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五章《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25）

24.孰能无过，孰能免祸

一九八四年年底到一九八五年年初，开了一个跨年度的作家代表大会。“文革”结束以后，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一职由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的作者、诗人李季担任。但一九八〇年李季猝然离世，后一直是张光年主持工作。李季、张光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都兼任《人民文学》的主编。直到第四次作代会，改选了作协的领导机构，包括作协党组也基本上是新的人选。作代会上即将离任的张光年同志做了长篇报告，报告有很强的文学性与理论性，对于“新时期”（后“文革”时期）的文学成就与大量中青年作家的涌现有所肯定，对于创作自由问题也有所阐发，对一些文艺理论、政策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说来话长，居然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有过这么一次作家代表大会，有说是闹翻了天的，有说是多么好、多么民主的，有的赞扬，有的愤恨。而其他多数西方国家根本就没有什么作家代表大会一说，想开也开不起来，开起来也无事可做。他们那里往往只有二三流作家才组织作协，目的是与出版商讲价钱和维护其他涉及作家利益事项。例如瑞典，公共图书馆要根据借阅人次给作家付酬，这是作协的功绩。而一个像模像样的作家（比如托尔斯泰或者巴尔扎克），一个人就胜过一个会。在许多其他事情上，一群人总是大于一两个人，甚至同属于艺术门类的交响乐、芭蕾舞、大歌剧、杂技的演出也需要一定的规模和气势；然而文学不同，一大堆二三流文人凑到一起写作，天哪，还不如让一个大家躲在某个角落里悄悄地转脑筋。

那么为什么我们这里有这样显赫的作家协会呢？第一，中国革命的不二法门是实现人民的包括作家的革命化、组织化与革命的人民化（大众化、工农化），正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人民大革命中，实现了罕见的作家、艺术家的革命化、组织化、人民化。第二，革命天生与重理想、亲庶民、长太息以掩涕（屈原）、举红心以照明（高尔基）、扛闸门以救生（鲁迅）、虽九死而未悔（屈原）的文学相亲，使得自古以来便相轻相疏的文人们在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拧成了一股绳。而革命的政党也极其重视文学在发动革命、动员人心方面的作用，这种重视是无与伦比的。第三，有苏联的榜样，有高尔基、绥拉菲莫维奇、格拉特考夫、卡达耶夫、费定、阿·托尔斯泰，有法捷耶夫、西蒙诺夫、苏尔科夫的作家协会的示范，有苏联文学与苏联作协的空前的辉煌阵容，还有严肃的批判、清洗（如对左琴科对现代派）吸引着同时也警示着我们。可以说，像模像样的作家协会，堪称辉煌的作家代表大会，乃是放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成果，是文学理想主义的盛典。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写作《青春万岁》时，得到作协的关照，不仅是我，连团市委的领导一听“作协”二字也觉得很了不起。第四，在一个马不停蹄地进行着革命与社会改造的国家，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战线司令部的作协，任务艰巨至极。作协是党与作家的桥梁，作协是文学战线阶级斗争的火线和堡垒。作协顶住与战胜了文学界的可能的与确有的歪风邪气。作协振奋着全国作家的革命精神，并意在通过作家们的革命化来实现全国人民的革命化。第五，作协给广大作家的服务也是无与伦比。除了社会主义国家，再没有这样的作协（给作家）发工资，定级别，发奖金，分房子，报销差旅、医药、困难补助各色费用，组织评奖发奖，组织出国对外交流，与此同时，作协机关也给自己带来了好处，多少人在这里获功名，得升迁，享受了套改成政府官员的待遇，不但有科级处级，而且有局级正副部级。

这样，作协也就可能成为一个名利场、竞技场、争斗场、晴雨表，也可能变成一个自我周转、自给自足的机关小衙门。这个协会可能今天掌握在这几个同志手里，明天又是另外的同志，可能与某些作家特别亲近而与另外一些作家疏远。有群体的组织的高于一切，就有个人的权力体现，有公正就有不完全公正，有亲切关怀就有冷漠处之，有人挤有人钻就有人告状有人骂，有人承认就有人否认，还有人大张旗鼓地声明退出……各人秀各人的。正像有电脑程序就有电脑病毒，有电脑病毒就有杀毒软件……

就是说，本意是团结作家的作协，弄得不好，会成为作家们分裂的缘由。不但要争取反倾向的命名权，还要争协会的资源主导权。推动创作的作协，会成为身为作家而不再搞创作、但抓领导与名分的缘由。负责文学的作协的存在，会成为吸引众位作家更加关注地位的升降、权力与资源的分配，而不是关注文学的根由。

