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49）
49.大漠孤烟直
对于一个只知道城市大街、商场机关、灯光车流，加上一点华北平原、京郊山谷的人来说，塔克拉玛干的边缘，塔里木的腹地，当然完全是另样的经验。苏联造的嘎斯69（一种越野吉普车）行走在叶尔羌河附近的时候，我突然在荒凉的碎石滩——更正确一点应该叫作戈壁滩上看到几条巨大的烟柱，顶天立地，飞沙走石。定睛一看，原来不是烟而是尘土组成的。我觉得惊心动魄，便问那是什么。当地人习以为常，说是旋风把沙石卷到了天空，便成了许多根黑褐色擎天巨柱。我不知道这是否也算是一种龙卷风，没有连成一片，就是说没有成气候的龙卷风。我也无法想象，在这样的参天烟柱旁边劳动是什么滋味，风一错地方，会不会把自己卷到高空中去呢？
边塞的一切都令人赞叹、惊奇、服膺而又有些恐惧。大自然大自然，到了这里才知道什么叫大自然啊。
我像一块海绵，尽情地吸收着南疆人民生活的汁液。我还在有意无意地忘却和丢掉北京，忘却和丢掉大城市，百货大楼与西餐馆、剧场与电影院、会堂与办公处所、沙发与写字台。什么熙熙攘攘，什么车水马龙，什么声光电化，什么鳞次栉比，我本来就不喜欢用鳞与栉形容人的住所。看看我能不能做到，我也能成为新疆人，我也能变得粗犷、简明、开阔与坚忍，与少数民族的农民完全打成一片！
我已经完全改换了视角，一次在麦盖提县看到一场露天电影，影片中出现了北京的画面，我想的是，北京，多么遥远的地方！
戈壁滩上的植物令人肃然，梭梭柴、骆驼刺、红柳、沙枣、胡杨，它们生长得坚硬，不规则，枯干，疙里疙瘩，伤疤斑痕，多棱多刺。它们绝无江南植物的柔润多汁，婀娜妩媚，它们只能以旱抗旱，以枯御枯，以歪就歪，以稀而瘦减风，以绝不艳丽柔媚而和光同尘，知白守黑。它们是置之死地而后活，置之不毛而成为戈壁滩的稀疏毛发。它们仍然是戈壁滩的生命的象征，而灰色的铁青的碎石才是戈壁滩永远绷着的绝对无情的脸。
我走过的南疆地区大致位于天山之南与昆仑山之北，两边的山都不大看得见，又总是模模糊糊地看着远方的山影。路经天山的时候由于道路曲曲弯弯，视线总是被遮蔽着，身在此山中，反而感觉不到高山。我有时怀疑没有走过类似的山路的人能不能正确地使用“遮蔽”一词。
面对这样的环境，你无法不感到个人的渺小，不感到人与人携起手来的必要，不感到一味自吹自恋自怨自我循环自我按摩的没劲。
和田地区有一个皮山县，不知道为什么它地势较高，似在丘陵之上。五月底到那里，那里的玫瑰花刚刚开放。维吾尔人很喜欢把玫瑰花瓣用糖腌制了吃，使我想起地理课堂上讲过的保加利亚的玫瑰，是他们的主要土特产之一种。皮山在南疆很不一样，清爽精致小巧，山水清丽，我觉得更适合在那边办一个疗养院。
南疆北疆，维吾尔族农民都喜欢种玫瑰花，没有完全解决温饱事宜也罢，照种玫瑰不误。
而于田的妇女大都戴面纱。蒙头的面巾上另外用针别上一顶更像玩具的小小花帽。奇特的装束使你蓦然心动。伟大的中国，你究竟了解了多少？
