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章《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70）
70.干校一记乌拉泊位于乌鲁木齐南四十多公里，不远。离乌拉泊水库更近。一些文教机构，用大量经费在这里修渠引水，拉线输电，盖房拓荒，还设置了一些拖拉机康拜因与运货卡车。七十年代初，当时的文化教育单位纷纷说自己是属于“斗批走”或“斗批散”的单位，于是，这些文教工作人员到这里入学深造。
文联的人来到这里算是第一连，全“校”都是军事建制。开始几夜我是夜班浇灌，到次日凌晨真是累得步子都迈不动了。后来突然被连部选中担任炊事班副班长，受宠若惊。不但自己觉得深受信任，到了要害部门，连同连的“五七战士”也对我突生敬意，努力讨好。用我的“部下”、我这个组的炊事员、诗人克里木·霍加的话来说：刀把子、印把子（这两把子“文革”中常被提及），另外应加上勺把子，都是权力的象征，都重要。
我学会了在大工作台面上一次和一袋面，这是我至今用来吹牛的一个资本。
炊事班长是老作家王玉胡（一大批新疆题材的电影片都是他编剧的）。他已经“解放”。王谷林的特长在建筑方面，尤其是修火墙，已达专业水准。可怜刘萧芜，还在“挂”着，负责喂猪，常常赶不上吃饭，只能吃剩的凉的。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大批判。有一篇学习材料上赫然刊出了一篇文章，批判童话《拔萝卜》。童话说兔儿种了大萝卜，个儿太大了，拔不动，便找了一大群兔儿来，一个拉着一个，合力拉起了大萝卜。我想，这篇童话的含义绝不高深，一是讲劳动之伟大，一是讲群众力量，讲合作的必要性。但是批判文章令人喷饭。批判说：“萝卜明明是贫下中农种的，作家硬说是兔子种的，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
可以与之媲美的有新任文化局领导的佳话，说是他审查一首歌词，歌词中有小溪唱着歌字样。领导说：“小溪怎么会唱歌？”原新疆文化厅已经“砸烂”，新成立了文化局，文化局很多干部其实也是从原北京文化系统调来的，他们多不愿意在新疆，不适应。不久，大部分都离开了。
我也在学习会上听到过一位原食堂管理员对于一位音乐家的批判：“你每月拿着文联最高的工资，你还反党，你还放毒……其实你还不如拿上工资就睡大觉，什么事也不干，也比现在这个样子好！”
但大家的情绪还不错。第一，有活干，比整天两派斗，斗了五年盖子还揭不开要好。第二，集体生活自有其特殊的乐趣，或者叫作热闹。第三，吃得不错，比在农村吃得好多了。第四，戈壁滩上空气纯净，透明度极高，晚间月光星光之明洁，是别处的人所无法想象的。
我们办壁报，我填了一首《青玉案》歌颂干校生活，已找不着了。
我们举行文艺演出，在戈壁滩上，在明月之下高歌猛唱，都道是上干校如同饮甘露、濯清泉、吃仙药、沐天恩，其乐无穷，三生有幸。你很难说这些体会都靠不住。后日老诗人臧克家吟诗歌颂向阳湖“五七干校”，当亦可以理解。
“五七干校”期间，我曾经在一次国庆假期中奉命到呼图壁县雀儿沟林场装运木材。密林中的山沟，美丽清纯神妙，堪称绝顶。与我一起去的三个人中，有原自治区文化厅处长、来自阿克苏地区的维吾尔族同志。他是在北京东方歌舞团工作的舞蹈家阿依吐拉的哥哥。只有我们俩是“江其”，我们相谈甚欢，每天笑声不绝。这几天奇异的经验，我写到中篇小说《鹰谷》中了。
人生，社会学、政治学中充满了悖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当然不公正。让劳心者认真劳力一番，对于劳心者也绝对不是灾难。废黜所有的专家与管理人员，来一个大颠倒，干脆来一个劳心者治于人，小学毕业者治大学毕业者……却分明是乌托邦，只能带来生产力的大倒退与社会秩序的更加混乱。我想问题在于沟通治人与治于人，保持治人与治于人的利益的统筹兼顾与平衡。
每月一次休假，我因家在伊犁，无家可归，或到乌市在文联机关住两三天，或自留守乌拉泊值班。在乌鲁木齐我结识了颇具老夫子风度的语言学者郝关中。他是新成立的自治区文化局干部。我们二人干了一件伟大的事情。我们都与哈萨克青年编辑乌拉孜汗友善，他陷入一个麻烦：他与乌兹别克女青年阿丽娅相恋甚笃，但阿家不同意，她的两个哥哥昼夜监视着他们俩，并曾对二人拳脚相加。两人偷偷相会，苦死了。
阿丽娅特别爱乌拉孜汗，乌一说话她就笑得像开了花一样。阿的脸是红扑扑的，天真动人，我与郝先生深感同情。我们不但为他们出谋划策，而且充当尖兵，在他们有什么活动计划时先为他们踩点，侦察清地形地物与周围人事环境后，他们再出去，在他们二人外出期间，我们二人还为他们放哨，充当保镖。最后，在我们的共同保护下，他们二人登记结婚，有情人终成眷属。
