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三章《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63）

63.二姨之死我的处境使我事事偏于退让。那个中专学生也说，你怎么这样胆小？我只能苦笑。

芳的人生态度绝对与我不同，她是宁折不弯。初到伊犁时因不准去欢迎参加庆典的中央代表团领导贺龙同志，她就与学校据理力争，不让步，她决不允许被打入另册成为既成事实。而依着我呢，我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算了吧”。“文革”开始后有一位姓范的工作组长对她不怎么样，她也在“批资反路线”时还以颜色，并和包括祖尔东等一批性情投合的人组成一个战斗队。战斗队活动了没几天，祖尔东觉得没劲，回了家，伊宁县红十月公社。几个月后回来，他娶了个媳妇，并且自开玩笑：“一朵鲜花插到牛屎上”了。他曾在兰州民族学院学习汉语五年。“文革”初期，弄不清来路的时候他曾写过大字报，首句话是“我是一棵大毒草……”大量侮辱性语言的任意使用，反而使这种语言的尖锐性刺激性消解了，解构了。

“文革”一开始，来头太猛，母亲为了躲风来到了伊犁，暂住了一个多月。之后，全国掀起了“大串联”的高潮，人们以革命的名义走遍大江南北，塞外海岛，免费旅行，白吃白住，也是千年不遇的奇事。待到北京的“破四旧”风潮过去后，芳乃决定以串联的名义回趟北京，送回母亲，并把一九六五年送回北京的两个儿子之一王石接回身边来。

本来我可以与她们一起走，我不敢，便把她们送到乌市，我自己回了文联。正值文联两派斗得不可开交，先夺权后军管，你要打倒某某某我要保某某某，乱作一团。你待在这种地方，想什么都不参加亦不可能，而你只要与某一派稍稍亲近，而亲近的原因可能纯属偶然，可能纯属私人原因，可能根本没接近而是误被认为与之接近……马上就被另一派视作眼中钉，被另一派抓辫子打棍子，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样，不由得你也会激昂义愤起来。我算开始明白了政治斗争是如何把人分化，视对方如寇仇的。仔细分析，此处非久留之地，在一九六七年五月，我趁机回了一趟北京，并把二姨接到伊犁与我们为伴，协助我们照顾石儿。

与长子王山分别时我很难过，我们说好我走的那天他会由姨母带领到幸福大街铁路桥边送我，去西北的火车自北京站开行后，必须经过那边。但车走到那里已经大大加速，不像自西北地区回京时，车经过那里已经大大减速。一晃，什么都没有看清，过去了。这使我想起两部苏联影片。一个是《复活》，喀秋莎抱着希望去火车站看聂赫留朵夫，结果什么也看不清。描写得同样凄惨的是“修正主义”代表作，丘赫莱依导演的《雁南飞》，战争中军人家属们听说运送她们的夫君的兵车将从某站驰过，便个个梳妆打扮，带上土特产到车站迎接，结果，车风驰电掣一般地驰过，妇女们哭的哭，喊的喊，伴着车轮碾过铁轨的声音，也碾过了观众的心。什么时候一家人能够团聚，什么时候家家人能够团聚过好日子呢？

想起看影片《复活》来我还想起一点花絮，那是个星期天，一九六一年，我与芳在家清点粮与钱票，为二票都没有亏空而心情不错，之后，去新街口影院看《复活》，看得回肠荡气。等回到家一摸，所有的粮票与钱票，连同容纳它们的光溜溜的塑料夹子，早已不翼而飞。

一九六七年夏我在北京与山一起到东安市场森隆餐厅吃东西，我给他要了一份大雪糕，他吃得极其快乐，一边吃一边发出叫声，像一只捕到了老鼠的猫。这个细节，我后来用到中篇小说《蝴蝶》里了。日语版译者大阪的相浦杲教授夫妇，也曾特别向我提出了这一节，他们认为这个描写给人留下了印象。

