面的青龙山上倒是有一棵高大的雪松，老宋呆呆地在树下不知看了多少遍，爬到20米高的树上和林场工人一起为这棵老树人工授粉。失败后又研究无性繁育，剪下枝条在苗圃里扦插，依然没有成活。
也许是不精心吧？他把雪松插在钵头里，白天端进屋内取荫，晚上端到屋外受露，栽插的泥土用筛子筛过再炒成焦泥灰，以消灭细菌。又把米泔水、葡萄糖掺进土里以增加养分，结果还是失败了。
养一棵树比养一个孩子还难！他听说南京繁育雪松成功，自费赶去背回了一大捆3-5年生的可以成活的母株条，成活率达20。以后在浙江林学院的帮助下，天目山上的高山雪松扦插成活率达94！10年来，天目山上第一批扦插成功的雪松已经相当壮观了，一片嫩绿带着一点点君山碧螺春茶的毛茸茸的白色。
培育高山树种是老宋的心愿，有一个数字成了他晚年的一块心病：在临安县千米以上的高山有60万亩，浙江全省有700多万亩，因为海拔高大多数是荒山疏林。让这些山都绿了，都种上雪松，给子孙多留下一片树阴，他说我死也闭得上眼睛了。
“我们不如和尚。”老宋说，“和尚没有子孙，他们爱山爱树如命，我们有子有孙，还有砍树毁山的！那才真叫断子绝孙呢！”老宋上山时，刚好是三年自然灾害开始，农民没有饭吃也想砍树换几元钱，老宋对他们说：“树是子孙后代的，不能砍！老宋的命有一条，你们要不要？”历任临安县委的领导支持老宋，逢上千旱十天半月不下雨，老宋就跑到县里请求封山，县政府便当即下令。
大炼钢铁的时候天目山下的干部带着社员上山砍树炼焦，县里的意见很明确：天目山的树一棵也不能砍！“文革”中部队卫生队上山采中草药，老宋在山路上把他们拦住了……天目山就是这样被保护下来的，而且确确实实有和尚的功劳。天目山上的庙宇香火不断，一到晚上护林和尚手持竹棍巡逻在林木草丛之间，如发现偷盗树木的先晓之以爱护生灵万物的道理，如不听劝阻继续蛮横，和尚们便手持竹棍扑将过去。久而久之即使好事之徒也不敢轻易上山偷伐，而珍惟天目山的树木，便成了这里代代相传的不成文的乡规民约。
老宋1960年进山时认得一个小和尚，俗名叫吴金高，“文革”时不让做和尚就还俗到林场，老宋知道他爱山便让他护林。现在年岁大了，退休了，吴金高有家不回，退休后又到山顶的庙里重新做护林和尚。两个老人是好朋友，一见面老宋就说：“金高，我不如你呀，我回家了你还没有回家！”早在解放初期实行土改时，大多数干部不知道什么是风景区，总想分一点山和地给农民。天目区区长李家宽说广慢，这得问问和尚。”李家宽走进庙里找到一个法名叫云宝的和尚你看天目山哪些地方要留下来？”云宝闭目稍加沉思后用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圈，并说了几个地名：“这一片山林要保护下来。”区长当即答应，云宝连声“善哉”。
云宝和尚所划定的范围，恰好就是现在的自然保护区。
阿弥陀佛！倘有真佛，云宝和尚便是。
至于李家宽，现在没有人知道他人在何处，笔者也无法寻访，然而天目山的人和树都记得他。
天目山你真幸运，你有云宝你有李家宽你有宋永增！天目山旁便是与安徽交界的浙西三大名关之一兵家必争之地，千秋关。也许是历史上战事太多吧，这千秋关上下一片黄沙，老百姓说：“诸葛亮借了东风忘记还，一直吹到1962年！”就在这千秋关上，老宋带着林场工人一连种了3年树，第一年风把树苗吹得不见踪影，一个个坑变成一个个小沙包。第二年有少数的树苗活下来了。第三年风沙吃不掉树苗了，土质变软了，树长起来了。到今年，9000亩森林使荒山变绿，再也看不见黄沙飞扬了！20多年心血浇出一大片森林，老宋说：“治山治沙治洪治涝都不难，就是种树，有了森林就有了好土地好年景。树为什么砍不得？那是引沙引洪引涝啊，祸国殃民啊！”天目山的枫叶幵始红了。漫山遍野的冷杉、落叶松、毛竹、雪松，在阳光下是深浅不一的墨绿、翠绿、嫩绿，红叶相间，星星点点。
随着天气的转冷，这红叶将会扩大但并不是取绿叶而代之，因为这里的绿色是四季如一的。雪花飘飘的时候，红叶将要凋零落在柔软如温床一般的清香的林地上，做一个堆雪人的梦。
远远地，我被这枫叶迷住了。
当我走向深秋，无论山重水隔，我都要回头。
我握着老宋的手，祝他健康长寿。他笑笑，“只要山上有树，人总是要死的！”我无意中看见老宋的手指头细长而且扭曲，就像雪堆和石头的挤压下长出来的山杨树苗。“都是机石头种树弄的”，老宋的家人告诉我，他在天目山上什么病也没有，一下山就得了气管炎。老宋说广我岁数越大就越想天目山”在老宋家的右侧有一座观山，大炼钢铁时把满山的树砍光炼了几堆废铁碴子。老宋离休回家后曾给区、县的干部说这山不能再荒了，再荒下去后代要骂共产党的！”1984年，老宋带着一群村民在观山上种了30多亩树，只有3年，观山已经有了正在生长着的水杉、绿杉、雪松等20多个品种的小树。
村民和天目山的职工都这样说：“像老宋这样的共产党员要是多几个多好！”归途中我想起天目山想起老宋的时候，山和人的影子总是重鲞着。一个人，短短的一生，人的寿命还不如天目山古树身上的一片叶子，倘能将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真心实意地托付给一座青山一片树林，那将会少却多少烦恼又是何等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