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四章《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24）
23.难忘的一九八四现在回想，我有点不好意思，有点摸不着头绪，对于我来说，成为共产党员，成为作家，成为右派，成为中央委员，都是极速完成、超速完成的，都超出了我的想象，都让我有点晕乎。我悟到，不能不悟到，人还是同一个人，但是他的归类，他的属性，他的使命、身份、头衔、帽子与角色却是说变就变，大开大合，决定于历史的大手笔、时代的大潮流、人生的大际遇；不完全是自己的意愿与实验室里的定量定性分析、化验所能说明的。你像一只小船，你当然有自己的方向掌控与动力系统，而历史与社会、祖国与世界像是大海大河，你被抛起和砸下，你涌上潮头或落入深渊，你原地打转或者日行万里，你以为是自己的轮舵与涡轮、马达与航海图就能决定的吗？
而关键只不过是你不要出丑，不要发狂；不要丑表功，不要蛙鼓肚，不要哭哭啼啼喊冤，不要咋咋呼呼拔份儿，不要斤斤计较，小鼻子小眼；不要大话连篇，纸上谈兵，用空话消灭黑暗与建造天堂乐园；不要自命法官，审判众生，审判历史；不要东奔西走，叫作蝇营狗苟；不要投机一把，押宝几回，不要见风使舵，自打嘴巴或者翻脸不认人；尤其不要嫉妒同辈和晚辈，不要酸气十足，装腔作势，伺机害人；不要吹吹拍拍，拉拉扯扯，丢尽脸面。
一九八四年我受到了许多考验。经历清污、清明，经历错综复杂，保持清醒，保持谦虚谨慎，这当然是首位的事。一九八三年冬更加痛苦的事是孩子的病。老二王石从三原的空军二炮学院毕业，在一九八三年秋分配到了空军第五研究所，这当然是很好的工作。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犯了抑郁症。没有比心理方面、精神方面的疾患更让人痛苦的了。生命、灵性、自觉、情感以及思想，原来可以使人承担这样多的痛苦。当一个人孤独地面对自己的灵魂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这么多恐怖和黑暗。生老病死，没有比佛家的总括更实在的了。“悲”“大悲”“慈悲”，没有比这样的佛家语言更动人心魄的了。孩子告诉我，一旦发病，世界立马变得灰蒙蒙的，我感到了震惊。我们都有弱点。而你面对的是自己不知来自何处、不知去向何方的孤独无靠的灵魂，你面对的是一只突然失去了罗盘、失去了航海图的小船和小船四周的无边的黯淡的大海、波涛、风浪、雷电……你面对的是现实的、肉身的与想象的、情感的、欲望的、动荡的与梦幻无定所的精神。你面对的是一片茫茫，如海、如雾、如长夜、如大冰山，你觉得自己不行，自己无力，自己看不见也听不清，一切都沉堕在阴影里。世界上有那么多非生灵，而你偏偏成为生灵。世界上有那么多没有独立的生命感喟与强烈的自我意识、选择意识的生灵，比如植物，比如虫蚁，比如猛兽，而你偏偏成为人。人有许多需要，你不可能全部满足。人有许多愿望，你不可能全部达到。人有许多焦虑，活一天就死死压住你一天。好事你怕是转眼成空，坏事你怕是经久不散。人有许多幻影，你不可能全部厘清。你对你自己永远不会感到满足、满意、完美无缺。人有许多痛苦，你无法避免：比如出麻疹，比如饥饿，比如寒暑，比如蚊蝇，比如雷电，比如贫穷，比如低贱，比如侮辱，比如绝对冤屈……谁能一辈子不受侮辱？能一辈子不侮辱旁人的人就是圣贤，就是全福……
我没有办法，我束手无策。我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去医院，排队、挂号、找大夫，我倾听分析，我查询药物。我心惊肉跳，必须防止意外。我反省是不是自己在他的童年时代没有能尽心尽力地照顾好他的生长发育。我想知道他这二十几年都经历了哪些压抑、哪些刺激、哪些折磨，而我又到底能做些什么解除他的痛苦……
谢天谢地，他渐渐好转了。一九八四年，我带他到武汉走了一次。由于时任中宣部部长的王任重同志关心，我住在武汉东湖宾馆。我每天在东湖旁边的林荫道散步，突然一个想法进入我的脑海，我应该以我童年时代的经验为基础写一部长篇小说。感谢时代，我终于从“文革”结束、世道大变的激动中渐渐冷静了下来。我不能老是靠历史大兴奋度日。当兴奋渐渐褪色的时候，真正的刻骨铭心才会开始显现出来：这就是《活动变人形》的酝酿与诞生。而还在最最初步的酝酿中的这部小说的第一个场面，便是静珍的梳妆。
