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第三册》（3）

《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

顾颉刚《周易》这部书，用了汉以后人的眼光来看它，真是最古的而且和“道统”最有深切的关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说，演卦的是伏羲，重卦的是神农（也有人说是伏羲，也有人说是文王），作《卦辞》、《爻辞》的是文王（也有人说是周公，也有人说是孔子），作《彖传》、《象传》等的是孔子：所有的经和传都出于圣人的亲手之笔，比了始于唐、虞的《尚书》还要古，比了“三圣传授心法”的《尧典》和《禹谟》还要神圣。

倘若我们问起他们的证据来，他们便可指了《系辞传》的话而作答，说：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这是伏羲画卦的证据。又：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这是神农重卦的证据。因为《益》的卦文为是《震》和《巽》两卦叠起来的，如果神农不重卦，他就不能取了《益》的卦象而作耒耜了。又：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

这是文王作卦辞和爻辞的证据。因为《系辞传》中说到包牺、神农、黄帝、尧、舜，只说他们观了《易》象而制器，没有提着《易》辞；这里既称“文王与纣之事”，又云“其辞危”，可见卦爻辞定是文王所作的了。又：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这是孔子作《彖传》、《象传》等等的证据。因为《论语》里边称孔子曰“子”，称他的话为“子曰”，这里记载相同，可见《系辞传》是孔子的话而门弟子笔记的，至于《彖传》、《象传》不称“子曰”，则直是孔子手作的。

其他，说伏羲重卦的，其证据在《周礼》的“外史氏掌三皇五帝之书”和《系辞传》说的圣人作书契取象于《夬》；盖伏羲为三皇之一而已有书，足征他已经取象于重卦的《夬》了（孔颖达说。其实他不必这样的转弯抹角，《淮南子·要略》篇已明言“伏羲为之六十四变”了）。说文王重卦的，其证据在《史记·周本纪》的“西伯……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说周公作卦爻辞的，其证据在《左传》昭二年，晋韩起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了《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因周礼为周公所制，故《易象》所系之卦爻辞应为周公所作。说孔子作卦爻辞的，其证据在《史记·周本纪》、《日者传》，《法言·问神篇》，《汉书·艺文志》、《扬雄传》，《论衡·对作》篇等都说文王重卦，没有说他作卦爻辞，而《艺文志》所说的“人更三圣”，韦昭《注》以为伏羲、文王、孔子；既然伏羲只画卦，文王只重卦，则卦爻辞自然是孔子所作的了（康有为说，见《孔子改制考》卷十）。

此外，又有说卦辞为文王作，爻辞为周公作的。他们以为《系辞传》中既说“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文王之有辞自无疑义；但《升》的爻辞言“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后始追号文王为王；《明夷》的爻辞言“箕子之明夷”，武王观兵之后箕子始被囚奴。文王都不应预言。《左传》中既于《易象》言“周公之德”，则爻辞当是周公作的，文王仅有卦辞而已（《系辞传》言“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文王囚羑里固为忧患，周公被流言之谤亦得为忧患。前人所以只言“三圣”，不数周公者，盖以父统子业之故）。这是调停《系辞传》与爻辞内容冲突的一种解释（详见《周易正义》卷首，孔颖达引马融、陆绩等说）。

以上许多理由，从我们看来，直如筑室沙上。他们所根据的只有《系辞传》、《左传》、《史记》、《汉书》等几部战国、秦、汉间的书。他们用了战国、秦、汉间的材料，造起一座从三皇直到孔子的《易》学系统。不幸战国、秦、汉间人的说话是最没有客观的标准的，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所以大家在这种书里找寻著作《周易》的证据，说来说去总不免似是而非；除了伏羲画卦和孔子作《易传》而外，聚讼到今天，还都是不能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伏羲画卦和孔子作《易传》的话，从我们看来，也何曾有坚强的根据。神农，已是起得够后的了，他到了战国之末方始在古帝王中占得一个位置；伏羲之起，更在其后，简直是到了汉初才成立的。当初画卦和重卦的时候，他们这些人连胚胎都够不上，更不要说出生了。此事说来话长，当另作《三皇五帝考》一文论之。至孔子作《易传》，《系辞传》中似乎有一段很好的话足以证明：

