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八章《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68）
68.清理花絮“文革”一开始，我烧掉了所有的字纸，包括我与芳在我京郊劳动期间的所有通信。病从口入，祸从笔出，徒有百害是文章！也是为了节约，不论接到什么尊长的信，我都立即用来如厕，很少在家中保存超过三个小时的。我算明白了一位敬爱的领导人的话了，他反右时大骂“右派”知识分子，无非是“认识几个狗字儿”罢了。这次“文革”一开始，他老人家就被树成了大靶子，陷入重围而无法自拔。我不能不反省自己的恶劣心理，看到那些前一个时期振振有词地批人整人的人被如法炮制地请君入瓮，甚至觉得倒也是天道有常，因果不爽。我相信像我的这种恶劣心理，这种恶性循环的自己挨了整便也愿意旁人挨整的心理是导致“文革”发生乃至令一些人小有欢呼的次要的因素之一。
我丢失了钢笔。正好，过着没有笔墨没有书写没有任何文字材料的日子，无笔一身轻，无书天地宽。
后来，一九六九年，我终于又拿起了笔，为女儿的出生而记婴儿日记。在女儿没有学会说话以前，除情绪起居外，观察大便对于了解婴儿的进食、营养、消化情况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在研究与处理婴儿便秘、泻肚、不思饮食诸症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也阅读过有关书籍。至今，我的孙子辈碰到这方面的疑难杂症，我的孩子们仍然习惯于向我请教，并因此而被子女们授予史（屎）学家的称号。
凶猛凌厉的“文革”搞了几年，搞得城乡居民疲疲沓沓。运动的后期叫作“斗批改”，按常理都改上了，运动该结束了。百姓们说是逗（斗）孩子，劈（批）烧柴，改毛衣。我觉得主席已经不像当年控制政治斗争那样得心应手，收放自如。例如“三反”“肃反”，“四清”“审干”，都是大开大阖，有放有收；审察时一片肃杀，收官时党恩浩荡，需要时呼风唤雨，转折时水晏河清，人人折服，个个山呼。而今的“文革”，主席有言：“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搞了几年之后，越发不知道，你在哪里呢，底？
近似强弩之末的是清理队伍与“一打三反”。“一打三反”都是什么我已经记忆不清，只知挺刺刀见红。二中搞“清理阶级队伍”时宣传队很严厉，通知全体教职工从某天起集中住宿，不得回家。于是一切雷厉风行，正在给婴儿喂奶的女老师连忙断奶，家里没人照顾的打电报求爹找娘，有的把子女送回内地，一时也算鸡飞狗跳，煞有介事。
这时就显出维吾尔人的伟大来了，所有维吾尔族职工，绝对未经串联酝酿，人人都对集中学习一事点头称是，笑脸欢迎，表示坚决照办。到了宣传队所定集中住宿的那一天，没有一个维吾尔族员工带行李与任何生活用具来。包括已经斗得人不人鬼不鬼的“黑帮”，也没有人带行李用具来的。宣传队大怒，责问起谁来，都是同一口径：“明天……明天……”笑容灿烂，诚意斐然，天真无邪，驯态可掬。第二天，还是“明天……明天……”第三天、第四天，永远明天。就这么着，硬是把集中住宿搞清队拖“黄”了！这也算是庶民的奇迹了。
而在农村，来的是兵团宣传队。我们二大队的组长是一位斯姓会计，长得有点江南秀士风姿。他与我交谈后第二天找我，说是经研究对我可以利用，让我参加整材料和翻译等工作。我则诚惶诚恐，驯服听命。
参加文字与口译工作后我可吓坏了。因为几乎所有的被揪斗的人士，包括那个想当“特务”的中专辍学生，都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处理意见则都是：死刑。而中专学生则干脆定为“反革命特务”。前面提到过的大队那个俊秀的青年任会计，他的一个亲戚被揪斗了，他显然划不清界线，张口闭口都是某某哥被冤枉了的意思。但另一方面，他有美术才能，能画一笔好画，极其积极地遵命画清理阶级队伍的连环画，把他的那个“哥”画得青面獠牙，其状可诛。
斯会计在一名老新疆、汉族社员老石家用餐。后来他听到辗转传来老石议论斯等吃饭不好伺候，给的钱也不够等闲言，勃然大怒，便找老石到大队部来谈话，没说两句话，他上去给了老石一个嘴巴。老石毫不含糊，迎过去反打了斯同志一个大嘴巴。老石毕竟是农民，挥起巴掌来比上肢活动主要是打算盘的会计有力得多，斯老弟立刻面如桃花，五指印至少能看出四根手指的痕迹。
