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一章《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21）
20.相差一厘米
一九八三年，主要按照张光年同志的意思，调我到中国作协工作，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此前，张带我去了一趟天津，看望正在那里写后来找了麻烦的关于人道主义文章的周扬同志，周并且请了王元化与顾禳二位先生协助起草。我去天津还有一个目的，想调蒋子龙到北京做《人民文学》副主编，但天津市委不放，未能成功。周扬在天津见到我，先是表达对杂志有了一个年轻的主编的满意之情，并说希望《人民文学》也设立评论栏目。领导同志比起创作来更注意理论，认为理论体现的是领导的精神，是指导创作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那么，没有革命的文艺理论，也就没有革命的文艺作品了。但我个人的体会却是，许多情况下是有了天才的作品，才有了对于杰作的解释、发挥、探讨与概括。一般的指导性的理论，虽然正确，于创作者的作用却不像其他工作那样直接和立竿见影。从周扬同志的关切中，也可以看到他对于其时的《文艺报》的不满。他非常希望能够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党的意识形态做一些新贡献。此前，他已在一九七九年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纪念中提出了中国的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一次是五四，一次是延安整风，一次是“文革”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作协有些人很佩服他老的理论提法。一位中层领导说过，纪念五四，一片空白，只有一篇周扬的大文章。类似的舆论肯定给周扬同志帮了倒忙。其实，事实是，那种过分地以意识形态为纲、以某个提法来统揽全局推动工作的做法，正在随着新时期、新任务的公共管理性质的变化而变化。
就是说理论的力量全在于它与生活实践的联系，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多么好的表达！联系生活实践，研究生活实践，说明生活实践的理论是伟大的，这样的理论感与理论体系是充满魅力与光明的。但是理论也有可能变成自给自足的语词的循环。理论脱离了实际以后，反而像断了线的风筝，断了线的彩色气球，耸入云霄，凌空蹈虚，高妙无际，如醉如痴。其实回到常识、回到理性，例如承认人是要吃饭的，行军是要走路的，打仗是要死人的，执政是要关心老百姓的生活的（有一些话毛主席批评王明时就讲过了），并不需要特别高妙神奇的理论，远不如论述人可以不吃饭、生活不提高才是最高明与无敌的理论高明、伟大。
从总体上说，让人过日子与搞生产，确实不需要发动特定的理论论战与概念推演。这里起导向作用的首先是生活，是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潮流也是常识。而要人民先放下生活与日子，先去斗斗斗，那倒是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是需要评法批儒，一论再论三论的。这就是不争论的根本。邓小平同志对于不争论是很在意乃至很得意的，他称之为我的一个“发明”。截至今天，我不知道他老人家还说过什么什么是他的发明。
而邓小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的概括只是“实事求是”四个字，就像毛主席的概括是“造反有理”四个字一样。中央至今在讲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叫作实干兴邦，空谈误国，这些苦口婆心的说法，能被理解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究竟理解了没有呢？
我确实听过不止一个老文艺理论家说，只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才是懂意识形态工作的。还有另外的说法：叫作需要的是请一个不懂意识形态的人来“管”意识形态。个中缘由，我想与上述有关。