江南初春，我独自漫步在林荫小路上……
树干细而高，淡灰色的树皮上出现了黑的与褐的斑点，柔嫩的树枝网一样地伸向天空，久雨后的，开始晴朗和温热起来的灰蓝色的天空。
这根弦已经沉睡了五十年……
……穿行了整整半个世纪，我不愿也不敢轻易地将它拨动。
我知道旁边就是柏油马路，不时有高级轿车从这路上驶过，路的两侧是丰满而又恢宏的法国梧桐。我知道另一边是迷人的美丽的湖。我知道这又是一个鬼使神差的、绵绵无尽而又转瞬即逝的春天。春天辽阔无边。但我暂时只愿在这小路上漫步，好像我只属于这条路，这条路也只属于我。
如果这样一根弦震颤起来了，它的声音，难道能够是和谐的、能够使喜欢鲜花和糖果的好人们觉得入耳吗？
每一个小说或者干脆叫故事都有一个关于故事的故事，即故事自己的发生、成长、受挫与痛苦命运的故事，这背后的故事也许仍然有趣。上面的引文说的就是产生这个故事、发生这部小说的故事，如实道来，据说这样写小说叫作“元小说”。我特别喜欢我自己写的“鬼使神差的春天”的用语，而且这个春天是绵绵无尽的与转瞬即逝的。绵绵与转瞬是含义相反的，却又是双料真实的，我喜欢用这种相悖相成的修辞方法。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一个发明至少是一个实验。
这篇小说的意义还在于，它意味着我后“文革”时期的喷发的告一段落。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四年，我写了那么多兴奋与感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火红，极左的试炼，荒谬绝伦的“文革”，欢呼新时期的到来，抚摸伤疤更期待清明，叹息光阴也骄傲于成长与成熟，还有时间与空间，距离与亲切，搅动与止息。它充满了戏剧性的激情，它是我对于目不暇接的新生活的最最及时的反应。
但是你已经不可能天天仍然温习梦魇，不可能天天回味光荣，如果你仍然认为是光荣的话，不可能总是激动于再生复活，第二次解放……文学期待着开拓与深思，文学期待着新的精神空间。
这里有更遥远的过往，更痛苦的隐藏，那就是更无奈的来历……那就是《活动变人形》，我下了写它的决心。
我与病中的孩子一起首次逗留武汉，其间还有一件趣事。我们每天在一个大食堂吃早餐，各人的早餐不完全一样，又没有菜单。有时候我们两人各有一个煎鸡蛋，有时候又没有，让你摸不着底。它的早餐是一碟碟陆续端上来的，服务员一声不吭。如果已经给你上完各小碟了，你应该及时离去，但你如果离早了，也可能丢下了某一小碟附加的食品。有一次就是临走了，站起身来了，服务员送来了煮鸡蛋。这天我们吃了馒头又喝了大米粥，吃了小菜与炸花生米，看到别的桌上纷纷上了鸡蛋，却没有我们的，不免有些不安——有嘴馋更有我对营养学的教条主义讲究，总该有点蛋白质吧？而且人的讨厌就在于什么事除了事情本身之外，还有一个面子观念，为什么别的桌有鸡蛋，我这个桌没有呢？吃鸡蛋的人都比我级别高吗？那么就这样走了？在这样尴尬犹豫时，过来了服务员，端来了两杯容器与成色都极佳美的鲜牛奶。而我此时的养生知识是，认定牛奶比鸡蛋还“养人”，鸡蛋里胆固醇比较高，而牛奶对人是百利而无一害。
一见牛奶，石儿大喜，笑容满面，我乃向他做出一个手势制止，觉得为一杯奶而大喜可能属于失态。他的笑容受到我的阻拦，赶紧停止，但是毕竟已经笑出了点样儿，中途停笑，面部肌肉动作与线条分布，极其滑稽，极不稳定。一看他的这种怪异表情，我也笑起来了，当然也觉得丢份儿了，我也来一个急刹车，将笑容化为乌有，估计我的面部线条变化也很不一般……如此这般，父子二人又笑又止，又严肃又着实忍俊不禁，气都喘不过来了。事后二人互相埋怨，觉得人生实在有趣。觉得自己当真不怎么样，太渺小，太没有出息。
