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三章《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73）
73.告别伊犁一九七三年九月初，我一人回伊宁市办理调动与搬迁事宜。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三年，时已八载，我们对伊犁确实已经培养了深厚感情。该死的城市、地域间的差别，该死的什么前途、发展的思量，特别是臭知识分子寻找同类、嘤嘤求友的恶习呀！不然我何至于告别伊犁！对伊犁有深厚的感情，诚然。然而伊犁又是太小太小了啊，回想一九七一年，我“擅自”离开已经劳动了六年的巴彦岱，前往“本单位”自治区文联探测虚实的时候，在忐忑不安的心情中，行走在伊乌公路上，经过天山，经过精河治沙站，经过克拉玛依、独山子、石河子、玛纳斯与呼图壁的时候，我又是怎样地为新疆的巨大、世界的巨大、城乡的边疆而兴奋啊。房东阿卜都热合曼极其偶然地也唱过一支歌：
我也要去啊，
去看看这世界的模样，
如果平安的话，
再回到那生我的家乡。
人需要世界，人也需要家乡，人需要一个城市、一个乡村安心定居，人也需要去看看这世界的模样。
……我先去了阔别两年半的巴彦岱。老妈妈赫里倩姆因白内障已经基本失明，她告诉我她的心像烤焦了一样。我给她带了一些糕点糖果，喂给她吃。根据公社规划，二大队一生产队的社员应迁移到庄子那边去，而赫里倩姆贪恋巴彦岱，搬到那边去以后不久急瞎了眼。不管她的说法医学上是否成立，反正她就是这样看的。（此后不久，她去世了，愿她的灵魂安息。）
到州里办调动，先是州上有关负责人断然拒绝，当着我的面，一位同志悄悄用维吾尔语说：“老爷子有话……”这里的老爷子直译是“白胡须”，指地位，不是指年龄。我知道是伊尔·哈力州长说了话。我头一天拿着王玉胡的信去看了他，管用。
一切办完。准备搬迁。我找了原巴彦岱公社秘书、当时的伊犁州党委张书记的秘书罗远富帮忙，找了一辆往乌市拉小麦的车，其特点正如从乌市往这边拉洋灰的车，车厢尚余有较大空间，可以装上行李什物。而且，车辆免费。所有行李打了卷，所有什物装了箱，我在已经无法正常生活住人的房间又住了三四天，体会着告别伊犁的滋味。不知为这个告别是喜是悲，还是悲欣交集——这四个字是弘一法师谢世时所书。
我想起一九七一年我试探着去乌鲁木齐时，巴彦岱二大队书记阿西穆·玉素甫对我说的话：“唉，老王，你是个好人。你到乌鲁木齐，好，就待下，不怎么样，就回来。那边不需要你？我们需要你。那边没有你的户口？我们给你上户口。那边没有家？我们给你宅基地，派人帮你盖几间大房子，咱们还要修果园，我们这儿接着呢，老王，放心！”
我想起赫里倩姆，几年来我吃了多少她亲手做的饭食。最有趣是封斋期间，穆斯林们白天不吃不饮，天黑后吃一顿饭，凌晨时（天亮前）再吃一顿，两头的饭都不能见太阳。这里有一句谚语：“干活一年，足吃一个封斋月”，意思是，斋月要尽量吃好的，才能顶得下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与约束来。我呢，白天照喝赫里倩姆烧的奶茶，照吃她打的各种大小馕饼。晚上，与他们一起好好吃一顿。清晨他们吃饭时我照睡不误，等我醒来后，她再给我加热，侍候吃食。
我也想起我们在伊犁的日子。我们像海绵一样地汲取维吾尔文化的滋养，我们有兴趣于任何新的经验。我们在伊宁市的家的临街窗户的窗帘是维吾尔式的挑花，这种窗帘为我们招来了一些维吾尔客人，其中也有乞食者。穆斯林的义务之一就是施舍，他们中的乞者是专门找自己的同族同宗教信仰者乞讨的。他们敲开了门，见到我们时，会一怔，然后抱歉走掉，而我会追上去给他们一点钱财。食物，我不可以随便给他们，清真古教的信徒，对我们的食物是有戒心的。