在乌拉泊值班时，一个是利用职权，自我优待，包饺子、炸油饼、荤素丸子，并且饮酒自娱。一个是没完没了地用半导体收音机听样板戏，我这时最爱听的是《龙江颂》中李炳淑饰演的江水英的唱段：“面对着，公字闸，往事历历，如潮涌……”特别是唱到“东海上，驶来了，救生快艇……”时，突然用了大嗓低音处理，令人痴迷。或曰，所有样板戏中，李炳淑的演出竟有几分温柔，唱腔竟有几分低回，举止竟有几分女性的气息。你能不喜欢吗？
最初我喜欢的唱段是《红灯记》中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后有添加的唱段：“一路上，多保重，山高水险……”那个“山河破碎，我的心肝碎，日月不圆，我的家难圆……”也写得好。看《海港》可以欣赏女主人公的男性做派与不同凡响的唱腔。《杜泉山》的唱段都好听。“杜泉山”原名“杜鹃山”，大概是觉得杜鹃有点雅，也是为了要与原作拉开距离，硬是改成了没有人讲的“杜泉山”。《智取威虎山》的剧情富有童趣。那个最精彩的情节，即杨子荣被栾平认出时，杨反守为攻，反而震住了小炉匠栾平的设计，完全抄自苏联电影《永远的秘密》（后更名为《侦察员的功勋》）。
我还对一些做检讨的唱段有兴趣，《海港》中的韩小强唱道：“我沾染了资产阶级的坏思想……”，《杜泉山》中的雷刚唱道：“我有罪，罪难逃……”，都给我一种哭笑莫名之感，我很喜欢学唱，带着某种自我嘲弄的意味。
至于把样板戏说成中国的乃至世界的文艺新纪元，那不过是穷疯了做梦捡金条罢了。
现在再放再演样板戏，既不必那样郑重地往凶恶上发展，也不必反感地上纲上线，摆脱泛政治化的模式，谁爱听就听就是了。这反映出，我们早已跨过了“文革”的思维模式。
到了一九七二年，林彪事件一发生，我们干校的那一股邪气立即散掉了。人们的兴趣是改善生活与等待“毕业”。干校二连（原教育厅干部）购买了金华猪崽和一批奶牛，每天给“战士”们供应牛奶与美味猪肉。每天晚上，各室不是下象棋就是扑克牌，鏖战到深夜。最后连干部不得不催促大家：“同志们，再不睡觉就影响明天早晨喝牛奶啦！”
我突然想到，也许虎头蛇尾是世界诸事的规律，许多战争是这样，许多创作也是这样，如《红楼梦》。创世是这样，“文革”也是这样。
林彪的事情，芳闹了个笑话。干校期间，我们俩通信，都做好了信件被检查的准备，每封信上都要写大量语录、套话、歌颂之类的话，忽然一次，芳的来信上大讲要我以林为榜样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而此时，林已跌死在温都尔汗了。此事被我抓住狠狠地取笑了一番。而过去，教条呀、胆小呀、死板啊，都是她常常取笑我的。
渐渐地，一些出身好，所谓根正苗红而又确有一技之长的“战士”，如会绘画的、会语言的宣告毕业，离开干校调往文化局或其他文化单位。到了一九七三年，根据当时的新疆一把手赛福鼎同志的指示，说是文联这一拨子人还是有可用之处的，遂成立了一个创作研究室，隶属于文化局，把全部原文联、现干校一连的人员调回。同时，铁依甫江等也被创作研究室收回，据说他在呼图壁农村风光了一回，又回到我们身边来了。按，老铁小时候上过经文学校，他可以用古阿拉伯文读《古兰经》，所以虽到了农村，与别人的待遇并不一样，还有说他是被待若上宾，经常吃包子抓饭，经常吃手抓羊肉的。是否如此，我当面问过他，他笑而不答。
这时我的维吾尔语成了一宝。我先是被分到维吾尔文编辑部筹备新疆文学刊物的复刊。转了一圈，死去活来，发了大力，下了狠心，还是这几块料编刊物，硬是找不上——培养不出可意的文人？我都有些不忿儿。我只记得，在维吾尔文编辑部期间常常奉命组织“批林批孔”啦，批走资派啦什么的诗歌专号，包括铁依甫江、克里木·霍加等大诗人也赶紧大写遵命文学，我就紧着给他们翻译。郝关中也调到了创作研究室这边，也整天翻译这些无趣的东西。但郝兄翻着翻着竟然译出了创作热情，自己也写起诗来。他是个极自由松散之人，他住着两间房，外屋干脆堆着烟煤，而他自己说，寒冬夜间，他起夜后就往煤堆上小解，反正最后都要剧烈氧化，化为烟灰的。由于他夫人回兰州探亲期间他把房屋弄得太不像话，夫人突然回来了，对他大闹了一回。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他老先生在夫人哭闹时，看到夫人激动万分、又打又抓又踢又跺的形象，想到了“莺歌燕舞”四个字，他解释说，夫人运动着四肢，发出激动的声音，这不就是莺歌燕舞吗？于是，他以莺歌燕舞的描绘结束了自己的歌颂批林批孔的诗篇。这样的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堪称一绝。
一九七三年，干校结束，乌拉泊这个所谓农场，转给了新疆大学，不是不喜欢冷冷清清吗？一通折腾的结果仍是冷冷清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