我吓坏了，我与一些大队工作人员都在场。此事如何了得？老斯之被动狼狈不用说了，但还摆威风，忽然敲打了我两句，说是我不该去农四师工程处买当时紧缺的伊犁大曲白酒。
老石自有道理——注意：不要低估中国农民。这是王某一辈子积累的经验。宣传队的副队长也在石家用餐，并对石印象极好，而斯又不是党员，在他们兵团宣传队的圈子里算是一个晦气的半知识分子。互扇耳光的结局是老石大获全胜，有关领导决定，斯做检讨，调回兵团农场。
大队这边反而同情斯，他们对石的为人包括石的妻子本来就有各种闲言碎语，不喜欢。再则在清理工作中他们与斯合作搞逼供信，建立了火线上的战友感情。于是轮流践行，饮酒悲歌，奉送土特产一包一包又一袋。并找了我与之合影，照片上书写着“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字样，好不厉害。斯临走时张口向我索要我姐姐带给我的一本时髦书籍：上海出的《时事手册》。这是当时的万能全书，各种语录，各种最新指示，各种“文革”新名词，各样板戏，各革命歌曲，应有尽有。我刚刚收到，拿到巴彦岱显摆，终被斯老弟半强行拿走，活该！
农村里的揪斗主要是查反革命集团，愈查愈多，人山人海。公社开过一个揭发检举大会，当场由群众揭发揪斗，被揪的人立即上台，弯腰，低头，（状如）“喷气式”（飞机），然后一只手扭到身后，与身前的另一只手铐在一起。就这样胡乱揭发，人人自危，最后站到台上被斗的反革命人员比台下的革命群众还多。
按，公安部门怎么可能给一个村那么多手铐，这里用的手铐都是本大队铁匠铺里土法上马，自行研制的，一时间各族铁匠昼夜操劳，拉动羊皮口袋（风箱），如老子所讲，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造出了大量土铐。
就在这个时刻，忽然传来周总理指示：不得任意揪反革命集团，凡要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者，本县本地区本省无权首肯，必须送报中央审定。
农村干部说，政策下来了，宽啦。维吾尔语的“宽”发的是类似“锵”与“堪”之间的音，疑是汉语借词。
咱们的事真怪，只这么一说，什么反革命集团也没有了，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按当时的说法，人民经受了锻炼，经受了考验，最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切照旧。
也不是照旧。庄子那边有一位从江苏来的徐某，说是一九五七年犯过事，回乡生产，这次刚一揪斗，挨了几下，触及皮肉（林彪语），第二天跑到巴彦岱公路上撞了汽车。目击者向我描述了他被撞后弹出去，倒下，又挺了挺身子，欲起未起，终于倒地的情景。
还有一位另一个公社领导干部张同志，是老宋的好友，竟在这个当儿站在公路路口用菜刀结束了生命。这可能与本地两派斗争的消长有关，张所属的那一派没有在斗争中得到优势。连宣传部老宋也做好了被清出的准备，整天研究中医，说是争取退职后行医。还听说，南疆的一位维吾尔语专家，尤其是为民族民间歌曲配汉译歌词的专家段焜先生，也是在这个时期自尽。愿无辜者的牺牲令我们警醒，愿我们永远不会再看到类似的事情。
我与芳仍然常常纳闷，究竟是为了什么，把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大好局面闹成了现在这种不伦不类、不死不活的样子。难道……莫非……太叫人痛心了，而且我没有痛心的权利。
这已经是一九七〇年了，这年春节休假期间，自治区文联的工宣队派了个师傅来伊犁找我外调。他先到了巴彦岱，阿卜都热合曼房东陪他来到了新华西路我家，热合曼很紧张也很兴奋，我也很兴奋，这是一九六五年离开文联下乡锻炼以来，第一次有组织上的人来找我。结果却是什么也没有。后来知道这位工人师傅是最不管什么事的一位。尤其是对于我的下一步会怎么样，他是一无所知。他告诉我的唯一信息是文联在清队过程中谁谁被抓，谁谁有问题。这反而使我更加不安，我这样非驴非马地在伊犁，一待就是五年，这到底算哪一出呢？莫非我要永远锻炼，为锻炼而锻炼一辈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