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一章《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11）
10.文思泉涌不论多么重要、多么激情的大会，开完也就完了。紧接着对于我最重要的是分到了房子，地点就在前三门——崇文门、前门、宣武门一线，原顺城街扩大而成的一条新街，现称为地铁线，因为这是最早的北京地下铁路的路线。“文革”后期，在这里修建了一批狭小的公寓楼，一九七九年年初，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曾来此视察。报上登了，芳就说我们可能搬入，我认为她太妄想了。
那时的前三门房子令人激动。后续的楼房尚未盖起，从我住的九层楼窗可以一直看到故宫、紫禁城、鼓楼、钟楼即全部北京的“龙脉”中轴路。可以看到许多槐树。前三门的房子的北面也开辟了绿地，有草有树有花。房子刚刚盖成，只有少数人搬了进来，楼道里空得很，到处是油漆粉刷的气味。当时还不知道这些内装修会污染环境制造肺癌，也可能那时用的材料毒性没有后来那么大。我一进楼，只感万分幸运，高高在上，登高望远，兴奋不已。
有一次在楼道里看到两位谈情说爱的青年，我很感动，它就是我的小说《风筝飘带》的由头。几十年后，我重读《风筝飘带》，仍然是一片欢欣，两行热泪。
我写道：
在红底白字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挨得很挤的惊叹号旁边，矗立着两层楼那么高的西餐汤匙与刀、叉、三角牌餐具和她的邻居星海牌钢琴、长城牌旅行箱、雪莲牌羊毛衫、金鱼牌铅笔……一道，接受着那各自彬彬有礼地俯身吻向她们的忠顺的灯光，露出了光泽的、物质的微笑。
这是一九七九年的东长安街台基厂路口的实景。街头出现了商品的广告牌，一九四九年以来从没有过的。广告牌与政治标语同在。神奇，温热，陌生，幽默，大地在萌动，云彩在飞翔，也许还有苦涩和劫难后的荒凉，这就是一九七九年。
在初冬的尖刻薄情的夜风之中，站立着她—范素素。她穿着杏黄色的短呢外衣，直缝如注的灰色毛涤裤子和一双小巧的半高跟黑皮鞋。脖子上围着一条雪白的纱巾，叫人想起燕子胸前的羽毛，衬托着比夜还黑的眼睛和头发。
“让我们到那一群暴发户那里会面吧！”电话里，她对佳原那么说。她总是把这一片广告牌叫作“暴发户”，对于这些突然破土而出的新偶像既亲且妒。“多看两眼就觉得自己也有钢琴了。”佳原这样说过。“当然，老是念‘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自己也会变成狼。”她说。
这一段有点绕。多看两眼钢琴广告就会感到拥有了钢琴，如同多听几遍林彪的语录就快要变成狼了。这其实是对新的商业生活、世俗生活的萌芽的满意熨帖之情，绝不仇视生活，这时候已经看出了我与一些愤青儿的区别来了。不忘趁机诅咒一下那些林彪之流的该死的凶险乖戾的“教导”。说是满意又不无自嘲，因为看钢琴的广告与拥有钢琴毕竟不是一回事。
本篇作品的德译本曾经引起过讨论，小说里说那些广告牌是“暴发户”，这是不是一种讽刺呢？是不是说明了王某对于市场经济已经有所保留或者警惕呢？我说不清。革命鞭挞了历史，理想嘲笑了平庸，狂热嘲笑了常识。常识、日常和生活又嘲笑了歌曲、口号和红海洋。今天有时会嘲笑昨天，昨天又会与明天联手嘲笑今天。暴发户呀暴发户，王某早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已经感到了暴发户的即将出现乃至已经出现了。
于是男主人公佳原因为助人而被嘲笑与讹诈，素素因为向往红彤彤的世界而被生活所嘲笑。佳原的助人是帮助了一个被自行车撞倒的老人，结果被反诬成肇事者。一度颇受注目的学者何新曾经著文评论这一情节，并说这是一种“异化”，至少是我，从而第一次注意到了“异化”一词。
所有这一切——献花、祝贺、一百分、检阅、热泪、抡起皮带嗡嗡响、“最高指示”倒背如流、特大喜讯、火车、汽车、雪青马和栗色马、队长的脸色……都是为了涌向三两一盘的炒疙瘩吗？
生活嘲笑了梦，也呼唤着梦。这是一篇关于梦的小说，梦像风筝，哪怕只是“屁股帘”风筝，也要摇曳着飘带飞上天空。这篇作品的写作受到了我对于美国当代作家杜鲁门·卡波特的《灾星》的阅读的影响，杜的小说里描写一个凄美的纯洁女儿出卖自己的梦。我特别喜欢杜对于女孩走路的刻画，说是她走路的声音像是吃冰激凌时小铜匙碰到玻璃杯时发出的声响。我做过多次实验，证明铜匙击打玻璃杯的声音不大可能令人想起踏响了路面的女孩子的高跟或平跟鞋。但是我喜欢它的神似，它的意象性，喜欢这篇小说的味道与奇特构思。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没有忘记在小说的结尾处保持一定的亮色。此时正因为一些小说例如发表在《清明》上的《调动》缺少亮色而发出了批评的声音，它反映调动工作中的黑幕。宗璞的据说是受了卡夫卡的影响的《我是谁》也受到了缺少亮色之讥。亮色之说是鲁迅提出来的，而其时的《文艺报》副主编唐因，在批评文章中以亮色为重要的价值判断标准。而我则写道：
