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第十八章
原来这花草树木的妙处之一，便是让人去品尝各种体验的，然后达致性灵相融。郁达夫写道：“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罢，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橡破屋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到青天v驯鸽的声。”郁达夫还写到了北京的槐树、牵牛花，说：“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的下得奇、下得有味、下得更像样。”人总是在一种两难的境地中徘徊：向往未来，回味过去。然而未来却总是迷惘的，远不如过去的实在。
郁达夫一别京都十年，倘若容我猜度的话，这故都的秋色中，有一部分是浸润着怀旧之虽怀旧之情的，像一坛陈酿的酒，丝丝缕缕地飘溢出来的味儿，便已经醉人了。你看那枣树，屋角，墙头，茅房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的长人起来。像橄榄又像鸽蛋似的这枣了颗儿，在小椭圆形的细叶中间，显示淡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正是秋的全盛时期……
北京市内的枣树已经少到几乎看不见的程度了，同时失去的是老人在枣花下闲聊、孩童扑枣的那一点故都情趣。在北京的城墙、城楼被拆除，人们抢着“明砖清瓦”砌厨房、修厕所的年代，自然毫无情趣可言，枣树与槐树、柿子树的死活，似乎无关宏旨，于是便由它死去了。
这些是郁达夫始所未料的。加上污染，北京的天空已经不那么清静了。北京人的茶是还在喝，那味儿却不太一样了，不是关在屋里喝，便是挪到路边上喝（当然是炎夏或初秋允只因为四合院已经很稀罕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幢比一幢更高、更气派的新楼、大厦，时代的进步姑无可疑义的，当然也要付出代价，天空的被切割便是一例。另外有可靠消息说，近几年新盖的公寓房滲漏的在20力以上。断有报章上的消息说，古都北京仅存的62平方公里旧城区，正在不断地被新楼及高度蚕食与吞噬中。1985年制定的《北京市区建筑高度控制方案》中，王府井地区的法定高度为不得超过30米，有多少新建筑己突破了这一高度，用眼睛看看便知道了。
原因何在？据称是涌入北京房地产市场的外商，强烈要求提高建筑容积率和建筑高度，于是房子便愈盖愈高了。
从法律的层面而言，笔者实在不明白外商为什么就可以不守中国的法？中间还有些什么奥秘比如官商勾结、权钱结合，总而言之多少有点权力招租的嫌疑，信夫？
也许，更可悲的是在我们不断拆除四合院，建造豪华的高楼大厦时，国人正在把现代化、现代文明的尺度，同豪华、奢侈紧密相联，一个民族的精神便随着各种渗漏而流失殆尽！弹丸之地的北京旧城区从义化的视角观之，却意味着，这是明清两代五百多年封建王朝的真实的缩影，是尚有余温及辉煌的历史的遗迹，仅市级以上文物保单位便占全北京的70%以上！我们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
无论是旧城区还是新的豪华地带，能使这一切新新旧旧活起来的却是林木。这些年，北京种了不少树，这是有目共睹的，同时毁树现象却以更经常的、持之以恒的破坏力而延续着。笔者家居的团结湖蔬菜市场的棚架就是以活生生的树木为梁柱牵绳搭棚的，对于树木的捆绑可谓屡见不鲜比比皆是。
