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知易行难
兴平八年腊月二十八，宁王秉承皇帝的意旨，在府中设宴款待来京的将领，主客既是军人，相陪的自然也都是兵部的臣僚，但唯有一人例外，这便是纪柏棠。按理，如今纪柏棠以大学士之尊，又是阁臣，虽无专责，但对兵部，他之用心早已不下于户部了，何况又是宁王的邀约，以纪柏棠的为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拒绝才是，之所以有此反常的举动，乃是因为另一件事，京官加俸。
朝廷设六部九司，下辖的官员书办成千上万，腊月将近，转眼就是年节，阁臣达官都蓄有家财，不必期望一点俸禄。但长安居，大不易，帝都之中，贫苦小吏亦不在少数，就如当年的刘文静，每年最为愁苦的时候就是这节庆之时，因为平日积欠下的债务，每到节庆，不说偿还本息，至少也要略为点缀，否则债主的脸色也着实难看。皇帝自登基以来，先后两次用兵，耗用惊人，当年流寇之乱，为了筹措军费，就曾削减过一次官员俸禄。当时的谕旨冠冕堂皇，惶惶谕旨，写着共度时艰，但当年总算能上下一心，因为皇帝自己首做表率，削减内廷财用，世家勋臣亦纷纷效仿，虽如九牛之一毛，不伤根本，但毕竟也聊作姿态，这样群臣心中即便有些微词，于情于理既不便，也不敢相争。但到兴平年间，事情便不同了。
流寇削平，朝廷改元，虽说东南半壁元气还有待恢复，但战事已了，日销万金的军费支出已然不存在了，当时便有人想上书争俸禄，此人也是个御史，无甚声名。以往在朝局中也并不起眼，奏疏底稿上，话说的很质朴，战乱经年，东南鱼米之乡常年无粮可以解送帝都，帝都供应全靠别处采买而来，物以稀为贵，如今帝都粮价较之三五年前，恐翻倍不止，但我等俸禄，仍是戋戋之数，度日之难可想而知。但这奏疏，终究也没有上奏，因为有好些人劝他。
亲朋好友之间相劝，尚且顾及他的感受，言辞婉转，只说，从来只听到为官者为民争利，岂有不为民争，先为自己争的，传将出去，有损声名。再有些人，说话就很不客气了，好啊，十年寒窗，国家养士，竟养出此等败类来，大乱方平，多少百姓还在流离失所，倒先替自己争起银子来了，圣贤的教诲都读到哪里去了。
若说此人真是个利欲熏心之辈，这样软硬兼施，自然不难就范。但平心而论，这御史虽然才具平庸，但一不贪财，二来做事也算用心，三则家无余财，一门老小，困居在帝都三间瓦房之中，日常驱使也只有老仆两名，不说家徒四壁，总也算得清苦了。因而听到这番话，不禁心头火起，但这一腔怒火，竟也无处可发，最后只有去找他的老师，也正是当时在管户部的严敬铭。
严敬铭自己不曾点过翰林，但学问扎实，而且他的为人颇为皇帝所敬重，所以也曾蒙朱笔钦点，参与科考选材。严敬铭颇有自知之明，所重的乃是防止在考场上有人营私舞弊，任用私人，至于文章品评和人才选拔，他常从公意，很少自作主张，这也是他对出身翰林的同僚的一份尊重。这御史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为严敬铭的门生的。
“老师，不是学生不顾及百姓，只是眼下就快过年了，一年吃穿用度还有家中两名老仆的工钱都还没有着落，三间老屋，梁木已朽，雨天滴漏亦是常事，只恨家无余财，这叫学生，怎生是好。偏的有些人，作出一副一心为国的模样，尽是放言高论，旁人不知，我岂不知，名门高第，又是累世显宦，良田阡陌，自然乐得摆一副为民请命的嘴脸。只将旁人都看得利欲熏心。老师，说句诛心之论，学生又何尝不是朝廷的百姓，偏教只管百姓，不管学生的死活么。”
