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九章《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69）
69.努海图的大院在新华路一巷住了两年，芳的一个要好的同事、数学教师萨黛提，通过其夫、一中校长巴衣·巴拉提（哈萨克族），安排我们住到第一中学家属院。原因之一是支付能力发生了逆转，一九六九年春开始，我所在的单位自治区文联成立了大联委，大联委通知巴彦岱公社，王属于没有改造好的什么什么，扣发工资，冻结存款，只发生活费每月六十元。而且恰恰这一年我们添人进口，女儿出世了。
公社革委会明确告诉我，文联大联委不是权力机构，无权向公社下命令。他们不准备执行所谓冻结王蒙存款的通知。他明确地说，王在这里，并无不良记录，他们不准备对王下手。
顺便说一下，这里的公社干部都相当可爱。刘澄同志是大学生，不但能抓基层工作而且爱思考问题，常常能提出一些见解。公社秘书罗远富与妻子李惠坤都是八一农学院毕业生，他们都能扎根边疆与农民打成一片。罗远富能写维吾尔文艺术字，还能自造馕坑。李惠坤整天跑生产队推广良种，讲着湖南味的维吾尔语，深受农民欢迎。他们都是我的好友。后来，罗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张世功的秘书，还担任过吐鲁番地委书记与自治区党校常务副校长。
一中是以哈萨克师生为主的学校，旧称哈萨克学校。位于伊宁市西部努海图，这里过去是塔塔尔族聚居区，房屋显得比较洋，道路也比较宽阔整齐，但大多是土路。一中以哈族师生为主。我在这里与少数民族人士一起，反而感到舒服一些。院中一位离婚单身的女老师，是一位被打倒的州长的妹妹，仍然显得大模大样，气概非凡。
萨黛提是南疆阿克苏地区新和县人。她的妹妹玛依努尔（波斯语，月光）高中毕业，碰到了“文革”，只好住在姐姐这里赋闲。她极爱读书，眼睛都读近视了，“文革”中却找不到书读。我反而利用在农村当过“干部”的便利，常常找到一些（被收缴的）维吾尔文书，悄悄与她姐俩的藏书交换阅读，建立了友谊。后来，玛依努尔干脆当起女儿伊欢的保姆，白天负责看护伊欢。我们买了维吾尔族式的婴儿摇床，玛依努尔也完全按照维吾尔的方式带孩子。从小教给她伴着娜依娜依娜依的节拍，翻动手掌跳舞。吃一点东西的时候，先把要吃的食物放到茶水或白开水中泡。直到现在，伊欢有时吃饼干时先泡一下，令人不解。在伊欢八九个月大时，她可以扶着桌椅站立。一次她就这样不平稳地站立着，她流着泪吃掉一枚洋葱头，新疆叫作“皮牙孜”的，显示了女儿的豪气冲天与必能成就大事。可笑的是玛依努尔竟然找到一本阿拉木图出版的维吾尔文《育儿须知》，是译自俄语的。读后我汲取了先进育儿方式：如把孩子放到窗边开窗睡觉，如给孩子洗冷水澡，还有加各种食品等。总括起来，成败参半。
由于工资被扣掉了一半多，生活开支，渐显窘态。芳有一股子劲，与别人不同。正因为没钱了，她要带着大儿子王山与女儿伊欢坐飞机从伊犁到乌鲁木齐，再从乌市乘火车回北京。她不允许自家也不允许旁人向命运显现难色，她要永远鼓着一种劲。也算可以的了。
我却渐渐有些不安。我到底算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与所在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完全断了线了呢？这样下去我成了什么人了呢？
新疆有一位维吾尔族老作家，因“外逃”未遂，被送到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劳动，每月只发生活费。这么说，我会不会成为第二号这样的人物呢？
生活一般，正常，群众关系、民族关系极好，也确实学习了不少新的知识，但是我成了断线风筝。
我那时最爱唱的样板戏是《沙家浜》里的郭建光的唱段：“听对岸，响数枪，声震芦荡……这几天多情况勤瞭望，费猜想……”
我从小养成的习惯，离了组织不放心。而组织对我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猜想起来，总是不得要领。
其实一点也不复杂，经过“文革”，组织本身都风雨飘摇着，谁管你王蒙的事？你的存在对“文化大革命”没有任何正面或负面的作用，你在一边待着岂不很好？你还要干什么呢？
我终于沉不住气了，在到伊犁六年以后，一九七一年春，我乘长途汽车回到乌鲁木齐，来到文联。
哭笑不得。文联两派群众组织还在斗，他们还在贴大字报，贴的内容是文联的“阶级斗争盖子”尚未揭开，天呀，这是什么盖子呀，是无缝钢管吗？是合金钢焊死的吗？一百来号人五年来嘛也不干，天天在揭盖子，已经揪出来了各族同胞不知凡几哟！