我与石儿也有几次游东湖的经验，散步尤其是坐船。摇橹而行，水光潋滟，水声清泠，船身摇荡，岸上风光与时俱变，不断出新。这时有真正的摆脱、自由、回归之感。一切从对于杂务的遗忘，对于人生诸痛苦的遗忘开始。同时我们也感觉到武汉的服务业第三产业太不发达了，想吃一根好档次的冰棍，没有。想坐下来喝一杯冷饮，没有。有的是孝感麻糖。
武汉之行后我们乘江轮上溯去重庆。我们走了五天，尽情享受长江的美景。屈原、宋玉、诸葛亮、刘备、李白、杜甫、苏轼，巫山云雨与丰都鬼城，前、后《出师表》与朝发白帝城，急速流过的浊水带来了无尽的回忆。一个有着这么多回忆的民族，怎么能够长久地落在世界后面？怎么能够没有自己的好文字？
与我们同乘二等舱的还有澳大利亚的两位女士游客，她们一胖一瘦，形影不离。她们常常摄影留念。我表示可以给她们拍照，她们说：“什么？留影？不，我们对自己的面孔已经厌倦，我们要的是中国，是长江，不是我们自己。”
互相熟悉一点了，她们向我请求，那种船上餐厅的类似盒饭的吃法太令她们不习惯了，怎么能十分钟就是一顿晚饭呢？而船上规定的外国人另行定价的办法又使她们实在吃不起点菜的饭。后来我帮助了她们，怎么解决的我记不清了，但她们最后几天吃得还不差。
第一次到重庆，重庆作协的王觉同志接待我们，住在苏联使馆改造的招待所。我很喜欢重庆的高高低低、立体感与历史感。我们常常步行到解放碑，在那里吃过抄手（馄饨）和汤圆。我们参观过那边的菜市，早在一九八四年，重庆的菜市已经显得很丰盛，尤其是猪肉市场，成批成堆，规模效应，一个地方卖猪手，便到处都是猪手。一处摊贩卖猪肝便一片猪肝，真是形势大好，口福无限。而重庆的高高低低的景观也令人赞美。只是此时，这些城市仍是一片破烂，与今天的情景相差天上地下。
在江船上的时候，石儿突然宣布他的病好了，说是一天在轮机房边冲澡（淋浴的莲蓬头已经坏了，我们就是冲一个秃龙头的一股子温水），一天他冲着冲着热水，说是脑子里咔嗒一声，病就好了。你相信吗？反正几天来他显出了久违了的笑容。而等到将要离开重庆的时候，他宣布，又病了。
一面是照顾儿子的病，一面是开始写《活动变人形》，一九八四年是难忘的。
一九八四年的六月，我率领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了塔什干电影节活动，访问了塔什干、撒马尔罕、第比利斯、莫斯科等地。同行的还有上海的导演黄蜀芹与电影发行公司一位通俄语的王同志。事后我写了许多散文、报告，狠狠地感慨了一番。这些文字当时就有很大的影响，李一氓同志还特别说他读了我的《访苏心潮》，觉得我在政治上已经相当成熟。另外女作家铁凝说读《访苏心潮》不单是赏心悦目，而且是赏神悦智。张炜也多次对我谈到此文。王安忆编过一本散文集，收我的便是此篇。到二〇〇六年，这一系列的文字收入《苏联祭》一书中了。
人生就是一个大的时间差。你最最渴望着什么什么的时候多半不会得到，人生早期的愿望，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不能实现的。而等一切都实现的时候，你并不是感到欣然有成，而更可能觉得是——至少同时是：怅然若失。我渴望去苏联的时候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实现这个愿望是三十年后，而三十年后已经人事全非，心境全非。苏联不是我梦想中的苏联，中苏关系更不是三十年前的中苏关系。我渴望成为一个有名有样的作家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同样也间隔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风雨。然后，我已经是一个好的作家了吗？与其说是自信，不如说是自疑，与其说是踌躇意满，不如说是心慌意乱。隔二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实现了某个愿望或幻想，这是悲剧还是喜剧呢？一个人如果五十岁的时候见到了二十岁时候的与你未成眷属的初恋情人，你会浮出一个微笑还是落下一滴眼泪呢？反正，这毕竟提供了大量写作的动机、嗟叹的素材、琢磨的话题与额头上的纹络。写作文学的人有福了，所有的经验都十分宝贵，您这一辈子，“一点也不糟践”。而时间差完了，已告实现的愿望、幻想、“ihaveadream”——“我有一个梦”，早已经不是当年的理想与心愿了。时过境迁，时过梦迁，圆梦于梦醒时节，老夫聊发少年狂，发完少年狂你还得赶快吃硝酸甘油药片……你还能说些什么呢？
