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章《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20）
19.现代派风波
想不到的是，十二大后等着我的是关于“现代派”的风波。时在中国作协外联部充任法语译员的高行健先生写了一本书：《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其实是一部通俗的小册子，谈到所谓西方现代小说里时间空间的处理、人称的应用与转换、心理描写与意识流等。这在当时当地，显得别致，因为我们司空见惯的谈文学的书不是讲典型人物就是讲真实性，不是讲题材的选择就是讲时代精神，不是批判资产阶级就是批判“四人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十年，少见什么人谈时空、人称、标点还有视角与心理独白的运用等“小”题目。李陀、刘心武、冯骥才三人各写了一封给高行健的信发表在《上海文学》上，表达对此书的兴趣。冯骥才文中说了一句高的小册子是一只刚刚升起在空中的（现代派的？）风筝。其实这三个人各说各的，互相还有争论。另外我因上海的《小说界》催稿甚急，写了一篇小文，介绍并称许了高行健的书。
想不到的是这成了一件事，似乎是异己的现代派思潮向中国发起了袭击。胡乔木更看重的则是于甘肃出版的一本《现代文艺思潮》，主编是我在一九六三年西山读书会上见过面的谢昌余同志，谢在“文革”中还给省领导同志（后为中央领导同志之一）做过文字工作。尤其是该杂志上发表了东北诗人徐敬亚的一篇文章《崛起的诗群》，被认为是颠覆性的。徐发表过《圭臬之死》一文，更被胡认为是革命文艺的掘墓人。胡把一个文件中说到徐敬亚同志中的“同志”二字都勾掉了。此外谢冕、孙绍振的谈诗的文字也都被视为有不同程度的问题。冯牧则多次讲过，有一个小批评家（指高行健）写了一本小册子，结果几个大作家捧他……他不但反感而且有一种不忿儿，他的话说得有点酸，因为讨论问题与小批评家、大批评家（指他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确，“文革”结束以来，他披荆斩棘，保护、扶植以刘心武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伤痕文学，受到对立面的多少攻击压力，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新时期文学的这等高潮！结果一批仰仗他的爱护指导的中青年作家脱离了他的怀抱与指向，实感痛心！对他一手保护推崇出来的刘心武的涉嫌趋奉“现代派”充满义愤。而刘的“挖深井论”也被上面认定是与延安讲话对立。这一段时间，冯老每逢讲话都大讲“捉襟见肘”，知情人知道，“捉襟见肘”四字已经成为刘心武的代号。这证明了佛家讲的爱生嗔怨，怨生烦恼，而恼生忌恨了也。
《文艺报》的一批骨干，面对现代派之说如临大敌。那个时代的专职文艺工作者没有谁不知道苏联的大佬日丹诺夫是怎么样向现代派发动毁灭性打击的。据说日同志还是钢琴家，他做报告的时候不断停下来弹琴，对比恶劣的现代派与美好的古典，教导肖斯塔科维奇等辨别香臭，分清敌我，学好作曲。这是一个内行领导内行，往极左里领，往死里导的实例。人们的感觉是日丹诺夫在意识形态上的地位正与捷尔任斯基在十月革命后的生死搏斗中一样，日丹诺夫正是意识形态上的契卡（反革命肃清委员会）领导人。
此次我国的现代派风波，带有给刚刚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王蒙一个下马威的色调。《文艺报》的资深副主编唐因等在一些场合还特别点出我的名字来。而另一位新归来的副主编唐达成在一些场合——有的我在场——大批现代派，语焉不详，吞吞吐吐，含含糊糊，天知道他在讲什么。显然他们二位都没有接触过真正的现代派，达成举的极端的例子无非是一个马桶被当成了艺术品，一次钢琴演奏是根本不弹。既然现代派这样荒谬，何劳大动干戈地由中苏两国前后展开批判呢？你在中国搞个马桶展或无声免弹的钢琴独奏试试，不被革命群众打个稀巴烂才怪！
我愿老实地承认，如今回想起来，当时的被认为搞了或提倡了现代派的，以及对立一方当时严厉批评现代派的各位文友、各位老师大师（不包括胡乔木），并没有谁真知道并说得明白现代派是怎么回事。不知其详甚至不知其abc，但是要闹、要搞、要谈、要批、要殊死搏斗、要正言厉色、大战风车四百回合，或闪转腾挪、太极形意，一会儿装死躺下，一会儿借尸还魂，以求生存……就是说争了个死去活来，却不知道是在争什么，这正是我们文坛的一道风景。