素素顺手从茶几上拿起了一个玩具气球，把气球在沙发的人造革面子上使劲摩擦了几下，然后，她把气球向上一抛，吸在天花板上，不落下来了。她仰着头，欣赏着自己从小爱玩的这个游戏。
“这是一种法术。”素素说，她瞟了佳原一眼，做了一个怪相……素素和佳原离开了这幢可爱的高楼。雪雨仍然在下着，风仍然在吹着。哐啷哐啷，好像在掀动一张大化学板。雨雪和他们真亲热，不仅落到脸上、手上，还往脖子里钻呢。
“这一切都怪我。”佳原心痛地说，“我没有本事弄到它，让你委屈……”（指房子，王注）素素捂住他的嘴。她咯咯地笑了。笑得真开心，一朵石榴花开放也没有那么舒展。
佳原明白了。佳原也笑起来。他们都懂得了自己的幸福。懂得了生活……笑声使风、雨、雪都停止了，城市的上空是夜晚的太阳。
“握个手，再见吧，我们过了一个多么愉快的夜晚。”“再见，明天就不见了。我们还得用功，我们要一个又一个地考上研究生。”“那很可能。而且我们总归会有房子，什么都有。”“祝你好梦。”“梦见什么呢？”“梦见一个——风筝。”
什么？风筝？佳原怎么知道风筝？
“喂，你怎么也知道风筝？你知道风筝的飘带吗？”
“噢，我当然知道啦！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多么自由！“城市的上空是夜晚的太阳”，把一个气球抛到——应该说是粘到天花板上的“法术”，而且佳原知道素素的梦。此前，有几个人敢这样写？
就是这样的小说也有批评，说是看不懂，我们的文学胃口已经衰弱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快要只能接受看图识字啦。一位原东城区委的老同事责备我，他说，读完《风筝飘带》仍然看不到明天，看不到太明晰的希望。而另一位同行则说，后来更有人说这篇小说其实是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
有一位计永佑先生，著文指责《风筝飘带》是写了“幻灭者的微末的悲哀”，他说：
……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凉，并把这悲凉看作一个时代的悲剧。向内，发掘自己的灵魂，把这灵魂的痛苦与寂寞唱给同样寂寞的人们；想要唱出的一支真善美的歌，而实际唱出的是苦涩的梦幻曲……
……为了医治“四人帮”造成的创伤，千千万万的人在贡献着自己的努力，但也有人在细细地咀嚼着身边的小小悲欢……我们的作品讴歌的应该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您瞧，计先生写得还挺用劲，挺转，大义凛然、大气磅礴地将小人物们一笔抹杀。文联有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计先生并不一般，说是他的文章会到达谁谁哪里哪里。我也只好随便。从中可以看出三十年前所谓新时期开始时写作的文学环境。搞起批判来，卑微呀渺小呀悲凉呀幻灭呀之类的咒语，已经深入人心，跟真的似的。
其实幻灭云云，并不犯私，有幻就有灭，只要幻不要灭，那就不是幻而是真了，真也有生、住、坏、灭的过程。所谓成长，就是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破灭了，而另一些合理的、科学的理念一步又一步地变为现实。不切实际的东西的幻灭的另一面是新的追求新的理念新的愿望与梦想的充实与建设再建设。不是吗？
此后的年轻人尽情嘲笑他们的前辈同行写作起来会想那么多，那么“内心恐惧”，他们不知道，是前辈作家用血肉之躯为他们铺了路，垫了底，充当了盾牌。
又是夹击一例。以致我说过，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而社会并不是一种文学现象。一位前辈说是读不懂我的这一命题。如果说社会上有许多人为衣、食、住、行种种问题而困惑，小说能解决这些问题吗？阅读一篇小说能代替分到一处或分配给某人一处或批条子批一处房屋吗？我说的是，社会上尚没有完全弄清、完全解决的问题，期待通过文学作品的阅读来得到信念，得到前景，得到路线图，那是不现实的。《风筝飘带》已经够亮色的了，《风筝飘带》甚至具有一点苏联味道，苏式文学味道，鼓励人的乐观进取，这一点北京的一个更年轻的同行，当时就指出来了。
