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四章《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74）
74.改剧本
虽然编连环画一无所成，“创作”任务却一直未断。此时毛主席业已有了指示，批评了“没有小说，没有戏剧，没有电影……”的无文艺创作现象。还批示让各地恢复出版的文学刊物把刊名中的“试”字去掉，那些战战兢兢地开始编文学刊物的人，都称自己的刊物是“试刊号”。却原来一省一本文学刊物虽然不起眼，全国连一本刊物也没有了，毛主席也觉得是个问题。联想到前几年突然出版了严复用既古朴又华美的文言文译的赫胥黎著《天演论》，说也是毛主席让出的。我不禁叹息，全国只剩下了一位书籍编辑，他就是毛泽东了。同时由于中央文化组（后来叫文化部），不断举行各种调演，各省区则围绕着这样的调演“抓创作”。领导特别说明，剧目无须送审，但领导有事后的批评权。这一招更厉害。我几次有幸被吸收到本自治区文化局的“调演办公室”，参与各种剧本的修改讨论。我们的办公室动辄租用天山大厦的几间客房，好吃好午睡。然后切磋推敲，绞尽脑汁，考虑如何搞出一个本子来。大家引用时称旗手的江青的话，说是搞演出的剧本是“十年磨一剑”。按“磨剑”云云，过去大家并不熟悉这种说法，是邓拓杂文中引用过贾岛诗：“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可有不平事？”这篇杂文也没有多少人读过，后来全国一批，才普及了的。估计江青也是跟邓拓学的。大批判也能普及知识。
我接触了许多剧本与曲艺文字稿。曲艺文字稿大体搞成了，我并从而接触了兵团文工团的演员小叶，后来小叶成为上海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话剧与戏曲剧本，则是搞了个不亦乐乎。
一个是兵团农七师业余作者陆天明的《扬帆万里》，写知青的。陆扬着个大脑袋，爱思考，一脸严肃与激情，使我想起当年的自己。他对一批人对他的剧本删删改改，颇不愉快，但是有关领导强调剧本一经写出，即归属于社会，根本不必考虑其他。我约陆吃过饭饮过酒，我甚至还想向他进言，不可年少气盛，不可不留余地，文学道路之艰巨曲折，可能是他还没有做好准备的。当然这样的话很难讲，我摸不清他的思路，我只能说两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哪怕是半片心。
为了修改和演出陆天明的《扬帆万里》，我与话剧团有关专业人员还去了一趟塔城，参观了中苏边境。我们的文艺强调生活的依据，强调深入生活或者体验生活，要搞创作了，先到该去的地方走一走，倒也殊不恶。由于陆氏剧本描写的是一个靠近边境的农场，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去看看形势险恶的中苏边境。我们一到边境，苏方就如临大敌，派出军车来监视照相。真不知道能不能从俄苏边防军的档案中找到鄙人的尊容。同胞们同志们做事有特别认真、过于执着的一面，也有天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另一面。
大冬天，走老风口，走雪路，别有风味，也很危险，风雪中一次刹车，刺溜一响，车横过来又转了一个圈，整个掉头一百八十度，幸亏没有其他车辆驶过，否则不堪设想。
那个年头司机是最吃得开的职业之一，我们大家都拼命讨好司机，但司机对谁都无所谓。司机是维吾尔族，我的流畅的维吾尔语对他也毫无作用。我想车是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他见过的语言好的各族干部多了。我没有什么奇货可居。
