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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我看余秋雨先生

第二十章我看余秋雨先生

追究名人的污点就像砸大宾馆大酒店的玻璃一样有快感。

我对余秋雨先生挺感兴趣,我个人认定他是中国文坛少有的“文化式”作家,他能把他掌握的历史学识变成散文,这种古为今用的方式让我们相当生动并相当深刻地认识了现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贡献。为此我很愿意和他交往,也就有过几次交往。

当今的交往方式主要是吃饭,第一次看见他就是在一家酒店的饭桌旁。他戴着眼镜,一副学者风度。也许我刚刚看过他的《文化苦旅》,也许他那时正是“当红”作家,所以我更觉得他有一股“学富五车”的气质。谈话当中,得知他不会用电脑(不知现在他是否用电脑),正好我当时也不会用电脑,于是我们俩就一见如故,犹如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不约而同地讽刺用电脑写作的作家,记得他很幽默地说“发现用电脑写作的作家们变得哕嗦起来”,我立即击掌欢呼,表示赞同。总之,那天他给我的印象极温柔平和,所以谈得很愉快。后来在一些场合下又见过多次面,因为他是场合当中的主角,很多崇拜者都众星捧月般地围着他,我也只是同他握握手寒暄几句而已。不过,他尽管处于美妙的“包围”之中,但还是不失时机地对我身旁的熟人说“邓刚是我的老朋友了”,这使我很有面子却同时感到他在社交上挺那么精明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傲气得像根鱼刺,就是卑怯得似一块豆腐。在社会上往往吃大苦,或鼻青眼肿,或窝窝囊囊。看到余秋雨先生有这种精明,我反而乐观地感到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成熟了。

中国有句老话:枪打出头鸟。我毕竟也有过一段意外的光彩,知道其中的甘苦和利害。对任何一个正当发红的作家,我都会像看一场看过的电影一样,等着那不妙的场景出现。果然,对余秋雨先生的一些善意与恶意的挑剔开始了:一些词句有错误,一些观点有失误,一些场合下的言谈不合时宜等等;万万意想不到的是,有激进者跳将出来,指出余秋雨的“历史问题”,追究他在“文革”时期的表现。余秋雨先生毕竟是个知识分子,与政治家和商人相比,无论多么精明也是小巫见大巫,他一点也不幽默,竟然认真抵挡和辩解,悻悻然要上公堂。这下子更热闹也更麻烦,渐渐地余秋雨先生就被弄得名声有点“狼藉”了。追究名人的污点就像硒大宾馆大酒店的玻璃一样有快感,那些追究者兴奋得更有杀伤力,非要扒下别人的裤子咬住屁股不放松。这不禁使我不寒而栗地想到在极“左”时期盛行的“唯成分论”——只要你过去做过什么,那就一辈子不得翻身。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过去犯过什么错误,以后做好事也是不行的。于是我也就产生了些愤慨,一次在大学开讲座时,正巧一个看过那篇激进者文章的大学生,也鹦鹉学舌地对余秋雨提出质疑。我当场就毫不客气地回答:我说我不知道余秋雨先生过去的表现是否恶劣,如果他确实犯过“文革”式的劣迹,那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因为“文革”的主创是上面,谁能逃脱得了?说到这里,我又用更毫不客气的口气说:从那个激进者所写的文章口气看,他要是与余秋雨先生年龄相同,我敢断定,他绝对会是“文革”中最恶劣的杀手。我的话还没说完就听到一些掌声的回应,这说明我的观点还是有些代表性的。

近日,“哈佛小说笔会”在大连召开,余秋雨先生到会讲学。作为东道主,我应邀参加,也就再次与他相见。我看到他的面孔上有些沧桑了,换句话说是增加了一些老练。他身边的崇拜者还是不少,但相比过去就略减了一些热烈。可以看出他是有感觉的,所以也能看出他对身边的人更谦和更周到了一些。当然,这是我对他的观察和揣测,可能并非准确。但我总觉得,人么,总是要有荣誉感的,否则你就不是人了。

200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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