文联真够呛，大诗人铁依甫江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退职到农村去了，地质作家何永鳘由于清队中做假交代被逮捕了，被捕的还有一人，劝其退职的则更多。
而我的特点是根本不在视线之内，祸乎？福乎？实非祸也。
认识到自己的根本不存在，等于不存在，是一件比挨批挨斗还痛苦的事。我甚至想，政治的变乱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十年二十年，对于历史来说，二十年只是一瞬，但是对于个人来说呢？想想看，神州大地上多少年多少代是在无奈中，在苦苦的等待中，在不可能有任何作为、不可能有任何意义中度过的呀。眼看生命在浪费着，青春早已一去不复返，中年已至，转眼就是老年了，而你，除了忍耐只能忍耐，除了等待只能等待。否则就是以卵击石，就是自取灭亡，我只能抛弃一切幻想，不抱任何希望，活着就是活着，日子就是日子罢了……
而我读到安徒生一篇童话，说是一个人的墓志铭是这样写的：这里埋着一位作家，但是还没有写过任何作品。这里埋着一位运动员，但是还没有获得过任何名次。这里埋着一位歌手，但是还没有唱过一首歌曲。
我的天！
可能是由于我的面目与身份不太明晰，到达乌市后一个短时期，包括最好的朋友，对我也只限于点头微笑，寒暄一下，没有人与我谈心，没有人与我交流。与家人也分离了，通一封信要一个星期。每天，我的心是惶惶不可终日。我唯一的安慰剩下了吸烟。我觉得我这是自投罗网，本来在伊犁逍遥法外，有何不好？我又说服自己，即使只是为了弄清工资被扣的原委，我也必须跑这一趟的。
这次回到文联，住在单身宿舍，与诗人热合穆同屋，他是我看到过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中最潇洒风流的一位，一直穿着西装，他有着勾魂夺魄的一双大眼睛，眼珠是灰色的。他生活得也很狼狈，他有妻有女，正在打离婚（据说早已经离过一次又复过一次婚了），有家归不得。
他酗酒成习。他债台高筑。他群众关系不佳。他还有一个离奇的麻烦，说是他六十年代初期，突然跑到中苏边境与一位来自国境线那边的女子成婚，然后各自西东，然后人们分析说，那个女子是克格勃。
不管怎样，那一段短暂的时期，我与他相濡以沫，度过了难熬的几天。我们一起喝过一瓶白葡萄酒。我们一起吃过面条。我们也闲谈了许多家长里短，特别是谈伊犁。“文革”中伊犁是一个最重要的（抵消的）话题，可以转移对于权力格局的注意，可以回到日常生活，回到果园和葡萄架，回到抓饭和奶油蜂蜜。如果没有他，我会更感孤独。
要说我来得正是时候，一个月后，上级决定文联的人全部下干校，文联的性质属于“斗批散”机构。
我们的干校在乌市南郊乌拉泊地区。我们在这里待了两年多。我与维吾尔诗人克里木·霍加耶夫、评论家帕塔尔江等住在一间房里。我的“天天读”也参加维吾尔族组，反复阅读维吾尔文的毛主席著作。倒也颇有收获。
最大的收获是到了“五七干校”。总要给我一个说法，当时没有“政治问题”的人算作“五七战士”，有“问题”的人，如挂在那里的一些人，就不算战士。我终于在一次会议上，几乎是瓜熟蒂落地也是受宠若惊地明白自己是“战士”，维吾尔语叫“江其”了，呜呼！那次会议“江其”到一个大房间去，而非“江其”无权参加，我被叫到了大房间。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我提出来，我既然是战士就不是被挂起来的，我不可能是挂着的战士，如果一个战士被挂了起来，他还怎么战斗呢？我说这话是因为文联有小当权派说我是属于“挂着”的。
乌拉泊文教“五七干校”校长是原文化厅长巩克，他听了我的发言大笑起来，并说：“那就不要战斗了吧。”我相信，明确我是“江其”也是巩克同志拍的板。
醉翁之意不在战斗，而在工资。不久，工资补发了，一下子两千多块钱。我告诉芳。最奇怪的是平素不喜爱讲教条的芳回信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并立即去商店买了一条俄式紫红毛毯以示庆祝。
文联的同事尤其是少数民族同事反而羡慕起我来，说我是太“酷”了。维吾尔语中也有“酷”一词，指精明机灵，与英语的酷——cool有所不同，包含着狡猾，甚至也包含着善于为自己打算的意思。他们大概是说我整个“文革”逍遥法外，未有辛苦与纠缠，而到了时候就“江其”起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