同去的还有一位编剧、一名导演和一位舞台美术工作者。与他们一起，骂骂咧咧，说说笑笑，叽叽嘎嘎，荤荤素素，很快乐。正因为是奉命创作，遵命戏剧，谁也不过于当事，谁也不自视多么高，谁也不酸、不自以为是，不坚持什么艺术感受，不知道什么叫艺术个性，有了功（这种可能性很小）谁也不牛，有了过（这个可能性也不大，因为一切都是集体讨论，领导审批，层层把关，宁可错删千字，决不放过一个“有问题”的词儿）也不会把谁送去劳改。这种地位有利于文艺工作者的大团结与听吆喝。
我还接触了话剧团编剧的两个本子：一个是陈书斋的《绿玉河》，写和田地区的“土改”。一个是吴云龙、尚九骖夫妇的《狂飙曲》，写工人的自力更生战胜了崇洋媚外。我参加过无数次对他们的剧本的研究，提出过各种主意，并因此受到了他们两家的欢迎，成为好友，也没有少接受他们的款待。尚九骖做的高丽肉，陈的妻子孙燕爆炒的肉菜都极精彩。我在他们这里学会了划拳，喊叫伸手捋袖，不失为小小运动。尤其重要的是我在这里预约了一家手推车零售的牛奶，虽然奶质稀薄，毕竟大于零，我每天去与话剧团诸同志讨论完剧本，顺便带一塑料壶牛奶回家，觉得日子没有白过。
我们还接触到了一位曾经在原子基地工作过的工厂职员的本子，他写困难时期的核工业，最难忘的一节写核设施出了故障，造成核泄漏的危险，而我们的英雄人物，挺身而出，不顾安危，情急之下举起椅子砸碎了警报器，以免科学仪器干扰破坏我们的英雄主义。我们都认为他写得很有希望，也是胡乱改了又改。但是有关领导害怕这个题材，没有批准，客观上挽救了我，没有留下一个恶劣的记录。
在话剧团的工作很为难，因为“三突出”（全部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正面人物，主要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三结合”（领导、专家与群众相结合搞创作）云云，本身就与艺术创作互不相容。而我完全懂得，要想在准备调演中不犯错误，必须坚持三这三那，绝对不能管什么艺术不艺术。自己随时要设身处地，用准姚文元的眼光挑剔千般，严防死守，筑堤堵洞，不能让本子留下未来会挨批的空子。同时，这一段不断传来批《三上桃峰》，陶钝事件（陶是曲艺家协会负责人员之一，一次被山东吸收到代表团中参加曲艺调演，被视为“文艺黑线”的回潮）之类的消息，令人恐惧。
还因为话剧工作者声大气粗，激动不已，八字没有一撇，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大家不服领导，领导气得发晕。越是没有新戏可演，越是互挑毛病，钩心斗角，明枪暗箭，忽敌忽友，事情搞不明晰，矛盾已经重重。我参加过一些他们的会，争上本子，争上舞台，互扣帽子，话怎么难听怎么说。一位男演员，拍着老婆腰肢让大家看，瞧这身板，瞧这大腿，凭什么不让她上？我的感觉是中国已经实现了“议会民主”。我尤其认识到，千万不可以为，大气候的恶劣狰狞可以使人们看透息争，心明眼亮，共度时艰。切记：哪怕是祸到临头，刀片已经飞到人们的脖颈近旁，人们还是会为鸡毛蒜皮纷争不已，恶斗不已。有人关心大事，有人关心小事。有人关心路线、权、方向诸端，有人关心上戏、演角、排名、进京……有人关心大船是否迷航，会不会触礁、沉没、搁浅，而多数乘客更关心的是争风吃醋、斗牌赢输、早点价钱、宠物的品级。尽管那个年代上台演戏的误餐补助每天只有几毛钱，尽管那个年代上戏挨批的可能比因上戏而成名的可能更大许多倍。没有人会因为大的危险而放弃蝇头小利、无厘头小气。
话剧团的人各有特色。陈书斋因有所谓“历史问题”而极为谦虚谨慎，老成持重。他的妻子孙燕是好演员，比陈火气大一点，后因病早逝。惨矣哉！他们的女儿拉大提琴，那个年代人们发现搞文艺有助于就业，下了乡也容易再抽上来。这也是三十年风水轮流转吧。
尚九骖脑子快，说话尖锐，使气小性。但快人快语，令人快活。我赠一首打油诗给她，有句曰：“……每秒八千转”，指她的思维速率，并称之为“回旋加速器”。她的才能超出常人，但有点散点放射，未能集中力量做好一件事情。在“文革”中搞“专业创作”也是注定了无所成就——很可能无成就好于有成绩。但本人还是很急躁，很急于求成。人生不过几十年，求成不成，不是最终极易变成一事无成吗？
