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茵河的舟影
莱茵河的舟影
笔者无意揭示“她”新的放荡行径，但是这一笔又是我写这个家庭之必需，只好不得已而为之。希读者明鉴。
——作者
一
国内的读者对黄凤祝先生和安尼女士的名字，或许是陌生的，但你读完开篇的信函后，将会唤醒你沉睡不久的记忆。笔者继续用笔引路，将你带进这个居住在联邦德国波恩的家庭，管窥其灵魂的全貌。笔者这里公布的信函，是第二个被“她”愚弄的人写给黄先生和安尼的信：
……如果不是遇罗锦来我家，因被骗而产生气奋（愤）后，我决不想认识你们。目的只有一今，希望您能用别人看得懂的语言和文字，告诉别人：小心上当！
我是靠教中国太极武术维（为）生的。先在美国，后迁来德国……如果时光能倒退回去25年，家里人告诉我笔杆子有多重的诸，我过去决不会去拜寺庙的和尚为师学武，以至还得求您把这些写成文章。
我过的生活并不富有。出于我也是个中国人，我愿意帮助她。那年的9月1日，我收到她的第一封信，她十分感谢我给她的帮助。前两天，我和先生请她来这儿，我陪遇看看我住的小城市的小街道，正逢大减价还有几天，我看见商店内有2901（西德马克）的毛衣时，她指着商店里的87年春装模特儿一件299011的毛衣问我：为什么不买下这件毛衣？我不禁给自己提着（出）问号，她是不是劳改3年、当过6年农民、有过4年保姆生活的遇罗锦？
她穿着的一件毛皮上衣，是德国老太太才穿的服装。中国人不懂这些，仍在我面前不停地显摆：这是998011的，还有一件1千多的连帽子和腰带都配齐了的。我有老式的靴子，什么色彩的都有。看了我的住房，她说：你不会把每间房子都涂成粉的、白的、黄的？咖啡色多不时髦？
……她完全忘了她给我信上写的那些让人看了激起同情的话。我的一朋友，气奋（愤）地对我说：大陆怎么会叫这样的人当什么作家协会委员？（她当时只是北京市作协的会员，仅此而已——笔者注）……圣诞节前，她说她一个人很孤独，我和先生就打电话给她，请她来我家，并连同车票一块儿寄去。当天等到晚上11点，也不见她来，我和先生从晚上12点起，就给她打电话，过了半夜又打，第二天又打。她告诉我们，刚要来这儿时，她处一个德国老太太接她来了。后来，我才从她嘴里知道，她正在和那个德国老太太的儿子同居呢！
她留居德国后的一篇文章，字里行间透露着对“味咪兔”的爱，这是为自己正名。可怜的书呆子吴工程师，他哪能知道这些呢？他又从哪化能知道，她从那个可怜巴巴、连吃饭馆都掏不出钱来的伊朗青年身上，得到了多么（大）的满足呢？她说“要多好玩，有多好玩”。在我面前，她多次讲到真正享受到做爱，是在德国和那个伊朗青年及邓个德国老太太的儿子身上……
我写不下去了，我实在觉得这个人是十分下践的。这样的人，是有麾鬼潜藏在灵魂深处，上帝一定要惩莉她，给她（悲）惨的结局。临行前10分钟，我扣先生憋着气送她去车站。在车坫她还笑骂我：“土得颈上连一串项链也没祛！”自己铱下的苦酒，只有自己饮下，我不怪罪他人，在中国没有被中国人欺戢，反而在外国受了中国人的碥。自己做了太公钓上的鱼，自作自受罢！
此人一身反骨，只要对自己有利的，可以六亲不认。试想，过去她对她的父亲和家里人，以及原来的男人的态度，当然家（里）人要骂她。她仅得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她曾说，中国除遇罗克以外，没有一个人值得她爱。试想，遇罗克如能活到现在……能在中国裔露头角的话，遇在国外，一样可以和遇罗兔对着千。
……有奶便是娘，这就是她。她抱怨那个德国老大太的儿子，说她和他睡了那么多觉，不做老婆，也做情人了吧，可是那德国人竟只给了她他大太死后留下的一块小破表……
过去，我在usa时，曾在一个中国饭店的走廊里看见这么一个条幅：江湖险，人心更险。当时，我还求人家给我解释。现在，我亲自尝到了滋味……我下决心不在于（与）她来往，只是怕她会厚颜无耻地再来我处。