反过来说，一篇小说的成败，难道取决于它受到多少意识形态的影响？那些坚称不接受意识形态的人，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偏执，其政治挂帅、意识形态挂帅的程度不是更惊人吗？有哪个普通的读者边读小说边进行意识形态的化验，看有没有自己不喜欢的某种意识形态倾向的感染呢？请问，您到底要什么呢？您到底要剥夺什么？剥夺作者与读者的做梦权吗？快乐地度过艰难岁月的权利吗？您要求人体炸弹还是汽车炸雷？您是不是怕咱们乱得还不够、不透？
在纽约圣约翰大学执教的一位台湾背景的女教授，她好像名叫李又宁，我记得她有唱歌一样的好嗓子。她特别喜欢《风》作，特别喜欢素素说的“是秋风把我的话削尖了的。我们找不到避风的地方”。她给学生选了此篇，作为教材。
我写了回城知青所有的艰窘和经过“文革”后的社会的某些方面的充满警惕与不怀好意。但我仍然歌唱着生活，歌唱着希望，歌唱着青春，这是比《青春万岁》还万岁的青春。这是“大龄青年”的青春，已经大龄了，犹有一搏，犹有少女的梦与青年的豪情，眼泪咽到肚子里，笑容出现在脸上，我感谢这篇小说，它使我永远不忘那一段刚刚搬入二十三平方米卧房的新居的劫后余生，劫后欢欣的日子，不忘记那个时代。二〇〇五年，《北京文学》为自己的刊庆编辑小说集短篇便是以此作命名的，我重读了一遍，激动依旧。
四次文代会与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后，我先是任《人民文学》杂志编委，后任作协书记处书记。
文代会后一批“归来作家”被东北一些省请去与读者见面，讲话中被认为有走火之处，如对“西单民主墙”的说法问题。我专心于写作，辞谢了这一类邀请。听说有关麻烦后一直在想，怎样才能保护一下这些感情冲动的作家？弱者，你的名字是文人。气壮如牛而又胆小如鼠，大话如天而又手无缚鸡之力。怎么样才能保护得来不易的相对从来没有这样好的形势——创作环境？怎么样才能避免再次发生整肃作家、整肃文学的悲剧？我再也不希望类似批萧军、批胡风、批丁陈这样的事情重演了。
我一时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因为作家们不甘寂寞。我开始意识到，潜心创作最好。真正的文学就像真正的学术、就像自然科学一样，其实就像是宇宙、历史（的一部分）一样，应该是有免疫力的，经得住折腾的。因为真正的文学不可能那样简明，像墙上或者场上的言论那样简明。有深度的、立体的、有生命力的文学是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是难于推倒的，尤其难于用毫无深度和层次可言的一时起哄所推倒，或者用鹦鹉学舌的念念有词磨磨叽叽所推倒。怕的是以浅薄对浅薄，以简单化对简单化，以廉价对廉价。真正的文学扎根于世界，扎根于生活，扎根于生命，又有什么东西能战胜世界、生活、生命呢？
但我也并没有做到彻底地潜心创作，我倒是做到了何时何地都不放弃创作，始终首先坚持自己的写作人、爬格子的身份，再言其他。那段时间报纸上重新发表陈云同志的一次讲话，说是“党员作家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作家”，有一个日本作家问我，这个指示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指一个人必须先入了党才可以写作，我对他做了解释，他仍然听不太明晰。
我早早地“首先”入了党，后来才尝试习作。我无法淡化掉我的社会政治身份、社会政治义务。这里还有一个原因，我已经说过，我需要争取更好的境遇，我意欲全面表现自己的特质、优势、资历与通达能干，有利于把两个儿子弄回来，去新疆时他们太小，我没有征求过他们的意愿，我对他们负有一个老爹的责任。这一类渺小的动机旁人也许讳莫如深，也许自动消磁，但是我必须“坦白”出来，证明有一类人如我者是多么平凡，多么易于被细节左右。
在一次文学发奖会上，周扬说：“你们（作家们）说是要干预生活，其实是干预政治，你干预政治的结果是政治也要干预你。你干预一下政治，也许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政治干预一下你，你会受不了。”（大意，下同）周扬还提到，有一位安徽的老作家大讲作家讲良心，而政治家不讲良心，所以有矛盾。周扬自嘲地说：“你们可能觉得我是政治家，不讲‘良心’，而真正的政治家又觉得我像是文艺家，不讲纪律……”讲到这里，周扬流出了泪水。晚年周扬的情绪，是什么样的呢？周扬说：“道路上有许多车辆，有行车的自由，但是也有红绿灯，交警……”他的后面几句话许多人听不清楚，他的湖南话是很具方言特色的。刘宾雁大声解释说：“交警！”然后周扬接着说：“你们也要体谅各个地方的领导干部，你们去试试，不一定比他们干得好嘛……”