我随着工作的变动，搬入虎坊桥作协盖的“高知楼”，四间，建筑面积约一百二十平方米，约为原来我住的前三门房子的两倍半。这当然是件大事。同时，家里安装了电话，更令人快乐不已。此前，为了接打公用电话，九层楼上上下下，找了多少麻烦，费了多少时间。而现在，居然电话摆在桌面上，想拨号问气象就问气象，想拨号查电话就查电话，美死了。
《人民文学》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何等令人羡慕，都是全国最德高望重的作家担任它的主编。发表在上面的作品，有多少是脍炙人口、一鸣惊人的！我那时在此杂志上发一篇稿子，比同样篇幅的稿子发表在地方刊物上，稿费要多二倍多。而且，我的个人的感觉是许多人可以做作协的协会领导，却没有几个人做得成这个杂志的主编。你在别处发多少文章，没有人认定你是作家，而《人民文学》呢？那是作家的台面啊。你只消想想巴金、丁玲、艾青、赵树理、曹禺、老舍、刘绍棠、宗璞等在上面发表的作品吧。
我为我就任以来的杂志一九八三年第八期起草了告读者的《不仅仅为了文学》，宣示了对于世道人心、对于社会进步的关注。这期还重发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表过的安徽作家耿龙祥的精短小说《明镜台》，也是对于不要忘记人民、不要忘本的提醒，对于继承《人民文学》的已有传统的表态。
我极力希望《人民文学》能够兼收并蓄，天地宽阔。我努力组织了刘心武、理由的纪实作品《五·一九长镜头》《王府井万花筒》《倾斜的球场》，刘绍棠的乡土小说《京门脸子》，上海工人作家陈继光的《旋转的世界》，柯岩的含有怀念郭小川的内容的诗，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等作为头题。我努力提倡精短小说，增辟了杂文栏目等。刘索拉的小说是别的编辑骨干已经建议退稿，我下令发出来的。还有安徽作家许辉的一篇《可可西里》（？），我是从编辑的字纸篓里捡出，决定刊用的。但是一次我用湖南作家何立伟的作品《一夕三逝》作头题，却引起了一点风波。此篇有点唯美，主题有点含糊，写法微微一点点另类，居然使作协领导哗然，连最最谈得来、最最支持我的张光年同志也有点不快。而另一位可称熟悉的老哥xx兄遂高调提出，任何人都必须在党组领导下工作，不能凌驾于党组之上。
这很有趣，我至今不认为此位老哥很有意地想向我下点什么手，他甚至是无意的。第一，他长期的习惯是顺竿爬，新疆维吾尔人的谚语叫作：老板让你取来帽子，他就干脆取来人家的脑袋。第二，他的天性如此，什么都夸张，什么都胡上纲，尖锐化，然后反过来又上纲又是尖锐化，两头冒尖，自打自的嘴巴。比如去了一趟日本，回来就大吹特捧，最后联系到只有咱们自己这里才是三分之二的人没有解放，云云。第三，文人之间，尤其是年龄经历有某些相似性、可比性的写作人之间，既是兄弟情谊，臭味相投，哥们儿义气，又存在着一种并不像体育比赛那样明确公开的竞争关系，更缺少体育那样的公认的竞争规则。
而在竞争中似乎并不占先的人，就憋着一股气，一股酸，一股恶意。有的人的恶意是通过自己的言论不断发泄，不断吹乎，用粗鄙的却也是某种真诚的方式耍丑出火。这样的人丑陋但不失诚实，人们往往因为他的不避丑陋而原谅了他的浅薄与幼稚。有的人则是更孱弱的性格具有者，一方面向强者示好，不无谄媚逢迎，当然是虚与委蛇；一方面，只要得着机会，赶紧不待人落井就先下石，时刻不忘中伤别人。
人类社会前进是离不开竞争的，但是竞争中人们会暴露自己的许多弱点恶行。由于恶行而压制竞争，这是计划经济的一大教训，不成功。放任竞争，放任自私自利的恶神的横行霸道，当然也不成。而表面上亲密无间，同志情谊，实际上仍然杜绝不了竞争中的酸甜苦辣直到阴风鬼火。竞争与计划一样，都是双面刃的宝剑。
这里有一个经验，对于向你使绊但并未绊倒人者，不必太在意，太在意了容易分心，分了心就影响自己的前进。
最后一点也算有趣，《一夕三逝》云云，议论多的时候恰逢我不在北京，好像是又要来一次现代派风波，等我一回来，一见面，各种说法也就没有了。这不知道算不算国情之一种。这使我想起在新疆上五七干校时，有两位朋友（同事），拖拖拉拉，别人下来几个月了，他们不来，惹起了公愤。好几次开会，都是唇枪舌剑，声讨警告，炮火隆隆，齐轰二人。过了好久，那二位迟到的五七战士终于到来了，不论见到谁，个个都是你好我好嬉嬉笑笑，吗事又都没有了。