…如果黄先生有机会从波恩南下reutlingon，望来我家做客，我会诚恳的（地）做出自己得意的家乡菜招待你。并请转达我对您太太安尼的问候，请她相信中国还是有许多有志气、有脸皮的女人的。这儿天，我正洗刷我先生头脑中“中国女人那样可恶”的影响（印象）。
祝万事如意！
h·y·s草草
1987年2月16日
二
至此，读者已完全清楚了——黄凤祝博士和他的德国妻子安尼，是第一个被遇罗锦欺骗的家庭。
1985年隆冬，黄先生和安尼怀着一颗对中国文化深爱的心，从波恩驱车至西柏林。汽车在高速公路上整整奔驰了一天，才在西柏林接到了“女作家”遇罗锦。遇当时已打定叛离故土之谋，因而带的皮箱等杂什特别多；致使黄先生的卧车拉不走，不得不在另天又派了车子来柏林，专门来拉运遇的行囊。黄先生和安尼把她安排在莱茵河畔家舍的书房下榻，亲切待之，礼而宾之，实不知是引了活鬼进门。遇甘心去当所谓“难民”之际，不但与接待她来德国的黄先生和安尼翻了脸，为制造从黄家出走的借口，还丧尽夭良地反噬了他们夫妇一口。
现在，她当初恳求黄先生帮助她出国学习的历史见证犹在。她在信中说：
……从我步入文坛以来，比较地说，现在可谓黄金时期（何以又称自己是中国“难民”——笔者）。我却非常想去外国留学、看看，见识见识……
我这样想：我一方面自刀更生，无论千什么都行，我深信自己能养活自己；一面学习德语，同时和国内依旧保持着联系——给他们投稿。我还会回中国，一定会回来的，……我想您一定同意我的想法，您能替我做经济担保人吗？
骗术！完全是一种江湖的下流骗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笔者和读者的心情一样，非常想知道这个被遇欺骗了的家庭。1987年早春，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西德之前，在邀请代表团出访西德的邀请者名单中，我看见了黄凤祝的名字。时隔不久，黄先生携安尼来北京办事时，来我家里家访，一并商谈访德国的日程安排。
安尼好像非常喜欢黑色，她上穿一件黑呢短大衣，下穿黑色长裤，身上的装束和她那一头乌黑的长发浑然成为一体。她好像不施脂粉，和那些浓装艳抹的欧洲女郎，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黄博士的装束更为简单：一身已显露出白色的蓝劳动布制服，脚下配搭着一双旧式皮鞋；大概是为了抵御料峭春寒之故，脖子上和领口间扎系着一条驼色围巾。仅此而已。
当时，我只认为这是黄博士和夫人为了顺应中国古朴的民情，有意简化了他们的装束。1987年5月，中国作家代表团飞抵西德法兰克福，当我们步入机场出境大厅时，我才发现自己昔日判断的误谬，在迎接我们的朋友中间，他仍然是那身淡蓝色的布装。握手、寒暄之后.轿车沿着美丽的莱茵河奔驰了近两个小时，驶到波恩黄先生经营的香江酒楼。酒楼紧靠莱茵河，接风午宴就在这儿举行。
老实讲，我对那些德国朋友的频频举杯祝酒只是出于礼貌而应付，我的目光始终像当达跟踪飞机一样，追逐着黄凤祝。按说，黄博士今天是主人之一，理应坐在餐桌的上首，可是他却忙着跑前跑后。一会儿拿来茅台，一会儿端上龙虾，俨然像是酒楼中一个“跑堂”。我对此既诧异，又掺杂着不安，因为这等于是“反客为主”，与欧洲的繁琐礼节是大相径庭的。但他神态自若地在餐桌间穿梭，毫无不适之感。有一次玛拉沁夫硬是把他拉坐在椅子上，他只喝了一口“可乐”，就又去端菜去了。我再看看他妻子安尼，她坐在午宴最不显眼的长桌桌角，嘴里吸着？支香烟，默默地汀量着坐在她对面的王安忆、莫言……她仍然穿着一身黑色衣裤，那装束和那坦诚而安静的目光，让我想起了达芬奇笔下的蒙娜丽莎。这位温文尔雅得如同中国妇女一样的德国女郎，或许不是在用眼睛判断这些作家，有没有另一个遇罗锦吧——这实在是有意思的一对夫妻！