这话自然不免负于意气了，但也就只有在严敬铭面前，他才敢这样说。严敬铭的起居亦很朴素，他虽管着户部，但凡所支用，皆出自俸禄，只不过皇帝知他节俭，又是重臣，所以常有赏赐，所以自然也不至于贫苦窘迫。他也知道这个学生，虽是私心，但也无可厚非，十年寒窗，说是为生民立命，为四海之太平，但春秋只可责备贤者，寻常凡人，不过是为家人谋一份生计罢了，固然可以责备，却也不必苛责，这便是严敬铭通透的地方了，他为人虽耿介刚直，却不是真的不懂人情世故。
“好了，你的难处，我自然知道。但朝廷的难处，又岂止是这一处，要诉苦，谁都有苦可以诉，国家刚刚度过难关，总要体谅一些。这道奏疏，就留在我这里，我既然管着户部，总会给你一个交代。”
老师的话，身为门生自然没有不听的道理，而且胸中气愤既然已经畅所欲言，便也冷静得多了，这御史当下就口称遵命，将奏疏留在严府，自己行礼而退了。
之后兴平改元，朝堂之上，官员俸禄，不过是千头万绪之中一点微不足道的事，严敬铭恪守自己的诺言，确实向皇帝建言过，皇帝也准了，但也仅此而已，朝廷俸禄早有定例，难得有更新的机会。手腕灵活的官员，自然不靠这俸禄过活，操守低劣的，也早就自去取之，家世显赫的，本就衣食无忧，唯有这尚存良知，而又出身寒微的如刘文静之流，依旧艰难度日。四海升平以后，帝都的人口日繁，往来商旅频仍，市面兴旺，而皇帝又在兴修离宫，大笔银两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化作苗木园林，其间承修工程的官吏和商人则无不大发其财，更将一掷千金视若平常，而在这时，再也不会有人去关心小吏们的一点微末俸禄了，纵然是严敬铭，也是孤掌难鸣。
于是在愁苦的京官之中，有像刘文静这般极少数的幸运儿，能够得到重臣的提携，或外放或转任幕僚，风云际会，不再困于帝都，而无此幸运的，有些索性辞官回乡，再不回帝都这伤心之地，但在离京之前，同僚故旧相送之时，少不得还有一番牢骚。剩下的如不是自甘堕落，同流合污，便是灰心丧气，再不复当年之勇，只在每年科考之时，看着帝都熙熙攘攘的赶考士子，恍如隔世而已。
纪柏棠用心深刻，虽在中枢，却也发现此等小事，亦是可以收买人心的机会，所以自他接掌户部以后，步步为营，一直在留心寻找机会，既为帝都的官员争利，也为自己争取人心。这个计划本来很顺畅，皇帝自己这几年起居惬意，享用豪奢，嘴上虽然不说，心中却也知道臣子心中岂能没有非议，等看到纪柏棠的奏疏，建议朝廷厘定官俸，革故鼎新，当即就准了这道奏疏，只是事有不巧，皇帝准奏不过两月，关外战事陡然而起，这下朝野便又无暇处置此事了。
一直到战局陷于僵持以后，纪柏棠便又想起这件事，于是在朝会时再度提起，此等小事，又是皇帝先前准奏的，自然无人龃龉，纪柏棠回到户部便要着手施行了，不料横生枝节，而生此枝节的，不是别人，正是一向都不安分的御史李大为。
李大为虽然连番上疏都铩羽而归，还受了內侍一顿排揎，斯文扫地。但此人性格执拗，而且自诩宁折不弯，所以不仅自觉无错，而且依旧时时以御史的职责自我警醒，但有不平之事，便要“仗义执言”。
“适逢国家多事之秋，正宜上下一心，共克时艰。且稽查旧档，自兴平元年以来，叠加薪俸，恩遇之隆，不可谓不厚。今战乱未平，将士用命，此诚危急存亡之秋，更应开源节流，根除积弊。不料竟复生此与民争利，徒耗国帑之议，倡此议者，其唯利是图，因私废公之心，昭然若揭，是可忍，孰不可忍！臣力谏此议不可行，更应将有司官员逐一查问，以正朝野之视听，孚四海之人望。兼请自减俸禄，为国事略尽绵薄之力。”
李大为写完奏疏，反复品味着自己的得意之作，尤其觉得上下一心这一句，微言大义，不仅弹劾了朝臣，也婉转提醒皇帝要节用爱民，同时自请削减俸禄，更是彰显他无私心，御史俸禄聊聊之数，李大为家财丰厚，自然不放在眼里，舍此小利，而能大获声名，妙极，妙极。