我也想起一九七〇年年底在伊宁市为购买茯茶砖而做的一次长时间排队。在第二门市部，我手持即将到期的茶票，前后排队七个小时。那时候有买不到的东西也多着呢。忽然传来卖茯茶的消息，一时间各族同胞像疯了一样，都跑去排队，而就在货物告罄前几分钟，我排到了！那种欢欣感胜利感成就感无与伦比。问题已经不在于我喝奶茶用的茯砖是否即将短缺，也不在于我们是否已与维吾尔人一样必须日日饮奶茶，问题是排队本身就具有挑战性、风险性与趣味性。小城的人亲，我与前后排队的各族同胞有所交流，有所谈话。甚至在此后，多次在大街上看到这位面熟者是当日站在我前面的第三名，而另一位在公共汽车上碰到的人，是当日紧随我的排队者。命运使我们成为耐心地排队的队友。我以排队为题材在一九八一年写过一篇小说《温暖》，一个好友说她看了很难过，大概是说我太“阿q”啦。然而，无奈的经历并不排除它成为绝妙的经历的可能性。事情就是这样。
三九严冬，你仍然可能感到温暖，如果你有一颗足够温热的心，如果你的灵魂的火焰并没有熄灭，如果好人至少是正常的人并没有死绝，如果善良和快乐的天性并没有灭绝，如果生活仍然在勉为其难地继续，日子仍然在被努力地度过。不要叫苦。至少是不要只知道叫苦。神经是可以发一发的，咒骂也是可以偶一为之的，然而，你应该活下去，你应该安慰自己，你应该强颜欢笑，也许是终于真的欢笑起来。普希金早就写过：
在阴郁的日子需要镇静，
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
心永远憧憬着未来，
而现在常是阴沉。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恋。
最难忘的是半夜醒来，听到了喝醉了的马车夫的歌声。这次去搬家，又听到了。时近深秋，对于新疆人来说也可以说是初冬，马车忙着装煤运煤。而一到这个季节，无论是南台子还是脊梁子，或者是察布查尔煤矿，人满为患，去晚了排队等煤能等到第二天下午，所以赶车人都是午夜出发，凌晨抵达，下午才能拉回取暖煤炭。维吾尔谚语云：车夫就是苦夫，信然。他们夜半出车前喝上点酒，唱一曲《羊羔一样的黑眼睛》，其压抑，其呐喊，其多情，其梦幻，曲折往复，千啼百啭，热烈而又悲凉，粗犷而又温柔，端的是令人泪下。世界上有这样的歌，世界上有这样的人民这样的地方，我又有这样的机缘与你们同在与你们共享一切酸甜苦辣。但是由于不能免俗，由于功利的自私，由于仍要在熙熙攘攘中讨生活的欲望，由于自以为还是比农民多认识那么一点点“狗字儿”……我就要离开你们了，我怎么对得起伊犁！我怎么对得起维吾尔族的父老乡亲兄弟！
你能怎么说自己的命运呢？如果没有各种阴错阳差，如果没有各种匪夷所思，你能有这种因缘体验大不相同的伊犁吗？你能与新疆维吾尔等民族友人建立那么深厚的友谊吗？你能为“羔羊一样的黑眼睛”落下这滚滚热泪吗？而这一切都是金不换的啊！
此后，不论是听帕瓦罗蒂还是多明戈，不论是猫王还是列侬，不论是迪丽拜尔还是巴哈尔古丽，不论是中国的外国的，意大利式的乡村歌曲式的民族歌曲式的还是流行歌曲式的，谁唱的歌也无法置换伊犁半夜的醉车夫的歌声了。
回想干校期间，一九七二年或一九七三年的新年，我与几位文联的同事饮酒，喝得较多，我已经哭哭笑笑，语无伦次。原籍伊犁查布察尔县的锡伯族作家忠禄兄便也乘酒兴大喊：我们一起回伊犁去！乌鲁木齐有什么好？第二天他们告诉我，我当时叫道：“不是，我不是想回伊犁，不是回伊犁……”我拼命地敲着桌子，把桌面敲出几个小坑，把自己的手指也敲裂了，鲜血流渗。共饮者分析，这时他们才恍然大悟，王蒙不管讲过多少伊犁的好话，王蒙不管怎样与伊犁语言风俗认同，王某之志并非伊犁，而是意在北京。对此我则毫无记忆，只是看到了右手中指与食指上的伤痕血迹，对他们的分析则更是付之一笑，喝得醉成了那个样子，还有什么好分析的？
这次当真告别，临行时芳的一位好友同事李洪老师送给我一些烙饼摊鸡蛋，无法谢绝，只好拿上。我本以为一路上饭馆极多，谁知两天竟没有吃上一顿饭，不是错过了这个点，就是赶上人家馆子休息，最后硬是什么都没有吃。一九六五年我自乌赴伊时，到处还都是馆子，经过八年的“文化革命”，起码馆子已经被革得冷落萧条，难以叫人吃饱了。呜呼！
亏了李老师的烙饼摊鸡蛋，我勉强支撑到了乌市。其时冷空气已经入侵，我与什物共坐在货厢里，接受着透心凉的冷风，两天时间，又是一番锻炼。下车到了乌市，路面已经铺上了厚厚的雪。