麦盖提是严峻的，走出农田和村庄就是荒原，没有中间，没有过渡地带。大队与大队、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也往往是荒野。绿洲是被戈壁滩所分割的，在被分割与包围的情况下坚守着的绿洲显得悲壮。坐上公社书记专用的六根棍四轮马车，坐在车上花花绿绿的地毯上，在铜铃的叮叮当当之中，一会儿走过人家，一会儿走过果园，一会儿走过荒地，一会儿咯噔噔走过渠道。新疆到处是灌溉用的水渠，一会儿水渠把车子颠得酥麻，一会儿车子把渠道轧开口子，搞得四处跑水，大家也司空见惯。
入夏以后的果园十分诱人，尤其是杏园。我在北京一担石沟也看到过杏树林，知道个“大香白（白杏）”与“老爷脸（红杏）”，但是从来没有见过麦盖提这样大的杏树与杏果，它挂在树上根本不像是杏而更像是蜜桃。其甜度也是内地的杏望尘莫及的。它兼有杏、桃乃至部分李子的味道。吃的时候你觉得不仅是吃一种水果，而且是在吃一种文化、一片边疆、一段奇遇。南疆时兴把这样的原生杏直接晾晒，在多日照、少阴雨的地区，很容易地制成了干果。把甜酸可口的果脯吃完，一个带壳的杏核还完整地保存着，你再去（多半是找块石头而不是锤子）砸杏核吃，大部分是甜核，杏仁很大，很耐吃。
我在麦盖提还第一次吃到了油桃。此前在吐鲁番我已经学会了夏甫吐拉——桃子一词，到这里才知道这不叫桃子，而叫托哈其，第二个音节是小舌浊辅音，很难发，我学了半天也学不好。我找了维汉词典查，才查出它的学名叫李光桃。它比普通桃子更加鲜脆，也多了一种生青菜味儿的芳香。
少量地吃过南疆的无花果，真正盛产无花果的地方不在刀郎地区而在阿图什。最有趣的是人们吃无花果的时候，常常是先由一个美丽的姑娘用双手把无花果一拍，拍成扁饼，再递给你吃那绿中带白，清新爽口，还夹带着姑娘手掌上的香气的果子，能不销魂？
而南疆的哈密瓜，完全做到了出神入化，不可思议。我在麦盖提时，一天下午吃过一个小小的甜瓜，只觉得是杀口的甜。（杀口云云，出自北京卖瓜人的吆喝，但我直到三十岁了，到了南疆，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杀口。）到了晚上，我除了其渴欲燃以外，再也不想吃任何其他东西了。一个小瓜顶一顿饭，若非亲历，我难以理解更难以体会。但是这样的甜瓜，我也没有再次碰到过。许多美丽与稀奇、危险与恶劣，一辈子只能遇到一次。
通过米吉提的介绍，我认识了文化馆的另一个小伙子伊明，他教我唱维吾尔族歌曲《阿娜尔姑丽》，是电影《阿娜尔汗》的主题歌。这是我认真学的第一首维吾尔文歌曲，过去会的类似王洛宾改编的新疆歌儿，其实已经并非完全的原汁原味，而是经过了汉化加工。我学的是影片主题曲的新创歌词，汉译是：“我的热瓦甫琴声多么响亮，莫非装上了金子做的琴弦……星星月亮，我们客人，红柳沙丘，我们陪伴……”表达戈壁滩上的爱情与婚礼，节奏分明，呐喊呼啸，有许多半音抒发着一种决绝的感情，如悲似喜，旋律非常丰富，令人耳目一新。我唱“响亮”一词的时候，发出来的音颇类似维吾尔语中的“打战”一词，使教歌的朋友伊明又笑又怒，对我友好地训斥不已。
南疆人特别喜欢石榴花，而阿娜尔的意思就是石榴。他们喜欢用石榴比喻美女，也喜欢给女孩命名为石榴——阿娜尔姑丽或阿娜尔汗。唱起来你能体会到那种对美对爱情的无限火热、无限深情。我毕竟能用维吾尔语唱一首地道的南疆歌曲了，哪怕把响亮唱成打战也罢，我唱起来十分得意也十分过瘾，胸臆为之一舒。