出访联邦德国之前，有来过波恩的作家曾向我作过这样的介绍：那是莱茵河畔的一个理想“王国”，黄和他的夫人，对中华文化的挚爱程度到了“爱屋及乌”的程度，因而那只喳喳叫的黑乌鸦，能在那儿行骗。你去看看就知道了，这对夫妻对中国文化人，关怀备至，情同手足。我不记得是在什么刊物上，还读到过一篇追忆在波恩和黄及安尼接触的文章，文中说：黄先生经营香江酒楼，何盈利不够支出。因为这对夫妻为了弘扬中华文化，还经营着专门推售中国（包括台湾）书刊的雅知书店和专事把中国文学艺术书籍译成德文的雅知出版社，在欧洲这是赔钱的买卖。酒楼生意淡季不能弥补出版社和书店亏空时，黄先生就向他在菲律宾的父兄手心朝上7。黄先生的父亲，原系福建泉州地区石狮人.早年家境贫穷，为了谋生而飘洋过海，现在是海外一家有名的塑料公司的老板；他哥哥在菲律宾开设一个猪厂，收入也甚丰厚，对黄先生不断有雪中送炭的经济支援。黄先生从菲律宾来联邦德国，最初是奉父命来学习塑料加工的，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园，他考进了慕尼黑大学后就转向攻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取得了博士学位。安尼家在慕尼黑附近一个城镇，在慕尼黑大学学习汉语，中国古老的灿烂文明，给他们之间搭了一座鹊桥一他们结合了，组成了一个中华血统和巴伐利亚民族后裔相爱的家庭。这个家庭，如同恒星的一颗卫星，生命的追求就在于围绕弘扬中华文化而运动。在我飞联邦德国之前的头天晚上，1985年访问过德国的一位北京作家还托我给黄凤祝先生带好，因为黄先生的酒楼，曾热情招待过作家王蒙、鲍昌、方冰、西戎；、张抗抗……该年隆冬，黄先生和安尼接待过遇罗锦的屋子，1986年之后又热情招待过孟伟哉、公刘、刘祖慈、李子云、李陀等许多访德的中国作家。记起这些，我不禁对黄先生和安尼在接风席上的不拘礼仪有了理解并增加几分敬意。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对宾客才讲客套，对故园的兄弟姐妹，只要奉献出一颗赤诚的心也就够了。
饭罢，再次显示了黄先生和安尼浓如酒酿般的手足之情。他把高晓声、张炜、季仲安排到他家里去过夜，他和安尼把家让了出来，搬到书店去住。当他把家中的钥匙交给中国作家们时，巳向我们打开了他俩的两扇心门：尽管被蛇咬过一次，并不疑虑并绳——那串钥匙给了我明确的回答。
三
雅知书店开设在波恩一条幽静的小街上。
由于我要在西柏林参加两个学术会议，作家代表团回归中国之后，我仍逗留在联邦德国，有机会对这家庭进行由表及里的观察了解。黄先生和安尼的家庭分工基本如下：黄先生经营酒楼，安尼经营书店。雅知出版社出版翻译中国书刊时，则夫妻一起上阵。
在黄先生书店帮工的华裔阮嘉玲女士曾告诉过我，为在中国代表团来访之前出版德文版的中国文学刊物《龙舟》，黄先生夫妻俩和她整整突击了3个昼夜。安尼擅长美术，担任刊物封面设计和插图装帧，并兼刊物的德文校对工作，黄凤祝先生负责刊物文稿的审定和翻译工作。他有着敏捷的才思，在夫人安尼的协助下，曾出版过他翻译的《李清照诗词选》。按照阮嘉玲女士的说法，黄和夫人对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爱到了如痴如呆的程度。在奋战《龙舟》出版的3个昼夜中，他们3个人只有往嘴里填灌面包片和果汁饮料的时间，没有吃一顿正经饭的空档。3天3夜不闭眼，每个人至少掉了3公斤的体重。