我无非是喜欢在文学中多搞一点想象、变形、随机、灵动、散文化与诗化的文体扩展，我不想数十年如一日地把自己的小说与其他写作绑在一条绳子上，我喜欢在艺术上别出心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的一贯说法叫作拓展精神空间。冯骥才和刘心武，至今基本上坚持着现实主义传统方式的小说写作。刘心武对于《红楼梦》的新索引，冯对于民间文化的关怀与保护、呼吁，都与现代派无涉，而表达了他们对于祖国传统文化的赤胆忠心。他们俩实在算不得现代派的代表人物。李陀的论点则时时变动，精彩、新潮、有头无尾，说得刺激，写得含混，开头惊人喜人，其后不知所终，近年更追求“新左派”的意趣，批判纯文学，注视人民疾苦，批判精英主义，关注劳动人民（现在叫弱势群体），与现代派毫无共同之处。我从来认为属于什么派最多是为教授们的归纳方便而采取的权宜说法，最多是教学概念或认知概念，而与价值判断无关。如乒乓球赛，赢了球就是好球，管你是上旋下旋小臂大臂？如果主要靠臀部使劲或脚后跟使劲能战胜对方，也不妨创造后臀或后跟派。
有另外的文艺家持不同态度，一位非中共文学大家，外事方面的头面人物叶君健先生，特别捎话给我说：他们这样做是针对王某人的，通过此事件抵挡王某的势头，他们要向中央表达对他们认为中央择人不当的抗议。
说是十二大后，颇有人物说：王当中央委员，我怎么事先不知道？王按，这是真的。所以中央委员会里能够出现一些新血液，就因为没有与本圈子的大人物一一商议。
我觉得说得玄了一点，而且我是靠作品吃饭的，根本不需迎战，也无意更不敢得罪众位文艺人物。《文艺报》有个骨干李基凯先生，据说也是比较紧跟并要坚决革这几个搞现代派的人的命的，他当面劝我说话要慎重等，看来我已经陷入祸从口出的被动局面啦，但尚未成为打击重点。本是传达十二大精神的文艺界会议上由更高的领导提出批现代派的“政策界限”，只如又在搞一次政治运动。听了“政策界限”四字，大冯有点二乎：吗事啊，你老？
好在胡乔木对我是既忠告又保护。他肯定：“你走得不远。”我想他看重的是我的作品的政治倾向特别是少共情结。我的“此致布礼”大大帮助了我在猛批现代派的风浪中矗立不倒，谢谢了。其次乔公给我复印高尔斯华绥的批评现代派的文字，供我学习，高的名言是“小溪最喧闹”。胡还建议我去请教钱锺书先生，他愿代为介绍，请出钱老来帮助我、教育我。他说钱先生是赞成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现实主义、人道主义与推崇理性而不接受现代派的（后来“人道主义”也出了麻烦，这是始料未及的吧）。胡并具体提到了《杂色》，认为那样写不太合适。他又委托他的老同学、老友韦君宜给我带话：“少来点现代派。”我当时想的是，如果我有意就教于钱老，为什么还要请胡乔木这样高层的人物介绍呢？这样一介绍，钱老师对我会产生什么印象呢？再说，我以为，要讲现代派的不可盲目跟随，不可照收不误，不可全盘“现化”，我自己的觉悟加理论水平加人生经验已经够用，无须惊动锺书先生。最后，此事就拖下来了。
但乔公在一九八三年春节期间接待我畅谈，并亲自给中南海的车队打电话，要车去接我爱人到他家小坐，极大的友好情节一传出去，《文艺报》的某些人长叹一声，领导对王的态度不一般啊！便只好放过了王某。信不信由你。
按，当时批徐敬亚的时候也批了一通朦胧诗，有一个批法给人印象深刻：说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在坚持原则的问题上，我们不能朦胧，真是绝妙的逻辑。这样的大问题，其实不但不能朦胧，也不能随意讨论的。朦胧诗与坚定拥护四项基本原则之间，怎么扯上的关系呢？岂止四项原则不能朦胧，视力听力，导弹定位系统，靶场射击比赛，鼻烟壶内画以及精修瑞士劳力士与欧米茄，还有开处方动手术排干部名单……都最忌朦胧呀！
但是胡老对舒婷的诗作是保护乃至喜爱的，这也很有趣，即他老人家欣赏创作上的新意与新异，却警惕异论新论。他在形象思维上宽容，在理论思维上严峻。
