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五章《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65）
65.别有洞天非人间
芳所在的二中多是造反派，“革命群众组织”叫作红炮兵。而学校对面是外贸机构，外贸机构有力量的是与红炮兵观点对立的另一派：驱虎豹战斗队，两边常常对骂。红炮兵的喇叭功率不济，一个女生在那里不断地说：“告急，告急……”然后引用语录“要文斗，不要武斗”。驱虎豹便大声呼喊：“凡是敌人反对的……”与“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绝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后来双方武斗局面渐渐形成，有时突然枪声响起，有一枪弹壳落到我们家近处，击落了邻居所栽种的南瓜。我们恐惧，心想离革命小将还是远一点好。经人介绍，在远离各大单位的俗称老仓库，今称新华一带，具体地说是新华东路一巷五号的一家大杂院，租了一套本院最好的房子：高台走廊，北房一大间一小间外屋，俄式地板，整齐的然而是裸露的方木檩条与椽子，刷着绿色油漆。
这就是边远小城了。即使是“文革”的爆发也没有改变这里的房屋私有、自行租赁买卖的状况。我还被叫去看一个小院落，土房土地，苹果树，面积很小，院内室内充满了干草的气息，只要一两千元即可买下。只是怕传出去“影响”不好，我没有买。而芳的同事哈丽妲与她的丈夫，在文教处工作的达吾来提在西公园附近买下了一个大园子，我们应邀去过他们那里温居，贺乔迁之喜。有什么说的呢？即使是“文革”这样的大运动、大灾难、大浩劫，你无法挡住生活，“文革”中仍然有人吃饭饮酒，有人调情做爱，有人生有人死，有人哭泣有人笑。而且，恕我说一句我的印象，至少在伊犁，大多数人对“文革”只是旁观和虚与委蛇。
有一个普遍流传的故事，大街上，两个维吾尔族干部各骑着自行车相对驶来，见了面，光打招呼不够，二人依例推车至马路牙子边扶车叙谈，互相握手，摸胡子（亦是礼节），全面问候之后，一个问另一个“你的观点什么？”维吾尔语一般省略系动词，不说什么“是”不“是”的。另一个答道：“我，保皇！”另一人点点头，说：“我，造反！”然后二人含笑离去。
一个维吾尔族农村干部问我，汉族人为什么对观点那么执着——认真？我们本地人是一些手掌柔软的人，我们才不会由于观点不同而当真呢。
他的潜台词是，观点派别，这是官家的事，住房吃喝老婆孩子，才是自己的事。
我们在新华东路一巷五号住了两年，这是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文革”并没有那么重要。房东是一位老太太，也叫阿依穆，住我们隔壁，房间里挂着其亡夫的大照片，神气威严，身穿类似哥萨克的士官服，他是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革命时的民族军军官。老太太的大儿子上过学，当过干部，判过刑，现在在做什么，不详。他倒也仪表堂堂，偶然来一次，脸上的微笑掩不住愁容。每次来母子俩低声谈判，老太太激动似泣，儿子顽强凶狠。老太太告诉我是谈钱的问题，恐怕是一个要遗产，一个要赡养。阿依穆抨击儿子是狗，不是人。
厢房与南房里住的是另四家，一家是四川籍养路工人夫妇，曾经当面指出阿依穆你是地主。老太太汉语不好，听不懂，后来终于懂了，连忙否认，但也无法回应。一家是维吾尔族小老太太和她的女儿，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在家等待上山下乡。还有一个男孩，大学生的弟弟，极淘气聪明。再一家是一个枯瘦如柴的哈萨克老女人，她的有病的儿子每天早晨骑马走开，天黑后骑马回来。为了院内能不能养马的问题，阿依穆与哈萨克老太太争吵甚多，激烈时双方原地弹跳对骂，无结果。最后一家是一对满族老夫妻，膝前一个抱养的小儿子，爱如至宝。老母生怕儿子与其他小孩一起玩耍会吃亏，乃与儿子等小儿一起游戏，有时介入小儿之争。有一次为了我的二儿子王石与她的孩子的摩擦，我们俩几乎也闹起来。
一个普通人碰到特殊机遇，能够提升到什么地步，我一时说不准。但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碰到另一种机遇，能够下降到什么程度，我懂。
阿依穆叹息，从前，那几家住的地方都是过去她的厨师、马夫住的房屋，后来经过什么改造赎买，她所有的只剩下了廊子上的这两套。她指着她的宽大房间的铺着毡子的抹泥地面，说是她由于生活无着把原有的地板拆除卖掉了，她这样穷而儿子还来找她要钱，还有天理吗？
而众房客的评论是此老婆子太恶劣了，竟然将地板拆除卖钱。维吾尔语管钱叫“普鲁”，所有的维吾尔族友人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普鲁哟克，普鲁哟克艾迈斯哞”，“没有钱呀，不是没有钱嘛！”成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伊犁——新疆——中国咏叹调。
