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四章《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64）

64.边城“文革”纪景农村自有农村的风云变幻，纵横捭阖。至于伊宁市的“文革”，我就不甚了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窃自有一点惊奇乃至惊喜，对于工作组与只知唯唯诺诺者吃瘪也或有一点点幸灾乐祸，此外，底下的能说的就只是视觉与听觉的刺激了。红海洋，到处是语录和“宝像”、纪念章和红袖标。我们在城市的家曾经并排挂过四五张同样的主席像。报纸上介绍先进人物时就有此一说，他们房间里挂着若干个宝像，目的是朝哪个方向都能看到主席。搜集纪念章也正在成为趣味与时尚，虽然那时还没有时尚一词流行。我由于在北京有亲属，常常从邮寄包裹中得到新式纪念章，颇觉差强人意。

各种标语语录牌和横挂马路上方的横幅都是汉维两种文字，而（老）维吾尔文所采用的阿拉伯文，恰恰是除汉语外世界上“唯二”的讲究书法艺术的一种文字。他们是用木头切削成薄片，蘸上墨，与人手与纸张保持特定角度，进行刚体运动书写——即移动木片时通过在木片上加力或减力，改变木片的位置，但绝对不改变木片在手中的角度，不改变木片与纸张形成的角度。这样，随你选取的角度，可能是横粗竖细，也可能相反；也可能是画着圈笔画自然变粗或细。潇洒灵动，遒劲挺拔，巧夺天工，煞是好看。再加上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的拉丁化新维吾尔文的采用，语录书法的形象就更加丰富多彩了。

红海洋也掩盖了城市的各种肮脏、颓败、拙笨、丑陋，断瓦残垣呀，垃圾粪便呀，无人修缮的公厕呀、铺面呀，都退居二位了。也许中国真的从此面貌一新，独树一帜，天下无敌？也许中国需要的恰恰是这样一场“恶治”？世上诸事固非我辈所能预料者。

再有就是大街上到处张贴的大字报了，有大量错别字与文理不通，也有魏碑体、行草体乃至颜体大楷。这个小城有一张比较通俗晓畅的大字报比较有名，十分吸引眼球，是一男一女的对骂。一个男人说某个男人是流氓，勾引良家妇女，被骂的男子没有搭腔。而此被骂者的现行老婆则回骂说，无非是你的破鞋老婆此前与我男人睡过，这你也不是不知道的，她睡过的男人不止一个，你愿意要嘛！赖谁去？至于她是否处女，你难道连点感觉都没有吗？你算什么男人……然后女方的娘家亲妈与男方的一个什么姐姐也出来参战，搞得小城臭气熏天……“文革”革出了这个，叹为观止！

我们是提倡发动群众运动的，但是一旦群众运动起来，运动就要跟着群众走了。运动确实能驱使与改变群众，群众也确实能驱使与改变运动的面貌与水平。“文革”在上层到底有哪些背景，存疑，在边疆小城，则是百姓间各种矛盾的恶性发作与加剧。“文革”，就是给肚子疼的人加了泻药，给发烧的人加了内火，给关节炎的人吹了寒风，给一切投机取巧的分子打了激素给力针。

有一次斯大林街、解放路到处挂着大字横幅，本以为是庆祝某地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那年头正闹“一月革命”，就是由造反派夺权。走近一看才是“伊宁市甜食店开张营业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算怎么回事？故意捣乱，解构手段？我相信边陲小城没有这样的人这样的观念这样大的胆子。而如果你提出什么疑问，只能说明提问题者思想问题大大的有。你不应该胡思乱想，本来嘛，又搞“文革”又吃甜食，就是伟大胜利嘛。

……各处的高音喇叭则每天吵吵闹闹，唱唱叫叫，吼吼笑笑，很不寂寞。此后许多年我终于总结出我的发现，中国可能缺这少那，但绝不缺少热闹。毛主席最讨厌的状况之一就叫作冷冷清清。我这一辈子也是，想冷冷清清也办不到啊。神州大地绝对是一块不甘寂寞的土地。