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这里所谓“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即《论语·先进》篇中的“回也其庶乎”；这里所谓“有不善……未尝复行”，即《论语·雍也》篇中的“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系辞传》的话和《论语》所云这样地密合，足见“子曰”的“子”实是孔子。但是，我们倘使懂得了战国、秦、汉间人的攀附名人的癖性和他们说话称引古人的方式，就可以知道这是易学家拉拢孔子的一种手段。《礼记》里，《庄子》里，这类的话正多着呢。如果不信，那么，孔子既经引了《复卦》的爻辞来赞美颜渊，为什么《论语》里却没有这一句就使退一步，承认《系辞传》里的“子曰”确是孔子的话，也不能即此证明《彖传》和《象传》等是孔子所作。为什么因为《彖传》等的著作，孔子自己没有说，孔子的门弟子也没有说，连《系辞传》也还没有说。

这种事情的问题还不大；一部《周易》的关键全在卦辞和爻辞上，没有它们就是有了圣王画卦和重卦也生不出多大的意义，没有它们就是生了素王也做不成《易传》。所以卦爻辞是《周易》的中心。而古今来聚讼不决的也莫过于卦爻辞。究竟这两种东西（也许是一种东西）是文王作的呢是周公作的呢是孔子作的呢这是很应当研究的问题，因为我们必须弄清楚了它的著作时代，才可抽出它里边的材料（如政治、风俗、思想、言语……）作为各种的研究。

现在，我先把卦爻辞中的故事抽出来，看这里边说的故事是哪几件，从何时起，至何时止，有了这个根据再试把它的著作时代估计一下。因为凡是占卜时引用的故事总是在这个时代中很流行的，一说出来大家都知道的。例如现在的签诀，纸条上端往往写着“伍子胥吴市吹箫”，“姜太公八十遇文王”，“韩信登坛拜将”，“关云长秉烛达旦”……的故事，就因为这些故事是习熟于现在人的口耳之间的，只要说了这件故事的名目便立刻可以想出它的涵义。但也有不直称一件故事的名目而就叙述这件故事的内容的，例如《牙牌数》中的一条说：

三战三北君莫羞，一匡天下霸诸侯。

若经沟壑殉小节，盖世功名尽射钩。

我们如果不读《左传》和《论语》或《列国志》，便不能明白它说的是曹沫和管仲的故事。《周易》的卦爻辞的性质既等于现在的签诀，其中也难免有这些隐语。很不幸的，古史失传得太多了，这书里引用的故事只有写出人名地名的我们还可以寻求它的意义；至于隶事隐约的则直无从猜测了。所以我做这个工作决不能做得完满，我只想从这些故事里推出一点它的著作时代的古史观念；借了这一星的引路的微光，更把它和后来人加上的一套故事比较，来看明白后来人的古史观念。这两种观念一分明，《周易》各部分的著作人问题也许可以算解决一半了。

一、王亥丧牛羊于有易的故事

丧羊于易，无悔。（《大壮》六五《爻辞》）

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旅》上九《爻辞》）

这两条爻辞，从来的《易》学大师不曾懂得，因为《周易》成为圣经的时候这件故事已经衰微了，不能使人注意了。《象传》于《大壮》说“丧羊于易，位不当也”，虽很空洞，还过得去；于《旅》说“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说得含糊得很，实使人索解不得。王弼《注》云：“以旅处上，众所同嫉，故丧牛于易，不在于难。”这是把“易”字当作“轻易”讲的。朱熹注云：“易，容易之易，言忽然不觉其亡也；或作‘疆埸’之‘埸’，亦通。《汉书·食货志》‘埸’作‘易’。”则他虽维持王说，也疑其是地方了。

自从甲骨卜辞出土之后，经王静安先生的研究，发现了商的先祖王亥和王恒，都是已在汉以来的史书里失传了的。他加以考核，竟在《楚辞》、《山海经》、《竹书纪年》中寻出他们的事实来，于是这个久已失传的故事又复显现于世。今把这三种书里的文字抄录在下面：

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山海经·大荒东经》）

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郭璞《山海经注》引《真本竹书纪年》）

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于协时舞，何以怀之平胁曼肤，何以肥之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楚辞·天问》）