最惊人的是，我搬进来后才发现虽有电灯泡却没有电。一问阿依穆，她说是她把我们屋的电掐断了，原因是两套房合用一个电表，她的用电是半年才用一度，过去的房客却要求与她分摊，她太吃亏，干脆断电。这创造了我一个显示维吾尔语水平的机会，我乃用极文明礼貌的、带几分古老的上层风格的维吾尔语句向她足足地卖弄了一回辞令，说明我必须用电，我有权用电，我不考虑电费的分摊问题。缴电费时一切可由她定，我可以缴百分之六十，或七十，或八十，或九十，或九十一，或九十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直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只要不是百分之百，我情愿帮助她多承担一些电费，但是如果不让我用电，那是不可能的。难道那是可能的吗？不，不是的，那不可能，不但老王不会接受，换老张老李，艾迈提或者赛迈提，阿力穆江或者塔里甫江，没有人会接受的，有疑问吗？怎么会有疑问呢？
看，这就是话的力量，辞令的（哪怕有些装腔作势）的力量，我的一番伟大古老的维吾尔雄辩语言，闹得阿依穆只有翻眼的份儿，只能称是。后来的实践证明，她在缴纳电费一事上，倒也不算太不讲道理。
我们住进不久，她忽然提出要涨房租，我碍于情面，给了她钱。又想太岂有此理了。我便与她女儿谈了。她女儿在县银行工作，据说她的生活也不顺心。听了我的话，她批评了自己的母亲。老太太在女儿走后退回了追加勒索的钱，同时哭了一场。她一哭，我心软了，便又把钱给了她。她破涕为笑了。我则空转了一场。
一天凌晨，我听到哈萨克老太太的哭声，我知道，她儿子已经死了。我依例去看望，并给她送去一些钱。她表示感谢。她请来一位面色白里透红的塔塔尔族依麻穆（伊斯兰教仪式上正式诵经文者）为死者诵经，我从来没有听到过那样富有感染力的声音，它颤抖但绝非意大利美声，它朴直但与素日本地人唱的民歌发声方法也全然不同，它训练有素，高雅虔敬，温柔悲凉，慈祥通透，终极无限，弥漫伸展，贯通此岸彼岸，富有宗教色彩，听之肃然凄然。
女大学生米海丽在本院举行了婚礼，那一天恰好宋彦明也在我们这里，我们研究良久，不敢送别的礼物，连忙跑到新华书店买了一套红皮精装维吾尔文《毛泽东选集》送去。这种令人生厌的教条主义，也到了家了。
我们在这个院落里常常得到红白喜事的面条抓饭。尤其是大学生的母亲，每逢打馕，都包一个新馕送上我的家门，令人感激。这里边也有春秋战国，此位女士与阿依穆等也不和，通过热馕外交，她在扩大自己的活动空间，朋友越多越好，对手越少越好。这是政治的基本要义。
在这里我确实做到了抛掉文学，忘掉文学。芳还劝过我读读书，写写。我却真诚地向她说明，我已经不会写不能写不宜写也压根不想写了。有一次我在党校土尔地阿洪家做客，他的一个朋友从供职的医院拿来了医用酒精当酒，我们仨喝着怪味酒精，他大讲不可能老是这样，老王将来一定会在文学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他的说法把我吓得面无人色。连农村的房东阿不都热合曼也与我讨论过，他认为，一个国家，国王、大臣和诗人，这三者是永远不可缺少的，老王（即我）早晚要回到诗人的岗位上。我只能苦笑而已。时间长了，巴彦岱的农民也渐渐了解了我的情况，他们按照常识做出了一些分析。而我不敢相信、不敢接受这样的常识。
不要以为“文化大革命”已经席卷了一切淹没了一切改变了一切，渺小的市民、渺小的生活、渺小的事务与伟大的政治运动未必事事相关，像渺小的溪流一样，仍然在静静地流淌，包含着污浊泡沫，也承载着喜怒哀乐，不乏糊涂也不乏善良，不无狡猾也不无应对的天赋，无奈仍然有辙，无可言说却仍然有趣。我从小上学，革命，干部，另册……从来没有离开过群体、组织，却在最最风云激荡的岁月里这样和光同尘过了几年，知其白，守其黑，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溪，为天下谷，为天下式。然而，这里引用老子的话是不对的，生活、日子、平民、百姓，这与任何高明的玄妙的哲学无关。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从小活得很政治、很社会，后来很文学、很组织也很历史，而且很人五人六。我与大多数同行在这一点上是不同的，我无法变成遗老遗少、书斋兰菊、胡同串子、麻将斗士、半隐贤人、学问昆仑，不管上述色彩是否正在行时。我觉得我活该过若干时间，至少应该是几年普通百姓的生活。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我一辈子就是写作再写作，发表再发表，干部再干部，头衔再头衔，出人头地再出人头地……那才是世无天理，那对于我也未必是好事——我可能遭遇的是更大的霉头。
在伊犁，我也奇怪，我也时感糊涂：究竟什么是生活。什么是百姓，什么是现实，什么是狂想，什么是不可缺少的，什么是可有可无的……我也曾经与芳计议，就此过半城半乡的生活，多生几个孩子，或者抱几个养子养女，最好是少数民族的……多养几只母鸡，养奶牛，养山羊和绵羊，多盖几间房子，建好一个果园，类似契诃夫的樱桃园，至少在这里可以建成苹果园、杏园或者葡萄园。每年秋天腌雪里蕻，每年夏天糖渍玫瑰花瓣，当然要种大量的玫瑰、蜀葵、波斯菊和串儿红，我还要晾西红柿干，做醪糟，最好能购买一辆狄西罗（四轮马车），马脖子上系着铜铃，我吆喝着喔喔在伊犁的街道上行车……那样的王蒙将是多么可爱的一个家伙！
但是我没有做到。我常常让朋友也让自己失望。我其实争强好胜，远远没有看破红尘……如果没有一九五八年以后这二十年，也许我更加压人一头就是说更加讨旁人的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