市民的环境意识是需要灌输、引导的。设若北京电视台每周少播放一首文字不通的流行歌曲而开设一个市民环境意识专栏，其效果如何？当可拭目以待。笔者所住的楼前有一块绿地，为这些群楼中宝贵如同心肺的绿地浇水、除虫并悉心加以修剪护理的是一位年过60岁的老人，居民们都认识这位绿化队的老太太，瘦骨嶙峋地弯着腰顶着烈口在绿地中劳作，笔者曾和她交谈过，她感叹道：“实在管不过来呀！”此言不谬。就是今年秋天刚刚来临的一个夜晚，绿地中已经生存了10年的一棵龙爪槐被活活地剥皮了，从树冠以下一直剥到根部，剥得干干净净。这个早晨是灾难性的，邻居们纷纷为龙爪槐叹息，咒骂那些剥树皮的歹徒，据说是几个喝醉了酒的年轻人在深更半夜所为。
为龙爪槐哀，也为故都的秋天扼腕。
但秋色无疑是已经落在我们身边了，秋色也不时地撞击着窗棂，走出北京，燕山岭上红果该红了吗？大街上已经有今年的小枣在叫卖了。真愿死去的柿树、槐树、枣树能重新活过来，如果这已是不再可能，那么我希望让被捆绑的树木获得解救，不再有龙爪槐被活活地剥皮。
还会有秋雨，扑打着这人世间，那雨点儿落地的声音中，或许还能听到郁达夫的吟哦：“一层雨过，云渐渐地卷向了西去，天又晴了”
……
1994年9月于北京一苇斋但愿今夜有梦哭别艾青师许久的干旱之后，今晨却是春雨潇潇，电话铃声很少这么早响起过，马加兄告诉我：“清晨四时半，艾青去世了。”雨点敲打窗棂，天上乌云低垂。
一个在漫长的流放与苦难中执著地歌颂光明的人走了，“让我们从地球出发，飞向太阳。”他的迷人的微笑，便是这雨后的花瓣。
他来自春天，他归去于春天。从浙江金华到北京的并非直线的距离上，他走过的风霜雨雪，他为了照耀这一条泥泞的中国的路而举起的火把，便是他的一生。
现在是1996年5月5日晨7时。艾青走了刚刚2个多小时，他的灵魂今在何处？假如我闭目遐想，拒绝白昼的喧嚣，让思绪弥漫于雨丝和云朵之间。
我还能看见他往日的微笑，以及那4即便在病床上也会有力地竖起的大拇指吗？
我知道我不能再惊动他了。当思想和语言迷惘地离去，灵魂便是赤裸裸的不再需要任何掩饰。从此后寂静着，却比思想迅速；从此后沉默着，却比语言恢宏；或者在人空游走，或者在草丛蛰伏，或者在河畔啜饮，“裸立在风中，融化在阳光下。”生命与死亡原是一体的。
我们活着，那也是说我们正走句死亡。
纪伯伦说：“让呼吸超越那不息的潮水，飞升、扩大，无碍地寻觅上帝，不就是停止呼吸吗？”艾青的微笑怎么会死呢？
你感觉着他的微笑、他的机智的时候，他便已经走到你的心里了。爱他的人会流出他的眼泪来，笑出他的微笑来，发出他的声音来——“我们的诗神是驾着纯金的三轮马车，在生活的旷野上驰骋的。那三个轮子，闪射着同等的光芒，以同样庄严的隆隆声震响着的，就是真、善、美。”他曾经略带忧伤的告诉我，其实他并不情愿来到这个世界上。
1910年3月27日，浙江金华畈田蒋村，一个殷实的地主家里，在接生婆忙乱的没有经过消毒的刀剪声中，艾青落地了。他尖利地哭叫着，愤怒之极。
这个地主家庭坐落在树木葱郁的双尖山下，有平房有楼房，宅院门口是一块“天伦叙乐”的匾额。艾青的出生并没有增加添丁之喜，相反却带来了愁云惨淡。艾青是少见的难产，一切都预兆着这个小牛命将来的全部艰难了：母亲为了生下他挣扎了三天三夜，他在母亲的肚腹里抗拒出生也挣扎了三天三夜。他愤怒地哭喊着还没有睁开眼睛的时候，他的父亲和另外一个乡村算命瞎子便试阁决定他的命运了：婴儿艾青被判定为克父母的“克星”。
解救的办法是，艾青不能吃生母的奶，也不能叫父亲、母亲而只能称叔叔、婶婶。蒙上脸从家里抱出去让別人喂养，从小流放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一一这便是由一个农妇的粗糙的，以及奶汁孕育的《大堰河一一我的保姆》的少小年代，也是艾青流浪、叛逆、投奔華命的最早的动因。
也就是十多年前吧，艾青和高瑛住在北纬饭店的一个套间里，那时的生活似乎要悠闲得多，北京和全国各地的诗人常常会在艾青住的房间里不期而遇，高瑛忙碌地沏茶倒水，满屋子的高谈阔论，那是诗的黄金年代。