话剧团的同志对我很好。尤其是这一年，《扬帆万里》终于获准进京献演，各种有关工作人员趁机公费进京，顺便回自己老家的有之，顺便购物访友的有之，都视此为美差。我当然不能上台盘，不能进京。但话剧团诸公甚为我打抱不平。他们在那一年的旧历年除夕为鄙人组织了盛大晚宴并找了一拨曾经在演艺界混过饭吃的老人表演节目。其中有第一位演唱《新疆好》这首歌的陶思梦和她的先生郑策，郑策也是北京人，他说的快板极佳。他还说到了王洛宾。王在“文革”后期从监狱里出来，长须长发，不肯剪短。
很难说这一段我在话剧团从事了文艺创作工作，与其说我是在那里讨论剧本，不如说是在讨论传单、公务文件。也是一种智力游戏，如果这样写会受到怎样的批评，如果那样写就不会受到这种批评而会获得另一样批判。这样写会很动人，那样写会不动人但是调门完美。这样写不像一号英雄人物，那样写会使二号占了一号人物的光环。但是这种谈论也很愉快，有一种神侃的性质，信口开河，天马行空，反正最后谁说的也不作数。但也都尽了力，都要为人类的文艺新纪元而贡献一把。这些讨论有助于友谊，有助于交流，有助于谈笑风趣，训练机锋，也比赛口才，比赛谁是点子大王。
其间也接触过其他来源的剧本，当中有一位兵团老作家的本子。他老先生天真可爱，不讲政治，多少有点与我同行过的画家们那种味道。我乃指出他老的剧本立意不灵，“空子”太大，不宜于今世。他老很不快，并拐着弯对我数落一番，意为既然长了麻子就不要擦那么多粉啦……我只能掉牙自吞，若无察觉。
搞编剧的人还有一个“立起来”情结，就是说用真人把剧本排演一遍，使纸质的剧本载体变成活人与舞台。他们昼夜期盼着自己的剧本先立一立，一想起剧本会立起来他们会激动万分。其实我明白，那些本子千疮百孔，左右为难，越“立”就会越不成样子。
话剧团还有两个编剧，一个是陆茂林，一个是影片《天山上的红花》的编剧欧琳。陆茂林写了一个《姊妹花》，写和田丝厂的维吾尔族女工与来自苏州的汉族熟练工人之间的友谊。她特别爱写也会写女工间的误会与和解，她读剧本的时候自己感动得呜呜地哭。没戏，没有一号英雄人物，提不上来。欧琳的戏叫《山河壮丽》，写哈萨克族牧民的。内容忘了。欧琳的情绪也不佳。她的《天山上的红花》的成功使她一度非常美妙，漂漂亮亮，身材姣好，一炮打响，无人不喜。她出身名门，敢于闯荡，只身赴疆，一头扎进哈萨克牧区，骑在马背上与牧民一起从冬牧场转到夏牧场。但此后，她的事业与生活都不顺利。她的新作似乎离三这三那的要求也很远。后来欧琳与尚九骖都被西安电影制片厂请去修改剧本。这么改了那么改，那么改了这么改，永远没有改好的日子，各种指示意见七嘴八舌足以使任何一个创作员头脑劈裂，心情崩溃，人们从满怀希望到不胜其烦再到一腔被欺骗被玩弄的怨恼仇恨。这种修改剧本对于作者和对于厂方都是灾难。
话剧团有人建议我给江青写信，求得一个被用的可能，我一笑拒绝。我知道全国百姓与干部的心情，我知道一点党心民心，我也常常读史，深知乖张宠臣乃至重臣尤其是内臣总无好下场。而江氏水准与来历怎可与吴起、商鞅、韩非同日而语。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明白，与江青骚情不是好玩的事儿。
我感谢命运的安排，早早打掉了我的浮躁气焰与机会主义心理，否则，以我的好胜、好新而又教条、本本主义（重视字儿）、敏感，不知在“文革”中会有何表演。我实不敢吹牛。在“文革”这样的事件中，我不可能上书投靠。我不愿意太降低自己的人格。我可以承认犯错误，因为那是被迫。但是我不能自荐给我心里颇感疑惑的人。我的常识并非消磨殆尽。
但反躬自问，如蒙上峰赏识，如果被召被宣，冷宫里耗得透心冰凉的我会不会叩头如捣蒜做出不得体的事情，丢人的事情，我实无把握。不过，说到底，鄙人与姚文元之流毕竟还是有一大区别，我下不了毒手，读姚氏文字，我确实体会到刽子手的凶恶与讼棍的刁钻，他的文字就是杀人的利刃。而我，我怕坏了良心，我有太多的不忍之心，“该”出手时难出手，哼哼唧唧叹九州……我往往失之怯懦而不是失之冒险，失之温热而不是失之峻急，失之凡俗而不是失之清冷，失之软弱而不是失之凶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