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章《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60）
60.老百姓什么叫老百姓？
队里开会，来了干部讲国内外形势，一个社员喊道，别讲那么多了，到底要我们干什么？追加缴余粮还是出工修路还是征兵，您就说吧。众人哄笑。
队里评先进，其中一个素常带点二杆子（上海叫十三点北京叫二百五）的名叫库万绰号傻郎的人被评上了，我被生产队叫去写人物材料，发现原始材料中把别人的事迹也往他头上整。我稍显犹豫，立即受到众干部与社员的说服教育：哎呀老王，当然，就是嘛，没错，肯定喽，他是有先进事迹的。你也是有的，我也是有先进事迹的呀。他的先进事迹你的先进事迹我的先进事迹都是差不多的共同的嘛。谁能说你的先进事迹他就不能有？
……最后我差不多相信了，人人可以成为先进，就如人人可以成佛，这有什么不好呢？
尤其是当上级派了干部来核查的时候，所有的农民都加美言，即使完全未曾与闻此事的人对任何一个人的先进事迹也是张口就来：例如说他拿出自己的莫合烟给大家抽，例如说他见到大渠跑水，立即用身体去堵，例如说他给五保户挑水，例如说抢收时节他一次干活二十八个小时……这些都是现成的，人人合身。君子有成人之美，信然。
而这位积极分子曾经穷得连磨面与买盐的钱都没有，他曾经连续一个星期煮整粒淡而无味的玉米充饥。他曾经借了钱不还，后来他因为冒险帮助一辆陷于泥沼的卡车而得到了一点钱，他也大方地给别人使用。而最妙的是他确实记住了毛主席的几句话，在一次开会时突然焕发光彩，正确地适时地引用了毛主席的话，受到一致赞扬。
例如干部汇报生产数字的时候，动不动就上百分比，立马会受到领导的表扬。有的领导特别喜欢听百分比，甚至从来没有统计过的数字，只要上级问就要不错眼珠地立即回答，随口说出。北京郊区，人称这个经验叫作“别打等儿（等读去声）”。从北京到伊犁，所有的农村干部都有这个经验与功能设置，到时候受用不尽。
私下也开开心。一位中专生本来上得好好的学，三年灾害期间学校关闭，他回乡了。此人汉语讲得不错，他喜欢朗诵，说是他的最有名的自撰汉语诗句是：“啊，我亲爱的祖国，请给我一个白馍！”我问他，他却支支吾吾，对我有所避讳。但是他爱说：“我看电影就爱看特务，特务穿得多好看，搂着美女，整天跳舞，啊，我什么时候能当上一个特务呢？”
他知道，他可以拿特务开玩笑却不该拿祖国开玩笑。
他还明目张胆地向我宣布：“我不喜欢劳动，我喜欢看电影，我喜欢天天下雨，不用出工……我不是积极分子嘛！”
你不论问什么说什么，他们都是一连串的“好好好好……”，有人还会加几句：“可不是！”“真是这么回事！”“拥护毛主席，打倒反动派！”“一听我心里就亮了！”“听您的话，我不吃饭也是高兴的……”
这个时期最经常的一个斗争就是社员想方设法赚一点钱，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干部们千方百计去制止，堵塞。当时的说法是“不堵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社员们做婴儿摇床，编扫把，砍工具把柄，养家畜家禽，加工奶制品，无非是换几个零花钱。比较起来新疆这方面比内地农村还是宽松得多，干部和社员大体上采取说一套做一套的办法，说起来都跟着喊，人人反对私活、私心、私利，维吾尔语叫作“夏合斯依耶特”，然后大家偷偷“自搂儿”。“自搂儿”这个词，是特定年代的农民的一个创造，很形象也很富有动感。再一个办法就是搞以货易货，不见现钱，就显得合法一些。例如，你卖鸡蛋卖苹果是“资本主义”，你拿着鸡蛋或者苹果到供销社换盐巴或者茶叶，就不是资本主义了。
我发现，有许多群众反映是新闻报道的产物，你怎么报他就怎么反映，他怎么反映你就更加怎么报道，于是更加如是反映，更加如是报道，板上钉钉，无可动摇，岂容怀疑？
反映完了，他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他另有一把算盘，另有一笔账。
你开会，他迟到，可以迟三四个小时，于是召集会者把开会时间早说两三个小时，本来计划晚八点开会，偏偏通知是晚五点开会，其实五点你到大队部，绝对看不到一个人。人们到得就更晚了，你讲那些未必做得到的事，他睡觉。你点名叫醒了他，旁人见他那睡眼惺忪的样子哈哈大笑，他突然大声说几句热烈拥护、坚决完成、三面红旗万岁的话，气冲牛斗，使召集会议者颇觉受用，这时，他又睡着了。
也许这是一种平衡？这是冥冥中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大言与实情、豪言壮语与苟活、漫无边际与鸡毛蒜皮、天马行空与过一天算一天之间，在理论与实际、政策与对策之间，这只手掌握着也拨弄着。这也算是天道有常吧。