苏联有一位外交部的官员会见我团，大讲什么想指望让资本主义国家帮助你们建设社会主义，是不现实的。斗转星移，不是我们批苏联的修而是苏联要批我们的修了。那时我也听到过苏联广播批评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是不可能合拍的，各搞各的，起码对中国无害有利。但是，闹腾得多了，意识形态的争论的庄严色彩有所减退。意识形态不可不讲，但也不可让生活，包括让外交服从意识形态的条条。意识形态容易大起大落，但是生活与历史是稳定得多的概念。
有一个小小的经历有些趣味。在撒马尔罕（这个地名我早在新疆读塔什干出版的维吾尔语小说时就非常神往了）列宁集体农庄，举行盛大的午宴。一上来是讲话，讲得没结没完，大家都烦了。我乃问坐在身旁的一位活泼可爱的小伙子，名阿那托里，他的身份是英语翻译，我用英语问道，谁在讲话呀，怎么这么长？当时中苏关系并没有太好，我有点故意挑他们的毛病。
小伙子说：谁知道？也许是契尔年科吧？
我们俩大笑。我把他的话告诉电影导演黄蜀芹，也觉得有点哏儿。
但是从此阿那托里“同志”见我就退避三舍，连目光都不敢与我相对。无他，他的玩笑是犯忌的，而且我是中国人，如果我是中国的安全工作人员呢？他的拿苏共总书记开玩笑，会给他带来什么命运呢？
在塔什干，我们同样结识了一位英语翻译，是一个健康开朗的女孩子。我们应邀到她家做客，她告诉我们说，她的爸爸是华人，是在蒙古与她母亲结婚的。她父亲早已不在人间。妈妈我们见到了。此女孩毫不掩饰地说，她是学英语的，她想嫁到美国去，但是她的母亲警告说，如果她想远走美国，她母亲会杀死她。
回国后约三个月，作协转给我一个邮包，附有陪我们的团在苏联进行活动的使馆某工作人员的说明，说是此女孩邮来的邮包。内有腌咸菜（以青西红柿为主）与粗粉条。其情可感，颇显纯真。我有点子不明白的，一个是不是她以为中国仍在一九六〇年的饥饿中？一个是，我明明白白地看到包裹上写着的使馆那位官员的名字，怎么成了我的包裹？我俄语虽然不怎么样，识别姓名还是富富有余，我清楚地看到了三个音节，正是同志的姓名。莫非是他不愿意让同事感觉到他与苏方人员有个人来往，乃移花借木到王蒙身上了？反正这个情节我用到《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里了。如果这位同志读到我的自传，也许他会给我一个说明，对不起，冒犯了。
访苏回国，在北方，我懂得了什么是夏日的新旧两天之间的交替。乘着飞机，眼看太阳在偏北方向（不是西方）落下地平线，这当然意味着原来的一天的结束，几分钟后，则是太阳差不多从原来落下的地方略略靠东那么一点点，仍然是北方而不是东方，丝毫不知疲倦地升起了，这就是新的一天。
举一反三，我们也可以想象北方的冬季，太阳从南面的某一点升起，不久又堕入地平线下，算是经历了一个寒冷的日子。伟大的北方啊，我们就是这样地经受着你的变化、你的寒暑、你的询问，我们应该怎么样观察和理解你？
我也多少学会了一点应对摩擦。当我听到某个我驻苏使团的人说话倨傲，用那种吓唬小孩的口气对我们进行训示时，我的回答是，既然如此，我建议取消这次访问，他反而没了词儿了。我想起了吴泰昌的妙计，有一次到海滨度假，一位朋友晚间出去游玩，另一位朋友非说此人可能遇了险，吴泰昌乃建议，立即请求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派舰艇去附近海面搜索。吴的夸张百倍的主张，吓退了另一种像煞有介事。其实我们都知道，对付太“左”的人，你不妨给两句比他还“左”的话，让他知道知道你的颜色。
果然，这位同志至今以极端僵化而闻名，他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反了又反。
还有一次是苏方电影委员会主任与各国代表团会见，我等了十分钟，还没有排到我，我想真是岂有此理，立即回房间休息去了。等你想见我时再来请我吧……
