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第二册》(12) - 周易正本通释 百年名家说易 - 陈德述 着 - 都市言情小说 - 30读书

第二十二章《第二册》(12)

《易经》的哲学思想

冯友兰我们现在所有的《周易》这部书,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经的本文,另一部分是发挥经文的“十翼”,我称之为《易传》。向来就是这样说的。我跟传统说法不同之处,在于我不认为“十翼”是孔子的著作。就是照传统的说法,这两部分的时代,也相差七、八百年,当然应该分别处理。

过去对于《易传》的看法,基本上有两种:一种认为它是孔子所作的,直接继承了文王周公的“道统”,所以有极高的价值。另外一种认为它并非孔子所作,“非圣人之言”,所以没有什么价值,宋朝的欧阳修就有这种看法。

我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易传》并非孔子所作,是战国末期的作品。但它是战国时期的唯心主义阵营中的重要著作,是中国哲学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易传》也只是一个概括的名词,其中的许多篇也并不是一人一时所作。有些可能比战国末期还要晚一些,这还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哲学研究》(1960年7—8期)所发表的《易传的哲学思想》,是专讲《易传》的,所以没有提到《易经》。因此就引起李景春先生的批评(见2月28日《文汇报》),其实我还有讲《易经》的哲学思想的部分,现在也把它发表出来,其中有些看法,跟李景春先生可以互相补充。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72年)纪载:“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这个记载说明《周易》是周史所掌握的占吉凶的书。一种占吉凶的方法,发生成长,以至于使人相信它能预告人以吉凶;这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周易》的出现,不能晚于公元前672年,而应该更早于这个时期。《系辞传》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这话可能是有根据的。

关于八卦的起源,有种种的说法,大部分都近于揣测。我认为八卦是从龟卜演化来的。

商朝人遇见什么事情,都要用龟卜问问吉凶。他们拿一个龟壳作为卜的工具。在卜的时候,先把要问的问题提出来。然后就在龟壳上用刀钻一下,把钻的地方在火上烤。以后就有许多裂纹围绕在钻的地方出现。这些裂纹叫做“兆”。掌卜的官根据这些裂纹说出几句话,断定所问的事是吉是凶。这几句话叫作“繇辞”。八卦就是摹仿“兆”的。八卦和从它发展出来的六十四卦就是标准化的“兆”。卦辞和爻辞就是标准化的“繇辞”。把这些标准化的东西,编成一部书。有了这部书,就可以不用龟壳来卜了。只用五十根草,作出各种排列,得出一定的数目,从一定数目中,得出某一卦、某一爻。然后从卦辞爻辞中得知所问的事的吉凶。这种办法,比较简单,所以称为“易”。易是简易的意思,因为是周人作的,所以称为《周易》。

从来源上说,《周易》完全是一部占卦的书。人在占卦的时候,对于卦辞和爻辞总还有一些解释,积得多了,就逐渐成为一个思想体系。

照《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所记载,那位周史已经说:“乾为天,坤为土,巽为风。”《国语》记载晋文公筮回国的吉凶(前636),已经说:“震为长男,坤为母。”(《晋语》)这些观念,是解释卦辞爻辞时所积累下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很早的时候,已有基本上如《说卦》所说的那些基本观念。

《说卦》说:“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这一段的解释是这样的:

乾卦,是天的象征;坤卦,是地的象征。“乾一之坤”就是乾卦的第一爻转到坤卦里面,占住坤卦第一爻的位置,这就成为震卦;这就叫“震一索而得男”。震是雷的象征。“坤一之乾”,就是坤卦的第一爻转到乾卦里,占住乾卦第一爻的位置,这就成为巽卦,这就叫“巽一索而得女”。巽是风的象征。“乾二之坤”,就是乾卦的第二爻转到坤卦里,占了坤卦第二爻的位置,这就成为坎卦。坎是水和月亮的象征。“坤二之乾”,就是坤卦的第二爻转到乾卦里面,占了乾卦的第二爻的位置,这就成离卦。离是火和太阳的象征。“乾三之坤”,就是乾卦的第三爻转到坤卦里面,占了坤卦第三爻的位置,这就成为艮卦。艮是山的象征。“坤三之乾”,就是坤卦的第三爻转到乾卦里,占了乾卦第三爻的位置,这就成为兑卦。兑是泽的象征。