杨宪益不喝水只喝茅台酒。
邹荻帆笑嘻嘻地为《诗刊》约稿。
孙静轩很少说话，只是瞧着艾青，仿佛总也瞧不够似的。
蔡其矫悄悄地抽着那时还不多见的“555”烟。
叶文福念诗的时候会念到涕泪横流……
艾青的说话如同他写诗一样，总是简练而俭省的，他倾听别人的声音，迷人的笑着，有时眼睛里闪着泪花。
即便是真诚的敬仰，艾青也拒不接受，他说：“捧得愈高，摔得愈重。”他对我的叮咛回想起来也就是几句话：“你要梳梳头。”我确实不太重视我早秃而蓬乱的头顶。80年代初，我的老母亲还在崇明岛上守着两间老房子，艾青总是问：“老娘身体好吗？”并且告诉我“要多寄点钱”。
1981年4月1日晚上，艾青给我写了一幅字——“蚕在吐丝的时候想不到吐出一条丝绸之路”。在我的6平方米的书斋中，这是迄今惟一的墨宝，每当读书或写作到夜深，靠在椅子上稍息片刻时，我就会在心里念一遍艾青的题句，默想着他的微笑，以及去年春天他在病床对我说的话：“房子倒下的时候，你要绕道走。”那房子的墙壁上或许正好有行人留下的艾青经常提起的两句话：“安明，你记着那车子！”但愿今夜有梦……
1996年5月8日深夜于北京一苇斋灯下大江小川我正在写长江，想起了郭小川。沿江源而下，当我从远古的尘封废墟、长江落日中寻觅时，总是和那些徘徊、浪迹、穷愁潦倒于长江畔上的诗人的灵魂相遇。他们是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等等，还有在长江之滨写了《秋歌》与《团泊洼的秋天》的郭小川。这是灵魂被拷问的时刻，过去的诗魂还在飘荡，现在的诗人呢？
如果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因为诗歌而使一个民族走出光荣与梦想的时代，便远远没有过去。长江大河里流动、弥漫着的依然是诗的气息，吸入心灵便会流淌于血液，但你要去吸。我知道我在深深地呼吸着，如饥如渴，否则我有什么资格去回想郭小川呢？当我欣喜若狂地读他的《望星空》时，我是崇明岛西北角一所农村中学的初中学生。再读到他的《青纱帐甘蔗林》时，已经是1962年了，我刚刚被征召入伍，在20军的一个步兵连当兵。我和小川只见过一次面，再见于八宝山，那是他的照片和骨灰盒。
1974年初夏，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做工农兵学员，压抑而惆怅，但还是急迫且无望地做着诗人的梦。因为买不起稿纸，便把一张张白纸裁成长条，写紧跟形势的诗，也时有作品发表。有一天意外地接到光明日报社一位女士的电话，说是约稿，并要我去报社一谈，找杜惠。读过不少小川的诗，对他的家庭生活却一无所知，并不知道杜惠就是小川的夫人。然后去报社，杜惠和善而亲切，要我先小坐看看报纸，中午下班时说：“我们走吧。”但我还不知去哪儿，只觉得肚子饿了。出光明日报社大门往东，在一个菜市场上杜惠买了点肉，然后告诉我：“带你去见郭小川。”我顿时雀跃，“在哪儿呢？”“马上就到了。”进一个院门，华仁路31号，院子里有一棵树，上楼，杜惠一边开门一边说：“小川，我把徐刚带来了。”木讷如我，这时才知道他们是一家子。
这就是郭小川，那么普通的一个人。
房里还有一位女士，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李玲修，好像是请小川写什么本子的。不一会儿，李玲修告辞，我和小川相对而坐。小川说，他读了我发表的一些诗歌，想和我聊聊。我说，我连做梦都不敢想就这样见到了郭小川。小川知道我是崇明岛人，那些年发表作品时署名前面，往往还会加上“北京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原崇明县合作公社社员”字样。接着，我们便聊起了崇明岛。