静安先生谓《天问》中的“有扈”乃“有易”之误，因为后人多见有扈，少见有易，又同是夏时事，所以改写的。又谓“有狄”亦即“有易”，古时“狄”、“易”二字本来互相通假，其证其多。于是断之曰：

此十二韵以《大荒东经》及郭《注》所引《竹书》参证之，实纪王亥、王恒及上甲微三世之事。……“狄”、“易”二字不知孰正孰借，其国当在大河之北，或在易水左右。盖商之先自冥治河，王亥迁殷（颉刚按：此用《今本纪年》说），已由商丘越大河而北，故游牧于有易高爽之地。服牛之利（颉刚按：《吕氏春秋·勿躬》篇云：“王冰作服牛。”静安先生谓篆文“冰”作“仌”，与“亥”相似，“王冰”亦“王亥”之误）即发见于此。有易之人乃杀王亥，取服牛，所谓“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者也。其云“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者，似记王亥被杀之事。其云“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者，恒盖该弟，与该同秉季德，复得该所失服牛也。所云“昏微遵迹，有狄不宁”者，谓上甲微能率循其先人之迹，有易与之有杀父之仇，故为之不宁也。（《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有了这一段说明，于是这个久被人们忘却的故事便从向来给人看作荒唐的古书里钩稽出来了，这真是一个重大的发见!

既经明白了这件事情的大概，再来看《大壮》和《旅》的爻辞，就很清楚了。这里所说的“易”，便是有易。这里所说的“旅人”，便是托于有易的王亥。这里所说的“丧羊”和“丧牛”，便是“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也即是“有易杀王亥，取仆牛”。这里所说的“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便是“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平胁曼肤，何以肥之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也即是“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想来他初到有易的时候曾经过着很安乐的日子，后来家破人亡，一齐失掉了，所以爻辞中有“先笑后号咷”的话。如果爻辞的作者加上“无悔”和“凶”对于本项故事为有意义的，那么可以说，王亥在丧羊时尚无大损失，直到丧牛时才碰着危险。这是足以贡献于静安先生的（1926年12月在厦门草此文，甚快，欲质正安静先生，旋以校中发生风潮，生活不安而罢。今日重写，静安先生之墓已宿草矣，请益无由，思之悲叹）。

还有一件事情应当注意的。《吕氏春秋》说“王冰作服牛”，《世本·作篇》说“胲作服牛”，《大荒东经》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天问》说“焉得夫朴牛”，静安先生已证明“王冰”与“胲”之即王亥，“仆牛”与“朴牛”之即服牛，而云：

盖夏初奚仲作车，或尚以人挽之。至相土作乘马（颉刚按：此与奚仲作车俱见《世本·作篇》），王亥作服牛，而车之用益广。古之有天下者，其先皆有大功德于天下。……然则王亥祀典之隆（颉刚按：卜辞中祭王亥之牲用三十牛，四十牛，以至三百牛），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周、秦间王亥之传说胥由是起也。（《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这个假设很可能：一个人若没有特别使人纪念的地方便不能成为传说中的人物。但他说“周、秦间之传说胥由是起”，这句话却有应商量之处。因为这个传说从商初起，直到周、秦，经过了一千多年的时间，是无疑义的，不能说至周、秦间才起来；而且这个传说传到了周、秦之间，已成强弩之末了，除了民间的流传以及偶然从民间微细地流入知识界之外，操着知识界权威的儒、墨、道诸家是完全忘记的了，不理会的了。所以《系辞传》中便说：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

它已把“服牛乘马”的创作归到黄帝、尧、舜的名下去了!三国时的宋衷，他注释《世本》，见有“胲作服牛”之文，又不敢违背《系辞传》中的话，便注道：“胲，黄帝臣也，能驾牛。”宋罗泌作《路史》，又因宋衷业已说明胲为黄帝之臣，便在《疏仡纪》中写道：“黄帝……命马师皇为牧正，臣胲服牛始驾，而仆跸之御全矣。”倘使静安先生不作这番爬梳抉剔的工夫，胲是做定黄帝时的人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讲只为秦、汉以来的人看三皇五帝之世是制度文物最完全，最美盛的时代，胲的制作之功只有送给那个时代尚可在历史中占得一个地位。不然的话，只有直捷痛快地说是黄帝、尧、舜制作的，更轮不到提起胲的名字了。古史系统的伸展使得原有的名人失色，这是一个例子。