说实话，“文革”一开始我吓得不行，从《海瑞罢官》开刀，又叫“文化大革命”，显然是对着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人来的。而文艺，上起纲来，你一点脾气也没有。我最痛惜的是，“文革”一打响，我先主动烧掉了家里的几乎全部字纸，特别是我在京郊劳动时与芳的全部通信与全部与文学有关的人士的来信，包括黄秋耘、张弦的信件。我听到说，在巴彦岱参加过社教工作的一位清华大学毕业生，“文革”一来干脆连理工科课本也烧了个一干二净，原因不详。但我知道，他由于毕业后分到了新疆（那时分到新疆来的，多半有点砟儿——北京话zhǎr），与原来的女朋友吹了，这却成就了他与本村一位回乡知识青年的婚姻。那位女青年家境不错，形象很体面，头发用一根皮筋束起来，本来也更像是城市人。

后来想不到是天下大乱。原先“反右”中的骨干，这次纷纷落马，“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的名号一点也不比右派之类轻松。放眼神州大地，彼此彼此，原来的领导干部、知名人士、专家学者，你是真右派我是假左派，你是老反革命我是隐藏得很深的定时炸弹——精确一点说应该算是不定时炸弹，你是老虎我是恶狼，虽然披上了羊皮。我反而觉得轻松了不少。天下何人不焦头烂额？还真并非斯人独憔悴了。

然后是两派内斗。然后是各级党组织瘫痪，上边通过“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领导运动。而这样的社论堪称高腔高调的范本。是声嘶力竭的夸张与暴力语言的范本。所有的样板戏中，英雄人物都是能胜天、冲云天、冲霄汉、上九天……没完没了地跟天干，患上了登天翻天幻想症，当非偶然。我确实看花了眼，也感觉这次运动真叫浪漫化理念化，却很难从现实层面去理解把握。

就是说，要革命，像革命，非革命不可，有革命的气势，有革命的刺激，有革命的威严，有革命的形式，就是没有革命的内容。原来人生是追求形式的，没有内容也要革命，就像没有内容也要写小说，写诗，叫作无病呻吟似的。

其实，是活人就有某种病，是社会也就有某种病，呻吟也罢，革命也罢，还是造反（呻吟）有理的。

不管怎样，“文革”没有立即给个人带来灾难，反而给了个人以喘息的机会，而人越揪越多也使早已经进入另册的人不再感觉那么孤单。我不无小乐。

再一看，更乱更没有谱儿了，原来对我好一点的领导一个个自身难保了，发生的事儿已经超出了人的理解力，我也就更加茫然和沉重起来，对大局也更是迷了路一般，不知身在何处，不知要干什么，不知将会何如。

我们家也小小热闹了一回，一天夜间正好我在家，半夜只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乱响，有点像从前在北京住糊纸的顶棚房子时屋顶上闹耗子，但声音较大，方向则非来自头上而是来自门外。第二天一推门，老天，敢情是贴到房门上的大字报：“崔瑞芳，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家里有沙发……还烫头发……”

瑞芳气得发昏，我则大讲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但我也甚为不服，我家的墙上挂着的宝像就是毛主席坐在沙发上的。对这里的革命小将——如当时报纸上给封的头衔，只敢半夜来偷偷贴大字报也觉得可怜。后来，又来了几个话也说不清楚的学生，说是要把我们的准沙发椅拿走游街，证明他们大方向正确、“破四旧”有成绩。其中一人发现了毛主席坐沙发的宝像，盯着看了半天，噘了一回嘴，还提出了一个莫名其妙有气无力的疑问，讪讪地走了。过了两天，破沙发椅原物送回，我们照坐不误。顺便说一下，那个沙发椅就根本算不上沙发，两侧是铁管弯曲做成，屁股坐的中心有一点弹簧，大腿与膝盖之间是一道硬梁，硌得要命。这种货色居然在伊犁也被看成了资产阶级消费品，中国的资产阶级也太寒酸了。