后来我在秦兆阳老师一篇文章中看到，他说当编辑最忌跑野马，我觉得他可能指的是类似我的编辑工作。我并没有跑野马，我只是想拓宽，拓宽，再拓宽一点。是谁把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自古崇文尚书的国家，又是新兴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天南地北、三教九流、四方八面、大千世界的文学创作搞得这样窄小雷同！我们的精神空间有多大，精神生产的成绩就有多大，而一切故步自封，作茧自缚，画地为牢，只能是害己害人，弱智弱心。我下令努力组织“土得掉渣”的作品。我推崇大唱革命赞歌表现革命新人的作品。我认为也不妨有点言不及义（意识形态）的唯美货色，即使只讲一个聊备一格，也且够我们寻摸一阵子的。至于青年人的探索，更不可能步步踩着长者们的足迹前行。还有一个问题，我发了何立伟的一个头条，丝毫不意味着我不能欣赏或忘记了提倡火热的、大众的、高昂的即今所谓主旋律的作品。为什么人们要把一种风格和另一种风格，一种调性和另一种调性，用新闻的术语来说就是把主旋律与多样化截然对立起来呢？
我对这种审美和评价文学作品上的单打一现象实在没有办法，只好从我自己做起，从我的编辑工作做起，也从我个人的写作做起。虽然一个人的力量有限，我尽力多几套笔墨、多几套写法。在此期间我写了歌功颂德，歌唱新时期的新变化的《青龙潭》，孙犁同志来信说此作的内容好，语言也好。我也写了偏重写实的《相见时难》，我在小说中通过一个人物提出了是解放还是解体的问题，陆天明来信说，提出解体的问题，其意义如同第一个人吃了螃蟹。我写了偏重新潮的反映青年人的思绪和生活波流的《深的湖》，写了象征的以物为主角的《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又开始了相当纪实的系列小说《在伊犁》的写作。第一篇《啊，穆罕默德·阿麦德》，芳只读了一下手稿，便感动得流出了眼泪。铁凝也说过她对此篇的深刻印象，她尤其喜欢小说里的那首民歌：
在我死后，在我死后你把我埋在哪方？
埋在大道旁？哦，我不愿埋在大道旁，
那里人来车往，人来车往是多么喧嚷。
埋在戈壁上？哦，我不愿埋在戈壁上，
那里天高地阔，天高地阔是多么荒凉。
这是一首实有的民歌，我的翻译略略有一小点加工。加工的结果使它粗犷不足，而雅致有余了。
感谢铁凝，她喜欢这篇小说，喜欢这首歌，还为之写过评论。
我写的主人公并不完美，甚至还有不雅绰号，然而，我动情地写了他的善良、聪慧、无奈、“文革”中的遭遇，我写了小人物的酸甜苦辣，写了他们的阴差阳错，他们的愿望、爱情与梦。尤其是小说中的对话，我完全是先用维吾尔语构思，后用汉语翻译写出来的。我没有白白地在天山脚下伊犁河边抡砍土镘，我没有白白地吃这块土地上的馕与菜，相距八千里，一抓笔便又走进了他们中间。
也许我更想多说几句关于《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的事情。确实有这么一件紫绸花服，是我与芳新婚不久，芳到天津她的同学、黎元洪“大总统”的孙女黎昌若家时，昌若的母亲给的礼物，做工精致，形态优美。但是很快由于社会特别是政治运动的变化，这件衣服只剩下了压箱底的份儿。小说中所写拿着西装领带当裤腰带和拴什么东西用，也是那个时代的实情。
我多么喜欢赋予一件衣服以生命的类童话的写法啊，我多少次羡慕安徒生，甚至也羡慕冯宗璞的童话啊，可惜我用童话的方式写了一篇非童话。我满意的是，我并不是仅仅通过一件衣裳的遭遇写了那个严峻的时代，我也写了新的时期的被封杀的衣裳的落伍感与困惑感，归根结底，失去的时间是无法补偿的，该氧化（老化）的一切，只能氧化了。你没有赶上充分的实现与燃烧，不要再牢骚了，好的。
紫绸衣在这一晚上搭在了丽珊和鲁明的双人床栏上……惊异地知道了自己原来包容着他们那么多温馨的、艰难的和执着的回忆……它感觉到一点潮湿、一点咸、一点苦与很多的温热。它明白了，这是一滴泪啊，一滴丽珊的眼泪。眼泪润泽了并且融化了紫绸衣的永久期待的灵魂。它充满了悔恨，它竟然一度想投身到一个年轻无知的女子——儿子的未婚妻的怀抱，与那些拉链众多的时装为伍。它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它再也不离开丽珊和鲁明了。这已经是足够的报偿了……
我写了的还有时间，还有永远善良所以常常不合时宜——不是太超前就是已经过时的灵魂。一件最精美的衣裳没有怎么穿已经过了时了，这是一切精美的人与物的命运，这是美与善的命运，理想的命运与纯洁到讲究的程度的心灵的命运。然后被泪水与时间高高兴兴地氧化了吧。
