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章《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61）
61.“文革”是怎么样开始的
我常常琢磨，“文革”在巴彦岱是怎么样开始的。批判吴晗的时候公社里没有什么动静。我想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为了中学工作，我与团市委的一个部门领导给吴副市长汇报过一次工作，那次对吴晗的印象是零，因为他嘛话也不说，只是一脸的笑容；也许他认为我们只是做汇报状，他仍做听汇报状？我还有一个印象，“反右”中他是民盟的运动的带头人。这回“轮”到吴晗了吗？我心里略略一动。反正批判打倒已经是常事，已经是一种活法了。
邓拓的事就吓人了，我毕竟熟悉北京与市委。市委一改组，矛头一对准彭真，边疆也震动起来。毛主席在他的领导艺术中是很善于发动群众，善于用强刺激的手段呼风唤雨，做平素做不到的事情的。
我大队也召开了邓拓批判大会，大队秘书图尔地做主题发言，他也学会了搞批判，讲得情文并茂。他不停地说着，“三（你），邓拓……”维吾尔文是很注意对陌生人使用第二人称尊称式的，说是即使处决犯人，行刑者对犯人的说法也是“斯依孜（您）”而不是“三”。维吾尔文还有一个词，叫“噶尔赞呆（黑帮）”，也是非常重的一个词。你一听，就知道邓拓完了。
麻烦在于维吾尔语的“万岁”的说法是“亚夏松”，而“打倒”的说法是“哟卡松”，略有相近。我亲耳听到在批判邓拓大会上喊口号时，大队贫下中农协会主席毛拉·库图洛克把该喊万岁亚夏松的地方喊成打倒哟卡松。急得大队书记阿西穆面红耳赤，连忙竭尽全力用正确的口号把他的错误叫喊压下去。还好，在厚道的伊犁农村，没有人抓辫子整人。人们宁可非礼勿闻，谁也没听见。大家明白，如果谁也没有听见，那么谁听见了就说明谁思想反动。
社教时成立了贫下中农协会，热了一阵就凉了，后来贫协无疾而终。毛主席确实也费过脑筋要解决农村的干部监督问题，成立贫协目的是监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书记队长都由贫协评议。运动完了，无非是大队又增加了一个不管事的老好人干部。而库图洛克之贫也包括知识与智力，不久，他也就销声匿迹了。
在青年人中间，“文革”的开始带有一种提供新的经验的欢快情绪。根据报纸与广播对于各地红卫兵运动的介绍，我们大队很快成立了红卫兵（依后来的观点应算是御用的红卫兵），敲锣打鼓，贴标语挂横幅，搞红海洋到处写语录，而且，所有语录要用红底黄字，那个时候是很忌黑色的。大队红卫兵还搞抄（取缔）鸽子，维吾尔族人养鸽子玩鸽子历史悠久，古代维吾尔族前身叫作回鹘，即回纥，又名回鸽，此名之由来与他们喜养鸽子有关。《纳瓦依》一书中就有彼辈欣赏鸽子飞翔与鸽铃优美的描写与插图。
红卫兵提出要剃掉胡须。大队干部首先响应。霎时间各位美髯公山羊胡仁丹胡还有两端翘起的布琼尼胡，都剃光了，大家摸着光光的下巴，哈哈大笑。
红卫兵没收了一些旧书，不准养黄鼬（这里有养黄鼬的习惯，用来捕鼠，说是黄鼬可以缩骨钻入鼠洞对鼠类搞种族灭绝），没收赌具。这里好赌，老大的小伙子一人攥一个熟鸡蛋，互相一碰，碰破了的蛋就归了没破的蛋主人，有人使鬼，撞蛋时用手指甲去捅对方的蛋，实是小儿化的闹剧，此外有斗鸡、斗牛羊骨头，以及斗牌。
很快你已经弄不清哪些是本原的红卫兵的主旨，哪些是红卫兵运动普及过程中的加码，哪些是滚雪球式的无限扩张。开始出现了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的冲击。如果不是突然杀出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光一个“破四旧”就不知会伊于胡底。
批判“资反”令人感到莫名的兴奋与战栗。第一，按照一九五七年的经验，造反派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而这次他们居然成了“左”派，左右之辨，正如奇正之循环，令人惊叹毛主席兵法、毛主席思想方法之出神入化，多端无端，大人虎变，不拘一格。第二，有一些一无所长，抱着权力而颐指气使，主宰旁人的命运者，常常被视为骨干分子，这次轮到他们费点劲了。第三，青年人总是比较易于令人同情。第四，那些除了套话什么也不会讲的人，这次也可趁机锻炼锻炼。
绝了，聂元梓、蒯大富成了主席钦点的革命先锋，而宋硕（市委高校党委书记）陆平（北大党委书记）成了革命的绊脚石！（毛主席说的话）前一个小时，打死谁谁也不敢这样想这样说！
报纸上发表了阮铭发难揭发周扬在《鲁迅全集》的注释中“做手脚”的文章。凡是反右时候冲锋陷阵的人，这回都是以自身之道还治自己之身了。这也算冤冤相报？
不是真理就是狂热。玄而又玄！悬而又悬！端的是史无前例，端的是离奇、新奇，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革命要靠一帮毛孩子。政治怎么这样像押宝？
同时，我知道我不能兴奋，我没有权利兴奋。越是奇，对于我来说，而且不仅对于我来说，越是险。侥幸一押即中的人，很可能一家伙跌个粉身碎骨。
一批判资反路线，农村也有了反响。首先是几个三年灾害时期东迁的新户。一个姓王的甘肃人，一个姓马的青海人，开始批大队的御用红卫兵。而大队会计等最初对红卫兵运动颇感兴趣的人，一下子就蔫下去了。接着王、马等贴出了针对我的大字报。他们不知道我的姓名，称我为王益民，但是他们闻出了味道。
事情原因起自甘肃王某不断揭发一个来自山东的林姓人氏家庭出身是富农，他与林有一些鸡零狗碎的矛盾。我对林印象不错，对王这种人不感兴趣，便冷淡了他的不断举报。而马是告一个老农民的状，说是马的鸡被老农投毒药死了。我找老农谈过，老农矢口否认，我告诉马没有凭据，无法令老农赔鸡。王马二人都对我不满。马有个绰号叫泡克。泡克是屎的意思，大队的清洁工就被称作尼亚孜泡克，两个人都比较胖、迟缓、也有点赖。而甘肃那个王整天琢磨事，有心机。
依例王与马向我发出“通令”，我去了庄子。有意思的是他们先要求我摘下眼镜来。我明白，对于他们来说，戴眼镜是一种奢侈，更是摆谱耍威风的表现。
我回去就病了，支气管炎，发烧。病了几天，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第一，我确实没有留任何把柄，第二，毕竟他们连我的姓名都闹不清。但是林姓山东籍农民就惨了，在农村沾了地主富农的帽子，顿时一片漆黑。他被王与马戴上高帽子游了街，跟随看热闹的都是小孩。说是富农（也没有人去分辨是富农还是富家子弟），自然没有人敢同情。林姓人不久得了肝癌，自缢身亡。
阿卜都热合曼一再叹息，世界没有了主人（犹言没有了王法）了吗？
严格地说，巴彦岱谈不上有什么“文化大革命”，稍稍学学样而已。多年来养成了什么事都是跟一跟学一学摆摆样子走走过场。人云亦云，人做我做，人闹我闹，人息我息。谁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即使一个大运动千有理万有学问，搞到巴彦岱来，能够还成其为首都开始的那场政治斗争吗？追求普遍与彻底的结果，是不是反而更容易使初衷走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