就在这一件事情可以明白，卦爻辞与《易传》完全是两件东西；它们的时代不同，所以它们的思想和故事也都不同；与其貌合神离地拉拢在一起，还不如让它们分了家的好。

二、高宗伐鬼方的故事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弗用。（《既济》九三爻辞）

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未济》九四爻辞）

《诗·商颂·殷武》篇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可见商的势力早已远被西北民族。到高宗时，伐鬼方至三年之久而后克之，可称是古代的大规模的战争，所以作爻辞的人用为成功的象征。鬼方之在西北，经静安先生的考证，可无疑义。《大雅·荡》篇中借文王的口气痛斥殷商，其中一事云“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恐即指此事。因为到了纣的时候，周室早已兴盛，无论商的国力衰微，不容有伐鬼方的事，就算有这力量，也给周国把路线挡住了。殷高宗伐鬼方，是东方民族压迫西方民族的一件最大的事，故为西方民族所痛恨。周国的人替鬼方抱不平，借这个理由来痛骂殷商，即以此故。不料到了后来，周也吃了鬼方的大亏，赫赫的宗周竟给犬戎灭掉了（犬戎即鬼方之异称，见静安先生《鬼方昆夷狁考》）。

《今本竹书纪年》于武丁三十二年书“伐鬼方，次于荆”，于三十四年书“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这是它混合了《周易》的“三年克之”和《商颂·殷武》的“挞彼殷武，奋伐荆楚……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的话而杜撰的。《商颂》，三家诗皆谓正考父作于宋襄公之世（《史记·宋世家》云：“襄公之时，修仁行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陈乔枞谓此《鲁诗》说，《齐》、《韩》二家并同）。魏源《诗古微》说：“《殷武》，美襄公之父恒公会齐伐楚也。高宗无伐荆楚事；其克鬼方，乃西戎，非南蛮。”此说甚是。其实《今本纪年》于伐鬼方事牵涉荆楚固是错误，而一定要派在三十二年到三十四年，满足三年之数，也未免拘泥古人文字。我的意思，以为殷高宗的“三年克鬼方”，正与殷高宗的“三年谅暗不言”是同样的约举之辞，不是确实之数（关于他谅的事，《今本纪年》也说“元年，王即位”，“三年，梦求传说，得之”）。试看《周易》中的数目字，最喜欢用“三”和“十”。说“十”的，如“十年乃字”（《屯》），“十年克征”（《复》），“十年勿用”（《颐》），“十朋之龟勿克违”（《损》、《益》）等。说“三”的更多，如“王三锡命”（《师》），“王用三驱”（《比》），“三岁不得”（《坎》），“三岁不兴”（《同人》），“三岁不觌”（《困》、《丰》），“昼日三接”（《晋》），“革言三就”（《革》），“三日不食”（《明夷》），“田获三狐”（《解》），“田获三品”（《巽》），“妇三岁不孕”（《渐》），“三人行则损一人”（《损》），“有不速之客三人来”（《需》），“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裭之”（《讼》）等。可见作卦爻辞的人常以“三”为较多之数，“十”为甚多之数（书中“百”仅两见，“千”、“万”则未一见）。“伐鬼方，三年克之”这句话，未必说是十足打了三年的仗，只不过表明鬼方不易克，费力颇多，费时颇久罢了。

《既济》爻辞中的“小人弗用”，不知是对于占卦的人说的话，如《观》初爻的“小人无咎”之类呢还是连着克鬼方说的，如《师》上爻的“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之类呢又《未济》爻辞的“有赏于大国”是怎么一回事呢均以故事早已失传，现在无从知道。

三、帝乙归妹的故事

帝乙归妹，以祉，元吉。(《泰》六五爻辞》)

帝乙归妹，其君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归妹》六五爻辞》)

“归妹”，商代嫁女之称。甲骨卜辞中亦有之，如“乙未，帚妹”，“贞妹其至，在二月”（均见《戬寿堂殷虚文字》第三十五页）。王弼《易注》云：“妹，少女也。”这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