当我将乔木对我的意见忠告说给周扬听的时候，周扬立即表示不同意，他说他主张更多地探索，更少地干涉。他后来到处讲“唯陈言之务去”，讲“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他甚至在一次发奖会上直截了当地讲王蒙，说王蒙有思想，要鼓励他的探索，不要搞得多了一个部长，少了一个诗人。以致《文艺报》的一些人对周有意见，将所谓批评周扬的“读者来信”转给周扬示威。这是以往几十年他们所绝对不敢做的。十二大后，周已经不是管文艺的副部长，而只是顾问了。但周还是在文艺界管着太多的事，讲着太多的话，他没有适时后撤。这是他不那么明智的地方。也许恰是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计也的地方。
这里边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上海。四篇小文章都发表在上海。后来夏衍写了文章，巴金老也发表了看法，都不赞成那样如临大敌地批现代派。这使得一些不大不小的领导更加不安，似乎是上海在不听招呼，不服管。他们特别不满于曾任夏公秘书，后是《上海文学》执行副主编的李子云同志，认为是李在串联党内外的力量搞异端，几乎将李调出文艺界。
这里最闹不明白的是冯牧同志，他是最最以爱护支持中青年作家自诩的，人人都说他是一个大好人，包括气得一度两人之间不说话的李子云同志，也仍然肯定他是好人。为什么一个现代派问题他激动成了那样，说的话那样带情绪，不惜与那么多人特别是上海的同志决裂……还向一些对他持严重批评保留态度的人物求援，好像他是在只身与现代派血战，身负重伤，快顶不住了。他还发展加码，说是与中央保持一致不仅仅是政治上一致，而且必须文艺思想、文艺理论上一致。他能代表中央的文艺思想吗？不太像啊。
《文艺报》的同志也不顺利，他们收获的也不是他们所需要的果实。后来，张光年同志与作协班子商议决定，《文艺报》改成报纸形式，冯牧改去编《中国作家》杂志。副主编唐因到了文学讲习所（后改名鲁迅文学院）主持工作。编辑部主任刘锡诚到了民间文学研究会。李基凯则不久到美国探亲，没有再回来。我私下认为，这是该时的《文艺报》向周扬叫板的后果。我后来在美国见到李基凯，他已经再无“左”色。《文艺报》在批《苦恋》时步履维艰，寸步难行，批现代派时同仇敌忾，主动出击，甚至不惜与周扬伤了面子，结果是自找倒霉。个中道理我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不过经过改组，这个同仇敌忾的《文艺报》已不复存在，中坚人物各奔东西。
我与胡乔木同志也浅谈过这个话题，有一次谈话中胡乔木说“忧患意识”是受了现代派而且是“纳粹分子”海德格尔哲学思潮的影响，我说恐怕未必，忧患云云，更像是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里来的，但是胡坚持他的看法，他的知识太多，可能自找了麻烦（现在忧患意识作为一个正面的词，已经出现在党的正式文件中）。胡还专门对我说：“希望对于现代派的讨论，不要影响你的创作情绪。”有言在先。胡向我大骂《当代文艺思潮》，我介绍说，它的主编谢昌余同志曾经在省委主要领导（后在中央工作，地位很高）身边做过一些文字工作，他大说“荒谬”，但态度平和了些。
对这一年的批现代派，各种说法都有，如广东作家们说此事是戏内有戏，戏后有戏。我回想一下，第一，有道是，有没有某个招牌还不能肯定，国人们已经为那个招牌上写了什么字、字写得好不好正不正争了个死去活来。这样的故事鲁迅早就讲过了。大家包括我等，对现代派的一知半解，其实是来自日丹诺夫痛批现代派的文献，就是说我们对待现代派靠的是日丹诺夫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更不要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在新时期的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了，我们也极少正面接触代表性的现代派著作与理论。可能高行健的小册子好一点，也谈得不深不透，限于技巧层面，卑之无甚高论。但是有苏联的榜样在，没有人敢小看这件事。据说理论家陈涌讲过这个话题，上纲更高，什么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啦，吓人。
至于更高的中央领导，反而对此没有那么大反响。在一次高层会议上，胡乔木提出现代派问题，更高的一位领导说：“什么现代派，我才是现代派。”说话的高层人物很可能不知道、不熟悉日丹诺夫。这样，一家伙使胡乔木同志说不出底下的话来了。
