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二章《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72）
72.画家列阳一九七三年，根据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赛福鼎同志指示，原区文联的人全部收回，组成了创作研究室，属区文化局领导。我的第一个创研任务是下去搞连环画脚本，原因是吴德、于会泳主持的中央的文化组要搞什么连环画展之类。
原《新疆文学》杂志的编辑都幸福与我算是搞文字的，另有几位画家，一是老画家列阳，一是工人画家马泉艺，还有一哈萨克族画家哈孜巴依与回族画家穆宏。列阳应该算是新疆的油画家中的佼佼者，但有人说是他的画风比较“老式”，取材与构图、设计都嫌呆板。但人绝不呆板，而是很有风格，相貌有类人猿风度，皮肤白里透红，湖南人，每每以湖南腔吟诵古文，抑扬顿挫，装腔作势。善打乒乓，削球，有以天价购买的高级球拍。曾自费坐飞机从乌鲁木齐飞到克拉玛依，是一种小型飞机，乘客坐在机舱两侧的条椅上。他的婚事一直不顺，因为他决心要娶一位有俄罗斯血统的金发美人，娶了，又“另干”了，“另干”云云，是维吾尔语中爱用的汉语借词，指分离。在提到此次婚姻时，他放肆地描绘说：“身上的毛太多……”
上级要我们搞的连环画脚本是“血泪树”，伊宁县红星公社，即吉里圩孜处有一棵大胡杨树，说是旧社会贫下中农曾被地主恶霸捆绑在此树上拷打，是一个很好的阶级教育教材。还有一个什么题材，我忘了。
但是我已经认真学习过“三突出”“三结合”之类的创作原则。我觉得这个题材有极大的难处，农民绑在血泪树上挨打，主要英雄人物（当时俗称“一号人物”）安在？没有一号，你的故事会不会被判定为：“为地主恶霸张目，妄图夺回地主恶霸们失去的天堂”呢？如果杜撰一个一号，是不是鼓吹没有党的领导人民也能斗争并取得胜利，是不是要摆脱党的领导，另搞一套呢？如果再杜撰一步，干脆说是地主恶霸正在用鞭子抽打农民时共产党来了，会不会成为歪曲历史，为某个山头服务，如果真那个时候就来了共产党的话，会不会被认为是联共而不是中共呢？会不会客观上有利于苏修与分裂势力呢？
而列阳等热衷于往血泪树的故事中添加坤角，想来想去，他们最有兴趣的是大地主有一个小老婆，小老婆与被鞭打的长工有男女之情。马泉艺则一心利用这个“组织上”提供的机会到处采风，见少女喜上眉梢，见美人画写生纠缠不休，对血泪树故事并无兴趣。这样，我就成了这一组最“左”最严厉最能否定一切构思的意识形态杀手。而我同时也明白，画家们是无可救药的，再搞十次“文化大革命”画家仍然是画家。这类画家的兴奋灶只有一点：女性形体。让画家掌握政策精神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讽刺我的原则性与政治性，一天列阳以给大家算命为由，突然宣布：我看王蒙将来要当部长。我听后笑得来了一个前后滚翻。大家也胡骂乱卷了一回，一致认为列阳由于对王蒙的刻骨仇恨而胡言乱语，撒起了呓征。
我作诗打趣列阳，有“日出伸两脚，夜半金棍长。十五扔桌下，二百扔道旁……”之句，仿列阳所讲狗屁不通之诗“日出桌八脚……”的风格，讲的是列睡懒觉，两足伸在被子外，阳光晒脚而不肯起床，每晚如厕半小时，买一个乒乓球拍达十五元（当时已是天价），而数百元的手表不知所终（或曰是金发前妻带走了）等。
列阳蓄意反击，宣称他作了描绘王蒙的打油诗，只有两句还算上口：“蒙王怒目如闪电，可惜隔着玻璃片”。无非笑我戴眼镜而已。
马泉艺年岁较轻，不参与我们的互相捉弄，而是一画画二拉小提琴。偏偏列兄也喜演奏提琴，二人暗中较量，我们为了打击列阳，便不停地赞扬小马的器乐水平。此后，我与马也建立了极好的友谊。
此次创作出差，虽然未完成任何“作品”，但还是收获颇丰。一是在吉里圩孜见到了几处极大的杏园，面积有点像我后来在漳州看到过的荔枝园。二是在公社结识了下乡知识青年、新闻通讯员哈萨克族的艾克拜尔·米吉提，他的一副天真烂漫聪明懂事的样子极给人以好感。不久，他被保送上了兰州大学中文系，后来成为“文革”后崭露头角的哈族著名小说家。再后来成了中国作协的局级干部。三是出差完毕回乌市的时候，都幸福做主我们都坐了飞机。这是我第一次乘飞机，伊尔十四，起飞前每位乘客赠送一小包凤凰牌香烟，烟带巧克力味，我吸得津津有味。四是与众画家，与都幸福也都增进了了解与惺惺相惜惺惺的那么股子劲儿。列阳连他的核心秘密也透露给了我们：遇到领导审画，他故意露出个破绽，让领导批评指示，其实领导批评的正是他故意在领导面前暴露的，也就是他自己一定要改过来的。领导的批评与他的意图完全一致。这样满足了领导的指挥欲，他也显得虚怀若谷，老实听话，而不必使作品伤筋动骨。五当然是趁机看了许多地方，包括特克斯军马场等牧区。我们骑马上山，游玩牧场，喝酸马奶，与各族男女同睡在奶酪味十足的帐篷里，与星月同眠歇，与松杉同吐纳，与牛马羊狗——牧人们都有极剽悍的牧羊犬——同撒欢。