……让我先从曾任《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主编、作协党组书记的张光年老师说起。他是一九一三年生人，比我大二十一岁。当然，早在地下时期，在北京顺城街北大四院礼堂，激昂慷慨地欣赏《黄河大合唱》的时候，我已知道了光未然的名字。后来读过他在《文艺报》等媒体上用张光年的本名写的评论文字。在反修的高潮中，我读过他写的歌词：“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在“四人帮”倒台后也读过他的诗篇。

而自一九八三年我到中国作协工作，一直在他的领导之下。我感觉到他是一个十分重视参与和掌握领导权的干部，但诗人的激情并未泯灭。长期政治生活的经验，又使他敏锐于政治的选择与斗争，尤其是党内斗争。此时他和许多人一样，都认为改革开放牵扯到兴衰存亡，改革是一场大战，然而有保守者，有抱住教条极左不放的人，有时刻准备着扑上来整肃知识分子文化人的所谓僵硬派。他不拒绝妥协与平衡，但是他自己的选择鲜明坚定，他不怕得罪他的对立面。他的名言是：一个人活一辈子，连个人都没有得罪过，太窝囊啦。

我所接触的应该说是我国第一代的革命作家，包括丁玲、周扬、夏衍、欧阳山、刘白羽、张光年等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政治上的自信，坚持性、斗争性、原则性明显超过后人。

由于光年的资格，他的文学成就、他的始终如一的坚持与鲜明，他在作协极有威信，说到做到。他对周扬也很尊重，而对其他人自上而下的指挥就不太那么当回事。

我虽然时任《人民文学》主编，无意染指协会的运转，一般通知我参加党组会我多是谢绝请假。但我确实是光年的座上客，常与他长谈交流，互相信任，也有时相互欣赏。我也很接受光年的一些分析与倾向，佩服他的坚决与沉稳，但是我一直注意不要陷得太深过深，我正在创作旺期，我仍然保持着每天数千字的写作势头，我相信对于作协机关来说，我不过是新来乍到，我靠的是作品，而对于所谓一官半职实不放在眼里。用我的话来说，官员也是正当职业，但是真正有志于做官，何不去公安、人事、财政、物资……部门，至少也要去一个知青办、拆迁办，掌一方实权，管一方实事。跑到作协来却一心当官，不感到是一场误会吗？有哪一个真正的作家真把作协的官当成写作的做主者拍板者，有哪一个真正的领导，能把作协的官员纳入自己的干部系列？

这是说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情况，现在已经不同。

只当助力，不当主力，这是我自定的注意事项。请看看我在一九八三、一九八四年两年，即到中国作协任职后的写作情况吧，下面摘自《王蒙文存》附录的王氏创作年表：

感谢和呼吁《人民日报》1983.1.4关于改革专业作家体制的一些探讨

《北京日报》1983.1.4

生活呼唤着文学《文艺报》1983—1

作家应无恙，当写世界殊《文汇月刊》1983—1

青龙潭《人民文学》1983—1

雪里送炭，其善如何《希望》1983—1

音乐与我《北京艺术》1983—1

诗情词意《钟山》1983—1

风息浪止《钟山》1983—1

黄杨树根之死《花城》1983—1

祝《青春》丛刊创刊《青春》丛刊1983—1

新的年代新的梦《人民文学》1983—2

文学现状断想《民族文学》1983—2

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花城》1983—2

群山如潮《时代的报告》1983—2

西沙之什《昆仑》1983—2

英勇悲壮的“知青”纪念碑《青春》丛刊1983—2

切莫拥挤在文学小道上《中国青年报》1983.3.31

漫话几个作者和他们的作品《文艺研究》1983—3

深渊《小说界》1983—3

撰余赘语《中篇小说选刊》1983—3

偶然（三则）《延河》1983—4

对军人生活的广阔与独特的感受《昆仑》1983—4

文学与我《花城》1983—4

可喜的追求《民族团结》1983—5

淡灰色的眼珠《芙蓉》1983—5

近几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北京文学》1983—6

哦，穆罕默德·阿麦德《人民文学》1983—6

色拉的爆炸《上海文学》1983—6

虚掩的土屋小院《花城》1983—6

长篇小说要水涨船高《当代》1983—6

华老师，你在哪儿？《散文》1983—7

不仅仅是为了文学《人民文学》1983—8

漫话文学创作特性探讨中的一些思想方法问题《上海文学》1983—8

好汉子依斯麻尔《北京文学》1983—8

比怀念更重要的《光明日报》1983.9.8

安息吧，鞠躬尽瘁的园丁《羊城晚报》1983.9.8

灰鸽《人民文学》19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