对此，我深信不疑。在波恩的日子，我没见这对夫妻像那些德国人一样，开车到风景区去度假，在莱茵河上放舟。黄先生的酒楼经常要到午夜才闭门，结过账后已是凌晨一两点钟，第二天早晨6点左右就要起来，和安尼一块进行书刊的翻校工作。使我奇怪的是，他和安尼在我面前没有打过一个哈欠。特别使我深深感动的是，波恩大学举办“中国文学周”的几天里，偏偏酒楼的厨师患了重感冒，不能为作家们准备早餐，黄博士这时就代替了厨师的角色，不误时地做好中国式的早点。白天他又搬运着《龙舟》及其它德文的中国文学书籍，到波恩大学“文学周”的会场上去推销。如酒楼的业务太忙，安尼则代替了黄先生的角色，挑起弘扬中华文化的担子。
有一次，我怀着不安的心情问黄先生说：“你怎么不知道累？是不是有什么特异功能？”
他笑笑，一摇头：“没有。习惯了节奏的紧张。”
我又问安尼：“你哪？”
她风趣地掏出一只烟卷举在眉间：“它能医治困倦！”
噢！各有各的回答，又都各有各的依据。尽管他们作了各自的心理自白，我仍然发现了超负荷运转给他们带来的疲惫。6月中旬，我应特立尔大学之邀，给汉学系的学生们去讲中国当代文学，黄先生答应晨9点用车子送我去特立尔。我在寓所等候得心焦，因为时间巳过了9点，黄先生是个严守时间的人，但门口还不见黄先生的车影。这时，客厅里的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听筒，黄先生熟悉的语音传了过来：“从先生，请稍安勿躁！我今天早晨送王安忆上汉堡的火车，上车之后，麻木的脑子还没反应过来，没容我下车火车就开了。现在，火车已把我拉到了科隆车站，我是在科隆火车站给你打电话。请放心，我马上乘返回波恩的火车回来。”说着，他在电话里笑了起来。
我也觉得这事情十分可乐，不禁也失声而笑，但笑声过后，喉头突然升起一股苦涩之感：黄先生和安尼女士，是不是为我们付出的精力太多了？接车，送站……我们每去一个新城市，他都开车送我们去。联邦德国的高速公路尽管开阔平坦，但握着方向盘的还是他呀！记得有一次，他和安尼拉着我和一个中国画家去附近小城去看刚刚揭幕的中国画展，不知是鬼使神差还是他精神过于疲累之故，很熟悉的高速公路，他竟然开错了方位。当天，又落着滂沱大雨，只能根据若隐若现的前车尾灯来判断车？与车子之间的距离，车轮像不是幵在高速公路七，而是开在一条浅河之中。安尼也敏感地发现了这一点。她立刻和他调换了位置。她转动方向盘，把车子开到了举办画展的小城。我想：“这显然是由于过于疲惫带来的精神错位。”
此时，车子又奔驰在通往特立尔的公路上。
我说：“黄先生，你神经弦子绷得太紧了！”
他却和我扯拉别的：“你知道吗？特立尔是马克思的故居。”
“其实，今天完全可以让特立尔大学的乔教授派车来波恩接我！”我又说，“你看，义占用你的宝贵时间了！”
“乔也是忙人，何必去忙乔呢！”他淡淡地说。
黄凤祝先生的思维方式不同欧洲人的“自我中心”，他处处事事总是替别人着想，很少考虑自己的得与失。车子以“0公里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疾驰，我望着车窗外奔跑的树荫和山峦，以及那站在山顶上的风残古堡，心里百感交织。这条公路我是走过的，那还是作家代表团没归国之前，也是黄先生开车送我们去参观曼斯的书市展览。在彩色帐篷连成一片的奇特书展上，我们发现了安尼。她依然穿着她喜欢的黑色衣裤，欣然地坐在“雅知”的书案之前，案前摆着的却是从中文译成了德文的书刊：有王安忆的小说集，有刘晓庆的《我的路》。是呵！黄先生和安尼究竟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本来，这对夫妇经营香江酒楼，能生活很好，偏偏他俩自找清苦，安尼跑到离波恩有300多公里的曼斯市，摆书摊来了。
购买中国书籍的人寥寥无几，但安尼好像不怕寂寞。她座椅旁边放着喝下去半瓶的“可乐”，还有一块咬了几口的粗硬面包。见了我们她异常高兴，因为这是中国人光临了中国书摊，不是在雅知书店，而是在曼斯书市。
“你好！”我和安尼紧紧地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