张洁当场驳斥说：“那让他们来写写小说嘛。”
周扬笑了。
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合，特定的人，酿制成特定的故事。改变任何一个元素，这样的对话就不会发生。毕竟这样的回忆包含了令人温暖的往事。
我想起了毛主席写于一九五七年的著名文字：《事情正在起变化》，本来要给我看给我交底，却终于没有看成的重要文件。也许到了一九七九年，事情也发生了一点点变化了？当然没有那么戏剧性，那么大的硬的转弯。
这段时间是我写小说的一个高潮。一九七九年秋至一九八〇年春，我写了《悠悠寸草心》《难忘难记》《表姐》《说客盈门》《海的梦》《风筝飘带》，还有第二个中篇《蝴蝶》。此外，我给《光明日报》《十月》等还写了一些长篇大论的评论。写作是多么快乐，多么难能。王蒙终于又拿起笔来了。
其中《悠悠寸草心》与《难忘难记》两篇都写了领导干部，现在则叫什么“官场”小说啦。《难忘难记》里写的那个风派加马屁精，是有迹可寻的。聪明乖觉善于演戏的她利用“文革”，把一名文联的“走资派”从住房中轰了出去，自己接管了当时认为最好的房屋，获得了实惠，是造反得利的典型。“文革”一结束，她回沿海大城市走人了。她曾经是一个不算成功的话剧演员，演戏演得并不见佳的人，却能在运动中有出色的表演。这样的人的存在是各种政治运动一划火柴就熊熊燃烧起来的根据之一，而这样的人不比“四人帮”“三种人”（造反起家者，打、砸、抢者，也不知还有什么什么者），清查清理清除都根本做不到。不仅如此，他们（她们）对于那些吃过他们（她们）的苦头的领导干部来说，是难于割舍、难于躲避、难于“清君侧”的。如果你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你不需要几个围着你转的人吗？包括自认为确是有所不为的王蒙在内，你敢面对这样的并不十分清高，并不能完全免俗的事实吗？
回忆这个时期的活动时我感到次序与时间不太清晰的是我还回过一两次新疆，具体时间已经说不清楚了。大约一九八〇年初秋，一个周末我买了在正义路原团中央礼堂放映的电影票，是卓别林主演的《舞台生涯》。这时收到了仍在新疆读大学的儿子王山的信，他由于碰到感情生活上的一些问题而情绪失衡，使我很不放心。我也正想重访新疆“深入生活”，不中断与新疆乡亲父老的密切联系。我决定，立即出发，“回”新疆。
这影响了我看电影，观影时我极不专心。但是，我仍然难忘卓别林饰演的那个死在舞台上的伟大喜剧演员和另一个初出茅庐的女演员，这个美丽的女演员首次演出由于紧张失了声，老演员竟然给了她一个耳光才挽救了演出。这个情节后来被不止一个人“窃”用过。在特定情势下获得一个及时的耳光，多么幸福！而喜剧的形式同样可以表现得这样委婉，这样酸楚，这样令你笑更令你哭，我太感动了。
但是后来记得很清楚的则是我在一九七九年夏离疆前去过一次伊犁，那时去伊犁的公差极多。应该是春天去的，同去的还有维吾尔族资深编辑乌甫尔江。我们去了巴彦岱，得知房东大娘赫里其汗已经去世。我们去了新源，到了新源与一些少数民族干部痛饮，喝了个酩酊大醉，以致此后我根本想不起我到底去没去过新源，此事，我于一九九〇年写在散文《忘却的魅力》中了。更深的印象是关于地方的领导干部的。新疆“文革”中有一个吓死人的“要案”，三位地委书记在一起悄悄地骂江青被举报，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其中一位死了，一位被批斗得精神错乱，另一位在“文革”后官复原职。老百姓对于官复原职后的他的架子神气与“待遇”有些说法。我受此启发写了《悠悠寸草心》。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题材，我强调描写了主人公理发师唐师傅对于一位领导的同情与关心，强调了党的领导干部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在此基础上曲为进言，提醒领导同志不要忘记“文革”的教训，不要忘记倾听来自人民的声音。此作获得了当年的文学奖，《人民文学》杂志的老主编、在延安工作过的老文学工作者葛洛称赞它的“分寸感”，而冰心则说，她一看题目，首先想到的是母爱主题，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此作在一九八五年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上的王蒙创作研讨会上被汉学家瓦格纳选取作他的论文的题材。他分析说，理发的谐音是“立法”，而唐姓表明了王蒙对于恢复类似大唐盛世的黄金时代的期盼。看来，中国的索隐派，一直影响到欧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