我告诉小川，就是在这小岛上，我在五年级的语文课本里第一次读到了艾青的诗《春姑娘》，六年级时读到了袁鹰的《时光老人的礼物》，初中时读了《望星空》。小川略一沉思：“我都熟。”又问及上些什么课、读些什么书。我告诉他正在通读《鲁迅全集》，小川很高兴地说：“读朽是最重要的。”我还说到文艺理论课主要学样板戏创作经验。小川说，样板戏很了不起，要好好学。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还要读一些别的作品，莎士比亚能不读吗？我知道《望星空》给小川带来了非议和批评，但我还是很想听到诗人自己的想法，并且告诉他：“我特别喜欢这首诗。”“为什么？”郭小川问。
这时，我的胆怯己经几近消失了。郭小川的魅力是让你不知不觉地走近他、信任他。我甚至觉得大有诗名的郭小川，和我这个无名小辈一样，内心里都有一种孤独感，都有倾听、倾诉的欲望。我告诉他：“我被《望星空》的想象感动了，另外还能读到一点你的忧郁和迷茫。”小川认真地听着，略略闭了一会儿眼睛，但不置一辞。于今想来，这是一个十分遗憾的话题，在小川不可能一吐为快，在我则是无法深入，因为懂得太少。然后说到《林区三唱》，我告诉小川因为同学的要求，学校印发了《青松歌》，但“三个妇女，必谈丈夫”印成了“三个妇女，小川笑了，有点凄然。
小川对我的家乡很有兴趣，我告诉他我生下三个月多几天父亲即去世，家里还有一个为我守寡终身的老母亲时，小川动情地说：“故乡和母亲，你要多写，你为什么不写点童年、海滩、芦苇的诗呢？”就在我和小川聊天时，杜惠已经准备好了中午饭，有炒菜，还有一碟油炸花生米，那美味难得吃到。小川说：“这是严阵送我的，这几年每年给我寄一小包。”饭后，杜惠给小川一杯白开水，几片药。我知道该告辞了，但小川坚持不让走，再聊、喝茶，尽兴而归。“华仁路31号”，我记住了，我还要再来。
北大四年多的求学生涯，这一天对我来说是特别明亮的。回到学校，32楼还是灰蒙蒙的，但校园里的树却绿得可爱，在西斜的阳光下，已经蒸腾起夏日的生机了。
当时郭小川的处境并不好，还在审查中。此种情况下，郭小川找过我或我见过郭小川，在当时的北京大学都是一件事儿，况且我自己又是个“白专道路”的尖子。这个消息还是传出去了，因为我跟一两个自认为还谈得来的同学说过。工宣队的谢师傅先找我谈话，然后说：“无论谁找你，你就是跟我说的那句话，咬住！”那一句话就是“郭小川让我好好学样板戏”。
1976年10月，我调到《人民日报》副刊做诗歌编辑，“四人帮”被粉碎，小川正在林县。袁鹰要我立即去林县找小川索稿。就在我准备出发的前一天，消息传来：郭小川准备回京的时候，于10月18日不幸去世。然后由袁鹰亲自找到郭小川在林县写的《拍石头歌》，排样、上版，袁鹰精心地安排在郭小川追悼会的那一天见报。大清早，我打着一摞报纸上车到八宝山……
爱诗的朋友问我：郭小川过时了吗？；这真是一言难尽的，在小川的诗里，很容易过时和很不容易过时的诗句错综交织着。这就是真实的、矛盾的、才情洋溢却又始终被禁锢着灵感与思想的郭小川。他的身上有着重重的时代的烙印，他的诗情至少部分地已经飞离那个时代而去。
写在氏江畔上的《团泊洼的秋天》结尾两句足不管怎样，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义它也许不合你秋天的季节，但到明春准会生根发那么就让它埋在坝下，接引人江的涛卢吧，小川趄属于大江的。
我怎么能忘记郭小川呢？我铭记着每一个扶助过我的、教诲过我的、在与在的师长、前辈、朋友。
我在北京成家后分得的第一间房子，就在华山路31号，小川的楼下。能常常见到杜惠，还冇小川的爱活泼的小孙女，披着一条红纱巾在院子里奔跑、跳舞在18年前。
但愿我的回忆仅仅娃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