这道奏疏经由御史台送交皇帝以后，皇帝并未表示意见，而是将奏疏发交内阁，阁臣们对李大为的印象都不大好，宁王更是对此人沽名钓誉颇觉厌恶，而且李大为的把戏，也瞒不过阁臣，当下就召来了身为御史长官的陆桐。
“李大为这个人，家世如何？”宁王是有意这样问，而且一问就问在要害上，李大为身为御史，家世，宁王岂会不清楚，只不过是明知顾问罢了。
“回殿下，李大为之父，原是四川巡抚，前年致仕，如今在原籍养老，其祖原是扬州知府，后任两淮巡盐御史。兴平三年，就已下世。”巡抚掌管一省，四川远离中原，已久不历兵火，素称富庶，扬州亦是富甲天下，何况巡盐，更是天下第一的肥差。有如此父祖，李大为的家财，可想而知。
“我说嘛。何以将御史的俸禄视若鸿毛。要是帝都官员，人人都有这样的父祖，户部的俸禄，倒真是可以省了。”
韩雍与严敬铭对宁王的话都不赞一词，一方面此次加俸，本是顺理成章的事，另一方面对这李大为，他们虽不如宁王这般深恶痛绝，却也不以此人行止为然，家财富庶，便以蝇头小利搏名，而且他的弹劾，对真的清苦的京官来说，也有欠公道。
于是内阁很少见的，将这道奏疏发交了群臣公议，这也算是对李大为的惩戒，因为表面上他是为国为民，而且自请削俸，毫无私心，不便再派內侍申饬，但这道奏疏一旦公开，群臣中自然有人放不过他。
事后果然，只是情况有些出乎阁臣的预料，支持李大为的竟也不在少数，仔细一看，都是家世清华的京官，爱惜声名，不愿意为了一点俸禄，被扣上个利欲熏心的帽子，于是两方轮番上疏，各执一词，而户部首当其冲，成为了必争之地，纪柏棠骤然处于漩涡之中，以致于连宁王府的饮宴，都无暇分身了。
事有凑巧，因为腊月以来朝野都知道将领入京事件大事，所以帝都其他衙门的公务，虽不是完全停顿，但能缓则缓，全都清闲下来，整顿精神，准备看看入京的各路将帅。而且平常军务乃朝廷大事，寻常官吏，既不在职责之内，也无奏事之权，但这次厘定俸禄，乃是个人切身之事，尤其李大为之上疏弹劾，倘不能自证清白，正落人以口实，成为了利欲熏心的小人，于是纷纷上疏，品阶高的就自行上奏，职位低微的就请长官代为转奏，一时间整个帝都官场都被李大为的这道奏疏给搅动了起来。
皇帝因为一向病着，此等小事，阁臣与宁王商议，只在奏对是扼要向皇帝说了两句，同时奏请群臣的奏疏不必预览，由内阁代为处置，皇帝也准了，至于处置此事的阁臣，自然就落到了纪柏棠的肩上。
寻常官吏，以纪柏棠的手腕，都好安抚，唯有一班御史，软硬不吃，尤其李大为的拥趸。纪柏棠将陆桐找来一问，才知道真正难惹，都是出身名门，又饱读诗书，奏疏上引经据典，条理分明，既不能动之以情理，又难以诱之以财帛。倒是陆桐想了个釜底抽薪的办法。
“阁老，说起来都是李大为惹的事，此人留在帝都，身边又有簇拥，着实难缠，但若此人离京，则蛇无头不行，我等总能清静了，剩下的御史，不是宗亲就是勋臣，让宁王殿下出面疏通一下，总不能一意与陛下为难吧。”
这个办法很好，宁王出面安抚，这个面子，只要是世家，自然不能不知道分量，至于李大为也好办，御史的职责甚多，随便找个差使，将他派遣出去便是了。于是和阁臣商议，都觉得这个办法甚好，不过除夕将至，都觉得新春之前，总是不能将李大为派出京了，纪柏棠却别出心裁，特地在调令上写明在腊月二十九之前离京，同时为表内阁不忍之意，亲自相送李大为。这才使得纪柏棠腊月二十八这夜无暇分身去宁王府。
李大为虽然桀骜，也知道这道调令是有意排挤自己，但却知道内阁之命等闲违抗不得，当然他也可以据理力争，再不济还可以辞官，然后留在帝都，但这样就是去了上疏言事的权利，一介布衣，纵然声名在外，以后再想作为，可就难了。于是在腊月二十八这天打点行装，重金雇了车马，在纪柏棠礼送之下，就此离开了帝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