这就是说,天地是父母,生出来六个子女,它们分别代表自然界中,在殷周之际的人看起来,是自然界中六种重要的自然现象。照这样的解释,包括天地在内的自然界,成为一个血肉相连的大家庭。这种神话式的对于自然界的理解,就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胚胎。

这种神话式的理解中,也有辩证法的因素。照这个说法,阴阳这两个对立的东西,是可能互相交换位置,互相转化的。就是从这两个对立物交合中,生出万物。万物之间,都是密切地互相联系的。

《周易》的辩证法思想,也可以从六十四卦排列的次序上看出来。在《易经》里面,相反的卦总是排列在一起。例如乾,泰和否,剥和复,这些卦都是相反,可是都排列在一起。后来的《序卦》专就这一点上有所发挥。《序卦》所说的有些地方是很勉强的。但是象上面所举的几个例子,倒是很清楚的。这些例子说明《易经》里可能初步地有“物极必反”的辩证法思想。

从卦爻的排列上看,也可以看出来《易经》可能有这种思想。例如《乾》卦是一个大吉的卦,从初九到九五,都不错。最吉的一爻为九五。上九比九五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可是上九就不好了,因为它发展过度成为“亢龙有悔”了。

从某些爻辞上也可以看出《易经》有辩证法的思想。《泰》卦九三的爻辞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这就是说,平的东西总要转化为不平的东西,已经走掉的东西,总还要转回来。所以遇见困难的事情,只要能坚持下去,就可以得到胜利(“艰贞无咎”)。

这样讲,比较简单,但是我认为只能这样简单地讲。讲得太多了,就是把《易传》的思想提前,那就造成时代的混乱。

照上面所讲的,我对于《易经》的了解和看法,跟李景春先生在许多点上并没有根本的不同。所需要讨论的还有几点。

李景春先生大概也不否认《易经》的本文,也是为占筮用的。但是,他大概认为它主要地是发挥他的哲学思想。这样的著作,在中国哲学史中是有的。例如,扬雄的《太玄》、司马光的《潜虚》,都在形式上是为占筮用的,但实际上是他们的哲学著作。但是《易经》并不是这样的著作。照上面所讲的八卦和卦辞爻辞的来源,就可以看出来,《易经》原来是为占筮用的,后来发展成为哲学的著作。扬雄和司马光因为要摹仿《周易》,所以给他们的哲学著作也披上了占筮之用的外衣。

照上面所讲的,我承认《易经》之中有很多有价值的哲学思想。这是古代人民从生活中积累下来的智慧的结晶。《易经》的经文,是经过长时期的积累而成的,并不是一人一时的作品。可能到文王周公的时期,《易经》成了跟现在流传下来的差不多那样的定型。但是,它不是文王周公一两个人的作品。

《易经》的哲学思想是不是一个封闭了的哲学体系?我不能说它是,也不能说它不是。对于《易经》说,还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它还没有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说不上封闭不封闭。我所说的封闭了的体系,是就《易传》说的。《易传》并不否认《易经》“未济”卦的意义。所谓“未济”是就事物的继续存在和发展说的。《易传》并不是说有了它这样一个体系,事物就不继续存在和发展了。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哲学家有过这样的荒谬的主张。《易传》认为,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是无限地继续下去,但是,事物存在和发展所遵循,或者说所体现的“道”,是都在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因此它说,《易》可以“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人们对于《周易》的卦辞和爻辞,可以“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它说“不过”,又说“不遗”,又说“毕矣”。我说《易传》是个封闭了的体系,就是根据它的这些话说的,并不是根据西方哲学史中的某些情况说的。黑格尔是个封闭的体系,因此,《易传》也是封闭了的体系,没有这样的逻辑。

照上面所说的,我也认为《易经》的经文中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关于这一点,我和李景春先生没有很大的争论。但是李景春先生是否也认为《易传》的哲学思想是客观唯心主义呢?他没有明确地说。如果他认为,既然《易经》的哲学思想是朴素唯物主义,所以《易传》的哲学思想也必然是朴素唯物主义,那就大可讨论了。

《易经》和《易传》在中国哲学史中是重要的著作,对于以后中国哲学史的发展,无论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有深刻广泛的影响。对于《易经》和《易传》的哲学的性质,大家可以展开充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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