别了，我的，我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丽的紫绸花服！
本篇小说发表于广州的《花城》。一九八三年新年，我是在广州过的。头年年底，我随海军文艺工作者去了西沙群岛。从西沙返回，我到了广州，我约了芳在广州见面，她还没到，我想起了这件衣服，一篇小说就这样诞生了。
一九八三年发生的一件事是父亲的去世。他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们还在新疆的时候，他在咸阳文化五七干校期间，白内障与青光眼的情况每况愈下。说是他为了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请了“赤脚医生”来给他做眼科手术，结果是双目基本失明。我们回北京前，他摔断了小腿，我们家乡的人，包括我自己，足踝都太细弱了，果然父亲摔坏在那里。养骨折的结果是他双腿的肌肉萎缩，我们回到北京的时候，他已经又跛又瞎。我此一阶段正忙碌不堪，有两次对他态度不好。一次是他忽然由一位堂妹陪着来到我前三门的住所。那里地方窄小，那天还不断有约稿者与慕名者前来，我在门上贴着“每周二下午会客，其他时间请勿打扰”的告示，但是没有用，没有什么人认为进入某人的住所以前需要征得本人同意。那天我正是一片混乱。我没有好好招待甚至是接待父亲。其次是在我刚刚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后，他在晚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谈我的儿时，我觉得极不好受，便训斥了他。
一九八三年春节，我特别感觉到他身体的衰弱，想到了他好吃西餐与“崇洋媚外”，便专门跑了一趟专卖店，买了含有奶油、芝士的西洋点心，送到他的住处。三月初，听说了他重病住院的消息，开始是肠胃的内出血，后来转为肺心病。对于来看望他的亲友，他一直不停地说着“谢谢”。同时他表示，也许他出不了医院也回不了家啦。他回忆起自己的母亲即我的奶奶，临终时说过：“咽一口气，也不容易……”最后几天他昏迷了，然后去世。
他是一个绝对热爱生活的人，也不是不知道如何享受生活，例如吃馆子，例如游泳，例如骑马和跳舞，但是他得到的却是荒谬和痛苦，他的两次婚姻都彻底地失败了。他在晚年想见一下我的弟弟妹妹亦不可得，他常常向我哭诉，但是我无能为力，弟弟和妹妹都对他没有感情，甚至还有恶感。妹妹曾经对他不错，但是当妹妹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他有一次去到了她的学生宿舍，在她不在的时候，放言妹妹有哪些习惯和生活方式上的缺陷应该纠正，他的标准大致是欧洲，这令妹妹感到无法容忍。
他也喜欢理想，常常表示乐观主义，但是他的生活不是接近理想而是破坏理想，距理想愈来愈远。他喜欢健康，他只能用不健康来应对不健康。他馋嘴，但是老年以后再什么也吃不上了。他珍惜天伦之乐，珍惜他的孩子，然而，他基本上没有这样的快乐。他对一些人也恶语相加，但也仅限于不当别人的面的时候。他知道许多的美好，却几乎没有一点办法靠拢那个美好一厘米。人生原来可以这样荒谬，这样短暂，这样一事无成，缘木求鱼，南辕北辙，人生变成了一个极端残酷、极端荒唐、难于置信的玩笑。
在此后的十余年，我常常梦见他，总是在黑夜的一个胡同里，孤独地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就像是喝醉了一样。
居然在有关张岱年的文字里，还有史学家赵俪生的《篱槿堂自叙》里，都提到了王锦第的名字，而且不全是负面的说法。赵先生说他有点“轴”，即别扭，他用了“鼬”字，疑非。赵先生还说他晚年住在我那里，非是。赵先生与张先生自己的文字里都提到张老为先父不平的话，说是先父的历史问题早在解放区即有结论，不应该后来再折腾。为此还给张老找了麻烦，张老的划右派都与此有关，真是令人感动。至于在我的《半生多事》发表后，网上的一些人的闹哄，则超过了“文革”中的专案组，我以充满阳光的坦诚，回顾旧事，却碰到了阴暗乖戾的一些小痞子，中国的文化环境如此，任何事都急不得，倒也长了我的见识。