庄子那边的一家住户与我的讨论使我意外。老汉叫伊斯哈克，长得像中东人，轮廓非常俊美，又蓄着胡志明式的胡须。老婆叫穆斯汗，长得像蒙古人，他们是近年才从南疆迁至伊犁的。他们向我叙述，由于亲属死亡，悲伤过度，决定北迁。他们徒步走了一个多月，翻过高寒的新源达板（山峰），与其他北迁者共同露宿过夜。我到庄子劳动或处理事务时，常常住在他们家，他们是我的另一家房东。他们的热情纯朴超过了旁人。伊斯哈克只知闷头干活，穆斯汗喜欢唱歌，声音高劲，如少女呼唤，有时还出现假嗓的崩天裂地的叫唤。他们的两个孩子（姐弟）活泼伶俐，聪慧俊秀，完全以大哥的亲情来称呼我和对待我，更是可爱。
一天二老忽然问我：“老王，你说什么叫中国呢？喀什噶尔是中国吧？中国是指南疆吗？”
我解释，中国包括南疆也包括北疆，包括新疆也包括内地——在新疆一般称作“口里”，犹言“关内”。
他显出迷惑的表情，说：“哦，你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我想起我父亲的一句话，他说中国的农民是富有政治经验的农民，中国的老百姓是富有政治经验的老百姓。
是富有经验的，也是缺乏知识的。
……我也可以理解，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悲情并且念念有词的理想主义者，坚定严厉一脸阶级斗争的权力与职务崇拜者，高雅得意、酸溜溜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者，以及勇猛峻急的启蒙主义者，读到我写的这些百姓时定当痛心疾首，履行知识分子的天赋使命，勇敢地与富有使命感地不能不对之批判批判再批判，求断裂决裂再决裂，他们自信能够也必须再造中国，焕然一新。他们从中定会发现精神奴役的创伤、国民劣根性、虚伪狡猾说谎推诿、刁民贱民习气、阿q真传、人格分裂、言行不一、前现代封建专制和后殖民主义软骨缺钙等毛病。对此我不打算争鸣，我只是说我理解并且同情老百姓，有时候确实佩服他们并受他们的影响。多数情况下，他们不可能集体齐步走向左右看齐，大义凛然，同殉理念，何况大人先生精英们要求旁人必得为之就义的理念各不相同，互不相容。而老百姓们有权利活着，必须活下去再活下去。谁能批评老百姓的集体存活，而且中华民族至今人丁兴旺呢？
人们的活法堪称日新月异，运动的领导堪称花样翻新。但另一方面却是亘古如一。维吾尔人也经常自嘲，说他们之间喜欢闹一些小的是是非非。精彩的故事是各族人众的代表到胡大那里求本民族的维持生计的手段。说是欧洲人去了，胡大说，你们要靠开工厂为生。澳洲人去了，胡大说你们靠捕鱼为生。哈萨克斯坦人去了，胡大说你们要靠牧羊为生。维吾尔人则是两个人吵着架撕打着到了胡大这里的，胡大给了他们一根木棍，说，你们啊，就拿这根棍子互相戳着尻门子过日子吧。（戳尻子的含义是互相拆台使坏。）
有的当地汉族人总结了维吾尔族人几方面的生活方式与汉族的区别。汉族人刨木料时刨子是从里往外推，维吾尔族木匠是从外往里拉。汉族人缝衣服时，右手用针线是从左侧的衣物上向右向外扯出针与线，而维吾尔族妇女缝物品时是从右前方往怀里扯针与线。维吾尔族人睡觉喜欢用伏卧式，而汉族人喜欢用仰卧式。汉族人洗完衣服，如不是左撇子，主要靠右手顺时针方向向外拧水，而维吾尔女子拧干衣服是左手往里拧。如此这般，令人感受生活方式的丰富多彩，也感受生活方式的改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乃至于，最好不要整齐划一。
例如《海瑞罢官》与《燕山夜话》已经开始批判，一种不祥的预感已经笼罩着全国，而边远的农村并没有觉察什么异样。“文革十六条”即将公布，一九六六年的初夏时分，公社搞了一次新式婚礼的大推广。一批业已登记结婚的青年男女，集中在公社礼堂，戴上红花，电喇叭里高声放送着革命歌曲，县领导、公社书记、生产队长代表、家长代表与新婚青年代表纷纷讲话，歌颂新社会，赞扬新式婚礼，鼓励新人与全体来客继续学习愚公、张思德、白求恩，学习雷锋、麦贤德（海军战士，受重伤，仍坚持学毛著与称颂毛主席）、吴兴春（硬骨头战士）、欧阳海……苦战三年，改变家乡面貌。
众人喜气洋洋。领导干部们谈话中对结婚旧俗陈规陋习深恶痛绝，大吃大喝，浪费，酗酒，变相买卖婚姻，迷信，烦琐，影响劳动……同时，人们也为新式婚礼的蓬勃向上、新事新办、移风易俗、节约开支等而兴奋不已。
但是我至今不知道领导们是否知道真相，就在集体婚礼后不久，一天晚上我被“秘密”叫去出席后补举行的传统婚礼，该喝酒的喝酒，该宰羊的宰羊，该唱老歌的唱老歌，该跳老舞的跳老舞，一仍其旧。当事人总结说，新式婚礼花钱更多，在新式时要买红花、瓜子、糖果、饼干，而后补的老式婚礼，原来的任何一个过程或一分钱不可能减少。
我们现在有一些只有小圈子里的精英才读得懂的玄秘警醒的学说，我在想，那么这些边远地区的农民，他们的生活学说是些什么东西呢？能不能请局或省，部还有博士、博士后、教授职称以上诸友诸同志也关心一下这种活法和有关这种活法的学说呢？我还想，现在有一些多少多少级别以上的干部口头资讯，是只流传于副股级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中的？请问读者，你听到过这些资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