看到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了边城窝囊成这个样子，我不禁为主席叫屈。理论（政策、口号、说法、命题）一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信然。但另一方面，群众是各式各样的，他们掌握理论可能是发展了理论，也可能是歪曲了谋杀了阉割了理论。当群众变成了物质的力量以后，可能是发展了理论，为理论提供了新鲜的经验，也可能是歪曲了理论，使理论面目全非，使伟大的理论丢人。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麻烦，不论多么伟大的理论，它们是由精英、至少是通过精英创造出来的。而群众之掌握理论，只能是掌握理论中最浅显、最通俗、最眼前、最直接的部分。前述理论、政策、口号、说法、命题一旦群众化哄闹化以后，可能威风起来战无不胜起来，但也并非不可能变得浅薄俗鄙缩头缩脑或愣头愣脑，至少是大大简单化混闹化表面化起来，那也是“理政口说命”的灾难啦。

芳与两位内地来的女老师关系不错，她们三位，在汉族女老师中算是比较打扮得整洁一些，形象也较好一点的。我们刚到伊宁市二中不久，有一天在操场挑水时（那时全校只有一两个自来水龙头，用水要挑）我就听几个维吾尔族女员工在那里议论新来的汉族老师很漂亮，云云。她们进出校门时有几个女红卫兵便嘟嘟囔囔，仔细听才听得出来，小将们在说：“王光美，王光美……”真是大大地过奖了。

我对大喇叭里从早到晚播放的语录歌曲有一些个性化的感受。一个是，无论如何我喜欢《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的曲与词，亲切而又雍容，我想念这首歌的诚实与深情，我懂得歌的动人与歌的无力，歌可以充满爱与尊敬、忠与勇敢，但是歌不能保证唱出的一切全部如实兑现。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唱起来有一种颤抖感直到踊跃感，我相信它适合一把小提琴由一只极其神经质的手拉响。提琴手的全身各部位包括头发都在抖动。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此曲极上口，不用学就会。唱多了我忽然听出一丝伤感，特别是“心”字、“怕”字和最后一句，我一唱就心疼得要命。语言和曲调太用力了容易显出声嘶力竭来。声嘶力竭反而显出人的软弱而不是威风来。不知是否如此。

最成功的语录歌是：“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湖南花鼓戏的曲调，充满江南泥土气息。种子，要唱成“种啊啊子”，啊啊一唱，周身舒泰。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我后来越来越觉得其旋律适合用来伴奏迪斯科。而“我们的教育方针……”呢，脉脉含情，风情万种，纯洁无助，白璧无瑕，令人泪下。

“文革”已经进入了、变成了生活，生活也就包容了并且充实着、改观着政治。“红海洋”也是一景，语录歌也是音乐，在高音喇叭里各派红卫兵怒骂也是青春期燥热风情的一种散发和表演。还有绿军装、军大衣、军帽，两根小刷子式的女红卫兵的发型，见面互说语录，用以代替见面先哈啰也代替见面互问“吃了没有”的新习惯。在我们大队，就有人正式传达，今后见面不可说“萨拉姆”，而要说什么什么“万岁”，而回答也不可以是原来的老习惯的祝福，必须是“万岁万岁万岁”。

那个时候出现了一种新的文艺表演形式，叫“对口词”，两个人，一人一句（多半是豪言壮语），摆出特定的姿势，张扬四肢、屈伸腰背、忽然定格亮相、忽然旋转走场，互相映衬，如舞蹈、如京剧、如喊口号，倒也不失热烈。我多次看过红卫兵的经典对口词《造反派的脾气》，满台高喊“造他的反，夺他的权”“滚蛋”结束于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造型，令人印象深刻。

日月经天，寒暑消长，五行生克，干支配搭。于是，某年某月，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突然出现了这些有趣的新风尚、新景色，风险、刺激、没有谁能跟得上……而且是来得迅猛，走得利索，与非典型性肺炎一样，来无影，去无踪，过了这个村，再也不会有这个店儿！生逢其时，亦大幸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