在《人民文学》杂志社的工作还有几点值得回忆。一是始终没有组到张洁、铁凝、王安忆、张抗抗等几位“当红”女作家的理想的稿子，令人遗憾。其实我一再要编辑组她们的稿，有的人还亲自去拜访过。正是杂志社最有名的编辑退掉了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我只见过他介绍自己的经验，从来没有见过他有勇气谈谈这件事。一是我在《人民文学》杂志社期间，曾经获得过时在北京市委主管文教工作的徐惟诚的帮助，他向我推荐了陈继光的作品，还自己动手著文评论我个人发表在此杂志上的小说《高原的风》。一是有些新面孔、新名字，除前面提过的外，包括王兆军、李杭育、残雪等的新作，都受到了编辑部的欢迎与重视。一是，因为当时我还具有中央委员的身份，每次开完中央全会，我杂志社都是最早听到直接描述的单位之一。但也有一位家世颇有背景的年轻人劝告我，不要管杂志了，为某一篇稿子的事找了麻烦，太不值得了。
或曰，那个时候，谁当主编也不会有什么大区别。我戏称我的特点是多了一厘米。与主流亲密无间，我多了一厘米。我不认为我们与领导与部门多么不相容。不是吗？我就是“委员”，我就是接近领导，而我对于创作甘苦的体味不比你们任何人少一厘米。我宁要说是多了一厘米。我与某些不明真相也难以接触真相的文艺工作者不同的是，我与徐惟诚等同志能保持极好的切磋与合作，而很有一些文艺人以为徐等是多么“左”。双百方针，我贯彻得也似乎比别人大胆了一厘米，仅仅一厘米的区别就使杂志面貌一新！想想那些在当时不无惊世骇俗的名字与写作方法怎么样得到了我的包容！
我好像一个界碑，这个界碑还有点发胖，多占了一点地方，站在左边的觉得我太右，站在右边的觉得我太左，站在后边的觉得我太超前，站在前沿的觉得我太滞后。前后左右全都占了，前后左右都觉得王蒙通吃通赢或通“通”，或统统不完全入榫，统统不完全合铆合扣合辙，统统都可能遇险、可能找麻烦。胡乔木、周扬器重王蒙，他们的水平、胸怀、经验、资历与对于全局性重大问题的体察，永远是王蒙学习的榜样。然而王蒙比他们多了一厘米的艺术气质与包容肚量，还有务实的、基层工作人员多半会有的随和。作家同行能与王蒙找到共同语言，但是王蒙比他们多了一厘米政治上的考量或者冒一点讲是成熟。书斋学院派记者精英们也可以与王蒙交谈，但是王蒙比他们多了也许多于一厘米的实践。那些牢骚满腹、怨气冲天的人也能与王蒙交流，只是王蒙比他们多了好几厘米的理解、自控与理性正视。于是判定王某是太过聪明，左右逢源，前后通透。有河南农民作家乔典运的名言：“瞧人家王蒙说话，领导听着像是在替领导讲话，群众听着像替群众说话。”真是成了精（这最后一句不是乔的原话）！然而这说明的不是技巧、不是谋略，领导和百姓都没有那么好糊弄，都不会长期上花言巧语的当。问题在于王蒙的包容直径多了一厘米，承受负载量厚了一厘米，整合与寻求到的共识、共同点、互补点，一句话能够共享共谋的精神资源的体积比你多了一或几立方厘米。差别就在这里，影响也在这里，让你妒恨生气也在这里，让你气半天却也想不出更好的见血封喉的办法、抛不出击中要害的材料来的原因也在这里。其实，无劳过虑，殊不知王某人其处境、其实质的另一面便是左右夹攻，腹背受敌，难以理解，孤家寡人，屡遭“暗算”（“暗算”云云，是看电视剧《暗算》的趣味与启发的延伸，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平生真伪有谁知？是太过聪明还是太过蠢笨？是大拙似巧还是弄巧成拙？北京人有一句话，讲得地道：谁难受谁知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正是“文革”后文学的红火年代，几篇乃至一篇好作品就成全了你的名声和社会地位。以致此后崭露头角的作家不忿儿，质问文坛的排位子是怎么定下来的？怎么就一成不变啦？我却在这时发表了《切莫拥挤在文学小路上》一文，我指出，文学的作用是有限的，社会需要更多的人从事各行各业的实际工作，我说文学不能产生文学，只有生活才能产生文学，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是人类的业余活动，文学创作的队伍，从本质上说应该是业余的，所谓专业创作的人只能占很小的比例，等等。这也说明了我的与众人相差一厘米的状况，干什么吆喝什么，哪有自己做文学却又劝人家不必那样文学的道理？以致，我的恩师与好友韦君宜同志都在一次作协的正式会议上反驳我的文学业余论。
但我要告诉你们，一次我与曾在团的系统工作过的老同志佘世光（历任《中国青年报》副主编、《体育报》主编等）谈起这个话题，老佘马上引用胡耀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话说：“都去爱文学，我们会亡国！”