后来我才知道了这个歌的更加原装的文本，民歌歌词的内容有点像陕北的“信天游”，有许多段落，唱思恋的甜蜜中的痛苦，头一句是“到了夜晚睡不着觉呀，小伙儿，快把巢里的乌鸦赶走……”
这首歌的特点之一是不停地于爱怜中不失幽默地呼叫着“巴拉，巴拉”，像英语情歌的呼唤“baby”，后者现一般译为宝贝，而“巴拉”可译为孩子，可译为小伙儿，也不妨译为宝贝之类，但是歌词用“巴拉”的多是指男孩。
这首歌的歌词的译配者名段焜，是西北民族学院的老师，他做过大量维吾尔民歌歌词的译配工作，对向内地普及维吾尔歌曲很有贡献。可惜，他在“文革”后期自杀了。他的死似乎不完全是政治运动所造成。
维吾尔歌曲的感情充溢饱满，压扁了再释放。几乎所有歌曲都很浪漫，都呼天抢地，欲生欲死。我是一唱钟情，再唱难舍，三唱已经震撼了融化了我的灵魂。
我想到一个词儿：“胡”。中国历史上称少数民族为胡人，称从少数民族地区引进的物品为胡什么什么，如胡琴、胡瓜、胡麻、胡杨。我不禁吟道：“胡语胡歌亦动人，苍凉一曲泪沾襟。如麻往事何堪忆，化作伤心万里云！”
刀郎地区的舞蹈也粗犷有力。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专门来了两个人，一个是李老师，一个是达斡尔族青年舞蹈家满素荣，她们俩与乡亲们举行了多次麦昔来甫（歌舞联欢），刀郎舞她们一学就会。满素荣还为乡亲们表演了蒙古族、达斡尔族的舞蹈，青春，欢快，劲力，乡亲们大饱眼福，我也沾了光。米吉提目不转睛，心荡神驰，打着战对我说：“健康，健康！！！”文艺的大众化，到民间去发掘艺术宝藏，确也别开生面。对于我来说更是补了一课。
到处有生活，我不知道胡风当年说这个话有什么用意，我也不知道人们批判他这个说法有什么用意，反正我这么说只是因为我有亲身的体会，它永远是我的快乐和意义的源泉，有生活，快乐和意义便在生活中了。难道在生活以外？
麦盖提农村还有一种只有少数人才会演奏的弹拨乐器：卡隆。多弦，但没有筝的那种太多的余音袅袅。我到过一个老者家里欣赏他的卡隆演奏，音律十分丰富，他弹拨的样子也比较阳春白雪。后来，我才知道，印度、巴基斯坦、南亚的许多地区，也都有这种乐器。
我自己也奇怪，虽然多有不顺。虽然是一个那么与我过去熟悉的地域不同的地方，我立即投入，无须磨合，如鱼得水，乐在其中。青春、善意、决心、理念，是万能的钥匙，它们打得开每一个生活与人的大门。
在南疆还听到过邻国乃至附近地域发生疑似二号病（霍乱）的消息，许多地区通行时先要验大便，没有大便合格证禁止通行。突然一天，我略感饭后不适，想起二号病来不禁心慌意乱。加上得到一个消息，我所在的自治区文联音乐家协会一位同志，在库车出差时早上爬到老桑树上够桑葚，老干折断，他摔死了。这样的死亡使我深受刺激，极为不快。偏偏那一个晚上天气最热，同住在公社招待所的其他人都搬到户外露宿去了。我在屋，憋闷窒息，出屋，星光闪烁，枝叶轻摇，小风阵阵，而且小腹隐隐抽搐，恐怖异常，过了最最不妙的一晚，而第二天，就风平浪静，万事正常了。
我至今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恶劣的经验，这乃是反生活的经验，这样的事，在我一生中算是很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