第二，领导文艺也与领导其他一样，人们习惯了概括法而且是一揽子法而不是个案处理法。各不相干的一些事凑在了一堆，不大也弄大了。有些逻辑之混乱，令人哭笑不得。如说，中央搞的是四个现代化，而他们（搞现代派文学的人）要搞五个现代化——文艺竟也要现代化，老天知道这是在说什么，用来扣帽子也显牵强做作。那时候还没有“不争论”一说，领导文艺的人倾向于认定，发动争论，开展争论，从理论上把对手驳倒压倒，乃是领导文艺的最威风也最根本的任务。所以至今他们不喜欢听“重在建设”。
第三，以批《苦恋》为例，领导说了话，但本圈工作人员推推诿诿，磨磨蹭蹭。此次批现代派，倒是相当主动而且带着气儿，几乎闹了个炸锅。文艺问题上的个人情绪是不能不承认的。文艺人往往张扬个性，自以为是，不管他们打着多么堂皇的旗号，乃至像好人冯牧那样，也要以中央的名义自重。但是反过来说只看到争论中的个人矛盾或争革命文艺的解释权，也不对，为什么没有在别处争起来，偏偏在这儿争起来了，当有它的道理。
第四，大矛盾底下又有小矛盾，最后是弄了笔糊涂账。
文艺界的争论多、糊涂账多，这是因为，文艺本来就是众说纷纭，一人一个理。文艺人敏感，容易和不同意见、不同人士发生冲突。领导人外行了，说话隔靴搔痒。内行了，把自己的业务爱好、偏见直到门户之见带进了工作，你说要命不要命？最后抓理论与抓创作，味道也不一样，一篇作品看着很不错，但是一听这位作家谈理论，领导就急了，或者领导一看你讲的理论不够完善，就干脆把你的作品也否定了，都是可能的。以及其他。
其时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新任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的贺敬之同志。十二大后，他找了我，告诉我，我们现在是在领导的岗位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准备好挨骂。我笑了。我没怎么懂，我想，我仍然是一位写作人，是写作人的同行，是靠爬格子吃饭的，我努力做好党与广大作家的桥梁，即使个把人骂，也无关大局。我想起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于柯岩的关系，我曾与贺敬之有一次共游公园的经历，他穿着一件风衣，很文艺很潇洒的样子，打趣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发表，是当前文艺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在议论起文艺界的时候，他说，前不久刚刚整过，要变坏也还得过一段……看来，他对文艺界的不良方面是早有看法的。
贺从来没有与我谈过现代派的事，倒是说别人“哪壶不开提哪壶”，反正王某已经闹了一壶不开的水，大家高抬贵手放过他就是了，何必故意不饶人？这也是好意的表示吧，还说到过他这里也收到了反映对我的批评的群众来信。
贺敬之对于工作非常尽职非常用心用力，同时非常重视文艺界的思想言论情况，重视发挥党的组织生活与党员文艺工作者的作用。
我的印象，贺当时的注意中心一个是搞一个中央文件，把文艺政策明确化、条文化，使党管文艺有一个依据。一个是要有一个评论写作班子，能够为领导代言，特别是能够对歪风邪气有一个制约。一个是要组织创作，写一些需要写的大东西。当我问到他个人的写作时，他表示目前这一摊子已经够他胡噜的了，不要再找他约稿了。
另外贺当时对作协一位头面人物冯牧较有意见，冯说话随便，如说文学成绩大是由于领导没有空看书。贺为之有若干次动火，有时他显得很疲惫，说话的时候半躺半靠在椅子上。我乃进言说，一个人说什么没有那么重要，冯牧也并非中国文学的决定性因素，您可以更多地考虑全局性、全国性的问题。
甚至于贺的秘书也要我劝劝，为了领导的健康，不必为某个人说的话生那么大气。
这期间开过一次讨论文艺问题的会，与会的胡乔木同志提出，目前社会主义文艺的旗帜举得不够高。周扬谈了些仍属保护作家保护创作的看法，他显得老迈而且喉咙沙哑，他显得处于弱势、守势、劣势，使我略感难过。