回国后没有休息就立即去上海参加《上海文学》的一个发奖活动，也是为李子云同志捧场。我很累，参加完颁奖活动还要到东海舰队参观访问，我们坐夜船到了宁波。一夜涛声，一夜马达，一夜无眠。在宁波住了一宵，住在天一阁的一个老式挂罗帐的床上，仍然无眠。然后到达东海舰队，搞发奖活动。各项活动事毕，入夜睡到三点多，一辆车走了六七个小时把我送到上海，应上海《文学报》之邀做一个文学讲座。那时上海的文学人员之间还有些个小矛盾，对于我并不特别熟稔的《文学报》，我是格外不敢怠慢。我讨厌把人分成山头、圈子，我绝对不承担任何与山头、圈子有关的义务与机密。但是我太累了，我的大脑已经是一片空白，同时我有些拘谨也是事实，一九八四年了，我的地位看涨，我的言论被许多人——友人与不那么友的人所注意，我也知道确有人对我狼视眈眈，我不能送货上门，投其所需，自取灭亡，给极左的与极右的爷儿们腾道儿。
如此这般，我专讲不知所云的话的恶劣印象、恶劣影响已经留下。上海文友陈村老弟，多次著文，说是王蒙讲话的特点是不知所云，以及其他云云，倒也是咎由自取，无处逃脱。类似的事并非只此一件，不劳也不宜赘述了。
到了八月下旬，我应邀到烟台参加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作者集会。第一次到烟台，很惬意。我带了爱人和女儿、石儿，他们的开销是我自理。
烟台活动后我去了青岛，也是第一次到青岛。感谢当时青岛文联的负责人姜树茂先生，他陪我们在烈日照耀下爬了一天崂山，我们爬的恰恰是光秃秃、硬邦邦、无树无水无泉的那一面，不是后来我知道的清幽邃秘的北九水。石山、临海，仍然别有风味。一面爬一面想着蒲松龄的《崂山道士》，便觉得足下石径别有仙趣。在一处石壁上还看到李白的咏崂山的诗：
寄王屋山人孟大融
我昔东海上，劳山餐紫霞。亲见安期公，食枣大如瓜。中年谒汉主，不惬还归家。朱颜谢春辉，白发见生涯。所期就金液，飞步登云车。愿随夫子天坛上，闲与仙人扫落花。
名山因名作而益名。我后来才知道胶东，崂山，是中国道家文化的中心，这里的山色、海景应该是不凡的。我们爬了一天，最后到达了崂山著名道观太清宫，说是蒲松龄曾在此居住，并以这里的一株花为题写了《忍冬》。一九八四年，旅游还没有开发，太清宫一片破败，随意出入。现在修得很不错了，也要收门票，张罗导游，能多收几个钱就多收几个钱了。
此后不久，姜先生因病去世，据说他有不快之事。因不快而不快，才是最大的不快。战胜不快，竭尽全力快了再快，就永远不会被不快所压倒，就等于把“不快”这枚手雷扔回给对手，岂不快哉！而畅爬（我不说是畅游，而强调是辛辛苦苦地爬，爬得腰酸背疼颊烧口渴腿颤悠脚磨出茧子）崂山，这种豪迈与傻气已经是此生不再了。悲夫！
一九八四年初冬，我应沧州的《无名文学》主编李子（李树栋）与沧州专员郑熙亭的邀请，到沧州讲了一次《中国文学的济世传统》，这个内容的选择，与我的头衔有关，这是不能掉以轻心的。这是时隔四十五年后首次回到故乡。署前街、水月庵、铁狮子等地名使我感到似曾相识。
我也去了南皮县潞灌乡龙堂村。乡干部们热情地接待我，但是他们每个人的衣衫都不是囫囵的，不但有补丁，而且有开绽之处，就是说，每个人都多多少少地露着点皮肉。遍地盐碱，穷困异常，我为这震惊。提起我上一辈人的名字，他们居然也还知道，并告诉我原来的房子已经拆除了。
晚间，我翻阅沧州与南皮的县志，在南皮县志的大学生名录中，找到了父亲与伯父的姓名。有一首歌谣，两者都有，只有一字之差。
那就是我最爱引用与诵读的：“羊巴巴蛋，用脚搓……”这是沧州版的。“羊巴巴蛋，上脚搓……”这是南皮版的。一比较，就显出俺们南皮的优越性来了，当然是上脚搓比用脚搓更特色，更乡土，更朴质。其后说到喝醉了老婆打死了，怎么办呢？应是“有钱的，再说个……”有人背诵成“有钱的再娶个……”也完了。我们家乡都叫“说媳妇”或“说给人家”（女方），因为从陌路人变成媳妇的过程是一个“说”的过程，找媒人，去说合，各种条件讲好，媳妇就到手了，就等着过门入洞房上床了，是说而不是娶，我真担心将来人们忘记了这个“说媳妇”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