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不是安琪儿——“文学之旅”回眸之二

文学不是安琪儿

——“文学之旅”回眸之二

文学的底蕴很似炽烈的酒浆。它的火力既可以使作家忘我地投入，又可以使作家作出自戕性的付出。它不是幼儿园的乖孩子，感性常常挣脱理智的羁绊，明知可为而不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它显示出的，是烈酒般的不驯和醉酒后般的痴迷……

1978年底，当我第一次离开西安电影制片厂，返回山西临汾地区文联（当时我曾滞留于该地文联）在西安火车站的候车室，我对与我同返临汾的地区文联头头说：“你等我一下，我去车站邮局一趟。”他扯住我的衣袖说：“箅了，这篇作品对你来说，有一定的危险系数。你刚刚结束近20年的劳改生活，何必去找这个麻烦呢！”头头全然是一番好意，在西影期间，他是我这部中篇小说的第一个读者。当时，他就关切地告诫过我，“中国除去有‘反特’的模式小说，还没有一部写劳改监狱生活的作品，特别你在其中又涉及到了敏感问题，万万不町去当这个祭坛上的带头羊。”

“我完全理解你对我的关心，可是这部小说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还是让我把它寄给《收获》吧！”我不再等待他的回答，站起身来跑向对面的邮局。

他在背后呼喊了我两声。我则痴醉般地充耳不闻，如同被酒魔驱使一般，把这部描写监狱生活的小说，用挂号寄往了七海《收获》编辑部——它就是被后来文学评论界誉之为“大墙文学”开山之作——《大墙下的红玉兰》的一段轶事。

其实，从苦海中刚刚泅渡过来的我，何尝不知道劳改队之苦咸！从理性上讲，我内心明白进行这次文学冲浪，是有很大风险的。因为始自于1957年反右一特别是到了文革年代的大文字狱，一条血泪斑斑的历史与人的铁链，已然给了中国文人以足够的儆示；一个从台风眼里活过来的囚徒，怎么会不知道其可能导致的厄运呢？！尽管当时文革的历史暗夜已然结束，但拂晓的五更之寒仍有余威——“两个凡是”禁锢着欲开尚闭之中的国门，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显然是有悖于禁锢条令、突入禁区之作，能不招惹是非吗？！

但是，艺术的酒性，它硬是不听命于友人的相辟和自己理性对它的挽留，还是跑向了邮局，将稿件掷进邮筒。

那厚厚一叠稿纸，像小小舢板，竞自朝那风浪的海飘摇而去。小说在1979年第1期《收获》上以头条位置刊登以后，不出所料，引起了爆炸般的轰动效应，麻烦接踵而来：某省一个劳改局行文呈报中央，认为此作“攻击了无产阶级专政”，应严肃查处；昔日我曾落脚的劳改矿山的政委，“对号入座”，硬说我的小说，丑化了他的形象，使其难于工作。因为当时全国各地许多广播电台都广播了这部小说。监狱围墙能隔离外界，但不能隔离电波，说是该地犯人隔墙听了广播之后，都说写的是他。于是，他也自作多情地对小说作者的我，提出指控。来势之猛，势如长江之水，其行文用词也令人毛骨悚蛱，居然舍去“同志”二字，而用“从犯”取代。致使刚刚回到京华文坛的我不得不作蒐返苦海为囚之精神准备。何其危哉！

但是，近千封的读者来信，为这部小说欢呼雀跃。如果当时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等待着一个写真实的作家命运又是什么？因而每当我回眸那乱云飞卷的时日，都还难免产生心悸。难道一部小说可以兴邦、可以丧国吗？难道一个作家能够舍弃生活真实，而粉饰历史和现实吗？中国有些公民的神经，何以那么脆弱，自己脸上有黑，就要指责敲打镜子呢？！历史上的唐太宗在西安曾有过一句治国格言，叫做“盛世不惧危言”；只有每日与李师师浸沉于开封樊楼之欢的宋徽宗，才有了“防民之口，胜于防川”之糜政自白。

酒与水不同，酒是经过酿造、发酵、蒸馏最为纯净，最为浓烈，最为香醇之透明液体。作家和他的艺术作品应该是酒，而不是随波逐流的混浊之水，特别是作家自身，如果只会做附庸时尚的应时小卖，当文字筑造起来的四季时装模特，最终营造的怕是一座文学的空巢。文学天生不是安琪儿，它需要酒性、酒胆、酒威，因为它一旦孕生在你的心底，便产生冲撞另一个自我的伟岸力量；即使自我禁锢的丝缰如铁，也会在这种焚烧和冲撞中断烈——这有一个基点，就是对艺术追求的痴迷和坚韧：

1993.8.15.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