我的想法是，领导有领导的角度与思路，举旗呀，抓方向呀，反对不良倾向呀，制定文件呀，组织评论与创作呀，鲜明地发出党在文艺问题上的声音啊……对此，我一概尊重理解支持，但确实无意也无兴趣过度参与。如果从上面传出一些不够实事求是的说法，我们要想办法去汇报真实的情况，淡化不那么妥当的说法和做法，充当一个减震减压的橡皮垫，这很不易，但也绝非根本不可能。我个人则是写我个人的作品，作为文艺从业人员（我最喜欢这个词），起一些沟通的作用、健康的作用、照顾大局的作用，缓解矛盾增进团结的作用而不是相反。我能够做的就是这个，这才是我的特色、我的长项。不是其他，不是取代任何领导，我也绝对取代不了。否则，真如周扬所说，多一个什么长，少一个什么家，难道是社会与自身，领导与同行们对王某人的期待吗？难道不正是王蒙一想起来就欲哭无泪，就痛不欲生的结局吗？
但是我也时时苦恼，对于有些并非我的长项的事我难以推辞，我不能不识抬举。我难于启齿说我对这些文件、会议并非那么热心，我对一些老人家、一些领导对文艺的关切指导、费力不讨好也并非全部认同。我无法说服比我地位高、经验丰富的人，相反他们在说服和教育我。我必须重视领导的见解，因为他们是领导。我必须将领导的见解解释成为我的至少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少有异议的合理合情东西，我必须向同行有时还要向外国朋友解释这一切，它的国情依据、它的必要性、它的与贵国贵地不相一致之处的不可避免、它的弹性、它的空间，完全不像某些带有偏见的人所恶意解释的那个样子。wearedifferent，我们情况不同，这个话在英语里极棒，既坚持原则又冠冕堂皇，既义正词严又实事求是，既不容干涉又亲和平易。未必有几个人能将上边的精神解说得这样好。这个工作并不轻松，这个工作几乎没有什么人做，不是搞简单粗暴就是搞胡作非为。简单粗暴与胡作非为都更简明方便，乃至更能哗众取宠。但是我这种类型的解释，有利于国家人民，有利于同行写作人，也当真会使事情往更好、更健康、更进步的方面发展。
也有实在无法是好的时候，此后一次，我谢绝了要我出任一个部门的联络员的建议，亏你想得出！得罪了。
有关领导赞扬了我对于胡乔木意见的肯定表态，乃向我提出，希望北京的中青年作家们开一个会，谈谈高举社会主义文艺大旗的问题，最好能批评一下一些地方的文艺园地中的不良风气。我回到市文联，汇报了此事，并坚持此事必须请示北京市委。正如邓友梅所直言不讳的，讨论问题可以，由我们发难，不干。经过“文革”，大家都聪明了。
市委领导的指示是两个字：“照办”。我们开了会。会后一个记者要报道，要走了我为发言写的一张小纸，上面乱糟糟地写了一些字。后来的报道也错误百出。如说我说不能认为现代派是万恶之源，其实我说的是，我在美国就得知了里根讲的“共产主义是万恶之源”，意识形态的事情仍然复杂而且麻烦，我们写作人不可不察。为此，还劳动一位批评家著文，说是王蒙说什么有人认为现代派是万恶之源，太夸张了。我一笑，不想再理，如果连这样的误传也都一一校正的话，我也就甭写小说了。
从此这一类的事愈来愈多，我都不闻不问，或者最多是闻而不问。而此后的许多事，也和我在现代派风波中一样，与暴风、龙卷风擦肩而过，具体地看，不知道有多少被误解、被夹攻的名目落到我头上，但我一般从不辩诬，从不较真。而在大事上，全局性的处境上，长远的事情上，我总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否未极而泰已来。回想各种风波，我的感激多于怨恨，我的好运多于冤枉，我的收获多于损伤，我的快乐与享受多于痛心疾首指天画地。这里的核心经验是，你自己精神上应该比对你不怀好意的对手更强大，你自己精神上不垮，就没有任何人能够把你搞垮，除非他从身体上把你消灭。而历史的经验证明，从肉体上消灭谁谁，并非易事。
还有一个说法，你王某太乐观了就影响了深度，这是青春期的酸的馒头（sentimental即伤感）式的见解，我二十二岁以前也是这样想的。而我后来的经验与修养是“泪尽则喜”。喜是深刻，是过来人，是盔甲也是盾牌，是精确后发制导导弹，是长效制胜的利器。请问，是为赋新诗强说愁深刻，还是却道天凉好个秋深刻呢？是泪眼婆娑深刻还是淡淡地一笑深刻呢？
年轻的读者也许不那么熟悉了，小小王某的历程不过如此，还是让我们回味一下南宋大词人辛弃疾的《采桑子》吧：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年轻的时候我其实喜欢哀愁，作为审美范畴的哀愁。后来就喜欢坚强远见和无法摧毁的乐观了。刘西鸿有一篇小说的题目我很喜爱：《你不可改变我》。而如果我给自己命名，我愿意说的是：
你——不——可——摧——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