芳分到乌市十四中，在原乌市高中旧址，团结路，俗称南梁方向。我们从此又开始了乌鲁木齐的日常生活，贫贱夫妻百事哀这才是人生的真滋味。入秋大量贮存白菜萝卜，我与孩子们共挖了深深的菜窖。回想共挖菜窖的日子，其乐无穷。有一块自己的小小地面的人家是幸福的。有一把铁锨和能够将锨踩进土地的脚板与挥得动铁锨的胳臂的人是幸福的。万事只怕慢慢来。看起来很深，很大，能装几百上千斤的冬贮蔬菜的大窖，其实也可以分解成一锨一锨的小小空间，可以通过一锨锨的动作完成。似乎干得还不过瘾，菜窖已经挖得过深了，邻居们告诉我们，不可再挖下去了，我们意犹未尽。在菜窖壁上挖上几个坑窝作为人上下窖时脚蹬的处所，我们的窖完成了。两个孩子最得意的就是叫他们的母亲下窖。芳便威胁说，如果非要她下窖，她下去后就不准备再上来了。越是这样说，两个儿子就越是得意地大笑。
我们还自己打了小小院墙，自己盖了小房，冬日作贮藏室，夏日兼作厨房。小房边是一株沙枣树，春天绽放米粒似的小黄花，有一种极浓馥的似乎含着酒精气味的香气。
冬天有室内的炉灶与火墙，当然就在室内做饭。我们特意在炉灶上安装了烤箱，我由于不需要按时上下班，便常在家里钻研烤箱里的炊事学问。我做得最好的是把南瓜擦成细丝，与百分之八十五的玉米面，百分之十五的白面混在一起，烤成大块烤饼。受当地人的影响，有时候也掺些洋葱和盐，烤出来香味扑鼻。我还想试着烤烤面包，买了鲜酵母，买了啤酒花，掺进了牛奶鸡蛋，始终没有成功，烤出来除了没有面包的气味以外，各种气味都有。
我每每要请假购粮，当时乌市商品供应没有保障，有粮票却常逢粮店无粮。有（砖）茶票却常逢茶店无茶。有肉票却很少见到肉店摆着肉。茶肉之类可有可无，无粮则饿则乱，任何人为买粮请假半天到一天，均属天经地义。这样就在严峻中显出了温柔，紧张中显出了随意。这样的严峻与紧张史无前例，这样的温柔与随意也是过了这个村不会有这个店了。
我由于买粮运粮之类的劳动，自觉有功，常在家自我评功摆好，并抱怨别人没有自己干得多。乌市这边不像北京，没有那么多小油盐店，出门购物，最近也在六七百米开外，而且今天有这个，没那个，明天有那个，缺这个，物资永远短缺。这样碰到什么，就要多买，出门办事，总要带上各种容器与袋子，遇油打油，遇醋买醋，见队就排，能买就多买，立足于备荒备缺货。这些事我做得很多。回想起自己的尽职尽责，全面周到，老谋深算，有备无患，细致入微，不辞辛苦，不免悲从中来，自我欣赏感动不已。每到深秋，乌市寒意浓重，则还要清理菜窖，运贮大白菜、大萝卜、胡萝卜与土豆。而芳则因自己某年某月曾经独立卸过一车四吨烟煤，并把它们码成长方垛如一段长城然，便自吹自擂，居功自傲，光荣无止境，不理睬我的功劳苦劳。
由于常停电，我们也准备了相当正规的煤油灯，并常常擦拭玻璃灯罩。我回忆起艾明之写的《火种》，他在这部长篇小说里描写了一个美国冒险家在上海推销“洋油”和洋油灯的故事。这样的洋油灯，至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新疆仍然离不开。
生活，你永远那么具体，那么琐屑，那么普通，又那么难以须臾离开。所有伟大的人、壮烈的人、艺术的诗一样的人、领袖群伦的人，其实都离不开普通的生活。而人心又是那样广阔，那样火热，那样动荡，那样腾云驾雾，天马行空，风驰电掣，瞬息万变，异彩纷呈。一辈子过去了，你会安于这些琐屑的与平常的生活细节了吗？你的心窝，渐渐找到了安放之处、安宁之处了吗？你不为安于平凡和现实而偷偷地流泪，而深悔蹉跎了吗？你不会因为心中的种种不平而喟然长叹或者也骂骂粗话，乃至于轻蔑直到敌视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了吗？或者，你也化为一根羽毛，一簇泡沫，一撮尘土，岂有豪情似旧时，任凭随波逐流，任凭随风而去，任凭霉锈斑斑，任凭这唯一的一生毫无意义地度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