在军马场我也深受触动。我结识了那里的首席兽医。他比我年纪要大，五十年代初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在军马场牧业大队已经干了近二十年，一脸的风霜和紫外线。他正在奔波走“门子”，只为一件事，想把关系转到农业大队，他人仍然可以在牧业大队跑，但“关系”攀上农业以后，就可以从农业队分到房子，孩子就可以就近读书，否则孩子有流于变相失学的危险。
还说什么呢？牧业队的想的不过是到农业队。农业队的可能希望有机会到特克斯县，这个县只有一个街口，呈八角形，人称八卦街。我曾碰到这个县晚间要演露天电影，通知一声，全县城的人可以集中到一个场子看电影。如果从特克斯县到达伊宁市，已经算是见到很伟大的世面了。又有几个人敢想到乌鲁木齐去，几个人敢想上北京？
而大家都是一样的人，你能说谁一定高两厘米？
回到乌市，算是转了一大圈，又基本上回到了原来的轨道，结构也罢，体制也罢，队伍也罢，想搞出点新花样来，想打乱重来，从你开始，谈何容易？闹得叫得虽然凶猛，代价付出了最大最大，最后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甚至伟大与决心求变如毛泽东者，还是得面对现实，白白缴了“学费”……着实令人叹息。
我立即全力办理有关芳的调回乌市的事儿。我写了报告，说是我现在已经回到了自治区文艺单位，结果却剩下了我爱人崔瑞芳同志在伊犁继续深入生活，似不合宜。创作研究室的负责人、老作家王玉胡建议我把这一段打趣的话删掉，但事情在办理着。
芳在那边与石在一起，等待着乌市调令。山与女儿欢则在北京住在姥姥家。一家人又是分了三处。北京亲属来信，说到女儿伊欢一次自己要去看电影《红灯记》，走丢了，后幸被一邻居认出，才回了家。闻听后，我们更是百感交集。我乃认定，当前的中心，用现时的流行话语叫作重中之重，就是把芳调回乌市，实现一家人的初步团聚。
我采取了毛主席关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战略。通过原文联副书记麦苗的爱人，找到了乌市教育局管人事的赵群力，又通过芳原在的乌市七中人事干部张元儒老师找到市教育局的王喜凤，她拍板直接发调令，而不必经过商调手续。又通过王玉胡与伊犁州长伊尔·哈力沟通，使伊犁的放人不成其为问题……总而言之，我使出了全身解数，找了所有领导、朋友、以善意待我者，使此事飞速完成，我甚至破格采取措施，一放暑假就发电报，让芳与石来到了乌市。我硬是敢于表态：即使伊犁方面不同意调出，他们也不会回去了。他们在伊犁等着我办调动的消息，石儿整天念叨“掐掐算算，叨叨念念成、不成、成、不成……”以至我的电报写的是“速来乌”，她们却读成了“函来乌”，快闹出毛病来了。
自治区话剧团一位编剧，名陈村，打趣我说，再不要为调崔老师的事找人托人了，现在，新疆的伊犁的乌市的文艺界领导、头面人物，如果见到久未联络的老熟人突然前来，不等对方开言，就会先问：“是不是为了王蒙爱人的调动事情？我们已经办了，已经没有任何问题啦！请您放心吧！”
这不仅是一个具体的调动问题，通过它的进程，说明了情况的另一面，天道有常，善有善报，任何时候，好人占多数，叫作“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仍然有许多人关照你帮助你，我还要说是喜欢你，你仍有一定的人缘，悲观泄气是完全不必要的。
这里也有乐趣，你东跑西颠，你到处套磁，你低头哈腰，你满脸堆笑，你出色地迅速办成了你想办的事，怎么样？
有点自讨没趣或自觉有趣的是，拿走调令的时候，我与赵同志搭讪说：“哎呀，您太忙碌了，找您的人太多了……”赵同志微皱着眉说道：“现在不正常嘛，调动的事都是个人来办嘛……”我点头称是，脸上显出了愁容，心里却哈哈大笑，一笑解千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