当然，这不是正式发表过的言论，只能揣摩其大意，不能钻牛角尖。
……毕竟起过那么一丁点、一小段、一些些的微微作用，让主流更辉煌，让支流更明亮，让先锋更平安，让后卫更有头脸，照旧跟得上趟！让精神更自由，让情绪更健康，让欢呼更真诚，让争论更纯正，让文友更活泼，也让不放心的人稍稍放了一点心，让每顿饭吃得更踏实更香。开拓，开拓，再开拓吧，让我们不要辜负这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我们要文学，我们要艺术和想象，我们要清明的理性，我们也要更勇敢的创举！我们要社会主义，我们要稳定与秩序，我们也要创作自由。我们要安定团结，当然，还要混乱分裂不成？我们也要生动活泼！我们要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中国这个大国不塔希郎（新疆喜用的准维吾尔语：垮台）才怪。我们也要文学才能的天马行空，光芒四射！我们要马克思主义指导、毛泽东思想、长征精神、延安传统、革命的传家宝一个也不能缺，一点儿也不能少，我们也要人类古今中外的一切有益文化、普世的价值：和平、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博爱，高端科学技术，先进公共管理，一切有利于科学艺术想象力、创造力的东西或者东东！只是请少一点你死我活，少一点有我无你，多一点兼收并蓄，多一点消化吸收，为我所用！
当然，想得太好，太天真，太爱惜羽毛，太顾及情面，太不敢出手以及仍然摆脱不了的书生、好人习气等，也留下了后患，后来无法再有声有色地把这个桥梁充当下去，也时有陷入尴尬的窘态。然而，桥梁的窘态的另一面是写作人的快乐与追求……这是我永远感到快意的。
往者已矣，逝者如斯夫，大江流日夜！
现在正时兴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少，那时的文学确是常有新意，《上海文学》，李子云执行副主编，他们发表的阿城的《棋王》，曾经多么轰动！还有曹冠龙的《怪兽》，还有《十月》上的铁凝的成名之作《哦，香雪》，还有谭甫仁的《高原》……
当然也时有争论。刘再复的主体精神论与性格二重组合论，引来了姚雪垠老作家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批评。遇罗锦的《春天的童话》发表在《花城》上，她的骇世疾俗的有些说法和做法也令人反感。包括残雪的风格与高行健的小剧场剧作实验，说法各不一致。不一致，没有什么不好。然而整个的格局已经形成，文学正在开拓，精神生活正在日益活泼，希望与不安、矛盾与生机、尝试与误判都在发展。
又岂止是文学。关于歌曲，关于李谷一与朱逢博，关于走穴（流动性演出），关于港台与旧时中国的流行歌曲，关于实验性绘画与雕塑，关于商品上的英语字母（为什么不说是汉语拼音字母？），关于“气声”，关于迪斯科，关于舞蹈中的腿、腰与臀部动作，关于参考影片，还有那些突然红极一时的表现贫穷与落后之作，关于歌曲《西北风》《一无所有》，关于影片《老井》《黄土地》《盗马贼》《今夜星光灿烂》，所有这些出了笼的与半出笼的与捂到盖子里头的文艺现象，有多少现象就有多少说法、多少争论，热闹、活跃、兴奋与悲愤共存，新意与咒骂同在，转机与危机同时，指望、渴望、失望、无望都在那儿表演，这也是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的希望与失望并存的一番盛况呀！
又岂止是文艺！还有比文艺更严重得多的争论，例如关于怎么样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关于深圳特区与珠海特区，关于雇工人数（传出来，说是马克思说过了，雇工不能超过七个人），关于要不要再提兴无灭资的口号，关于松绑与更新观念，关于脑体倒挂——什么造原子弹的收入不如卖茶鸡蛋的，研究地球的不如推头（理发）的……关于闯物价关，关于闯红灯（指改革中敢于采取一些突破禁忌的措施），关于说话、读书、做事有没有禁区，关于厂长负责制，关于广东人收看香港电视……哪一样不是说法不一？那时的南方某迎宾馆是这样通知住客的：“对不起，明天某某领导要住在咱们宾馆，三天内没有香港电视，请各位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