那时乌鲁木齐至北京的火车要走九十来个小时，我们坐不起卧铺，便在硬座上坚持。每夜开始时还好，到了长夜将终，天色微明时分，叫作瞌睡得滴里嗒拉儿、头欲堕而手欲落、身上没了筋骨、人变成了脱骨扒鸡，其困倦非人所能忍受。我乃采取了下下策，钻到硬座椅下躺到车厢地板上，地板上是香烟头、瓜子皮、糖纸、痰渍和尘土污秽，臭气扑鼻。但是我已经坐不住，不能不躺下了。硬着头皮躺上十分钟一刻钟，躺下的肮脏污秽同样难以忍受，便又坐起来，再迎接第二天第二夜，再后是第三天第三夜的考验。

我从最早在少年宫建筑工地上劳动时，就不断地听劳动伙伴讲一段道理：人有享不了的福，却没有受不了的罪。到了桑峪，又整天听农民这样讲。善哉！

比较起来二姨熬夜的功夫强似于我，她说是一辈子了，常常整夜不合眼睛。不远万里，坐完火车坐长途汽车，一周后我们总算一起到达了伊犁。她说是头晕脑涨。我以为是旅途劳累所致，不知厉害。没有太多天，芳带学生下乡割麦子走了，我还要照顾二儿子王石，手忙脚乱。这天二姨起床就说头痛欲裂，其后昏睡过去。我以为她坐车太累了要睡觉，好好休息一下也好，便没有打搅她。白天我去巴彦岱劳动，夜晚才回家。见她仍然躺着打呼噜。直到深夜，她仍然不醒。我突然想到，大事不好了，她这不是睡觉而是昏迷。我大惊，半夜敲醒了维吾尔族老师克尤穆的门，克老师帮我找来了学校的马车，送她到了原友谊现反修医院。

四天后二姨去世。我在六中赶车人王平山帮助下料理了丧事，从置办棺木到装殓遗体，从选好地点到挖好墓穴，从一应礼行到入土为安，从处理遗物到答谢克老师等受了麻烦的各族诸友，都靠我与老王（平山）料理，做得还算周全。从此，伊犁的土地上埋葬有我的亲人，这块土地与我的关系更加深化了一步。

最令人感动的是，巴彦岱的老乡也来送葬，维吾尔族人的风俗宗教，使他们个个极其重视人的死亡丧葬。他们并且说，依他们的看法，二姨压根儿是这块土地上的人，但一直流浪于河北、北京。她千里迢迢从北京来到伊犁，就是为了安身斯地，求个落叶归根的正果。这使我心里稍安，也更加心酸。

这也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一个人的死亡，亲自为一个不幸的人的一生送终。人死确如灯灭，说走就走。生命如此脆弱，走这一趟又所为何来？

二姨董学文，曾用名董效，生于一九〇八年，卒于一九六七年。自十九岁守寡，夫君青县姚氏。一生孤苦伶仃，喜读闲书，智商不低，是我的启蒙文学老师。无以为伴，遂嗜烟酒，曾对我宣讲吸烟的好处：饿的时候吸支烟，觉得饱了些。撑了的时候吸支烟，觉得消化了些。困了的时候来支烟，觉得有了精神。失眠的时候吸支烟，觉得踏实了。她吸的最劣质的香烟叫珍珠鱼牌，一盒几分钱。她饮的酒也都是散白酒，就花生米。后来花生米见不到了，她就吃点咸鱼豆腐干之类。“破四旧”时她与我的外祖母一起被红卫兵强迫喝过洗脚水。经此冲击，我的外祖母去世了。而她一直是风雨飘摇，半饥半饱，到街道工厂糊过火柴盒。她对到新疆与我们相会相伴充满期待，在京曾经畅想过老有所安的美景。但这最后的一点希望也被命运剥夺了。

我甚至有点怀念那个不正常的年月中的民族团结，深情厚谊。二姨去世的前前后后完全实现了民族大团结的理想。我永远感谢这一片土地，这里的人民。

也有各种动向、谣言、挑拨离间。好几次传出来五月二十九日那一天会出什么事情。我不相信，那天我一直帮助曼苏尔盖房子。那天的活干得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