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三章《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23）
22.清明时隔二十三年，我现在写到这段历史，写到我在反精神污染时撰写的散文诗《清明的心弦》的时候仍然在自问：什么叫清明？为什么要用清明一词？我的经历的特点是丰富，是复杂，是多次转折——被一位教授称作“拐点”的，是时有的困惑和混沌，然而我追求的、我向往的是清明。清就是清楚与清纯，明就是明白与明朗。清明就是心里跟明镜儿似的，跟泉水似的，跟雪山似的，跟明月似的。我的起点是革命，而革命的前提是阵线与目标清楚分明。革命的成功与随后的发展却又使自己难于清明……已经过去了混沌而又迷茫的年代，已经度过了发烧和自爆的年头，已经不再那么依恋梦想，至少已经知道梦与醒的区别。已经不再那么泪眼惺忪，至少知道了悲情的不足恃。已经不再那么以别人的哪怕是人众的与要死要活的喊叫为依归，而是要保持一种静谧和理性。已经不那么轻信做英雄状的声嘶力竭与做窦娥状的指天画地，而要独立地、负责地去面对真实，面对别人，更敢于面对自己的良知。
尤其是，我说的清明首先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不清明什么，不可能做出的自信无误的判断有些什么，没有把握而且可能错误的有些什么……就是说，清明地知晓自己不可能事事都清明，历史本身就有点不清不明，世界本身就有点不明不清；而绝对不妄以为真理已经到手，不误以为自己或自己感兴趣、自己有过经验或有过知识的，即自己的智力勉强能够达到的判断，就是救世的不二法门，不狂想所有与自己认识不一的人都是坏蛋或者蠢材或者阶级敌人。不动不动自认为是或即将是人民的领袖、世界的审判官、知识分子的良心、普天下的救世主——像某些伟人那样，更像某些充满英雄欲的自以为是伟人、其实尚未成为伟人的人那样。英雄欲一词，是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先生的最好的一位女作家友人所说的。
也许对于我来说清明只是一种沉静，一种自慰，一种乖觉。第一，领导就是领导，你不可能取代领导，扭转领导。第二，领导无意像毛泽东时期那样从文艺问题上做文章，发动全国的阶级斗争。第三，领导是真心真意地搞改革开放，搞发展，而改革开放发展不能乱。这是大局。第四，你如果是个写作人，你如果无意搅局，你就受不上多大的压力，你就有许多适合你的事情、你喜欢的事情、于国于民于文有益的事情等着你做。第五，这里有一个因素就是时间，时间会化糊涂为清明，化强梁为公正，化荒谬为合理。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毕竟今非昔比，没有大麻烦，不必一惊一乍。任凭风浪起，稳坐书桌前。
不，一九八三年，直到二〇〇六年，我并没有做到完全的清明，我只是确定了清明的目标，清明的愿望，清明得暂时摸不着门。那时我能做到的其实还不是清明，而是少安毋躁，沉静观察与等待，如此而已。
我想起先父常常向我引用的荷兰哲学家、靠磨眼镜片为生（这也说明了他的光学修养，也没有听说过他大闹脑体倒挂问题）的斯宾诺莎的名言，对于这个世界，不哭，不笑，而要理解。而我们这里太时兴大哭大笑、大爱大仇、大杀大捧而并没有理解了。
当然，这远远不够，清明基本上没有解决价值的歧义、价值的辩诘、价值的激情指向，更没有发动起献身的道德精神与崇高情操。然而，是时候了，我们应该在清明的前提下解决价值的纷争，我们应该重视逻辑规则、计算数据与永无止息的诘问、实验与证伪。我们应该在重视认知判断的前提下重视价值判断，就是说我们只有知道了对象到底是什么，不是什么，正面、反面、侧面、上面、底面到底是什么，而且还有不是什么，再做出对象是道德的抑或是不道德的判断，做出对象是崇高的还是平庸的还是卑下的判断，再欢呼万岁或者视若寇仇。我们不能见到一个抱着炸药包状的人就认定他是烈士，不能听到大言谩骂就觉得振聋发聩，听到念念有词的恶咒就觉得出血过瘾，见到美女就怀疑她是白骨精，见到眼泪就想报仇，见到旗帜挥舞就想冲锋，听到锣声鼓点就满地打滚。我们不能欣赏盲目，造就蛮干，用捶胸顿足代替理性明辨。我们还要重视认识的过程，不要以为到了你那里认识便已完结，历史已经告终，结论已经完成，这样我们便允许存疑，允许讨论，允许各抒己见，允许冷一冷再说。
这些都仅仅是常识，大致高小程度的人都可以理解的。但是国人的乃至世人的多少悲剧都不是出在高精尖而恰恰是出在常识性问题上。我们太习惯还没有弄清楚真相或者只听到一面之词或一种情绪化的言语就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声色俱厉，如醉如痴了。
我们为什么不能想一想，地上建立的社会永远与梦想中的天堂有区别，理念的实现总要打些折扣，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当然是一种极好的理念，现实生活中利己的言行能够不损害他人的与公共的利益则已属良民。百战百胜、万寿无疆都只是美好的愿望，任期内兢兢业业、务实负责、知进知退、细水长流，却是可能做到，乃至必须做到的。话说得再大、再好不能增加水源，哭得再刺耳、再乖戾也不能改善环境。千万个大孝子争着以己之道以己之药（方）尽孝，而且互相攻击对方是忤逆、是弑父、是罪不容诛，不如各自为父母做一点少争议的小事……这些，有什么艰深吗？有什么拗口吗？为什么我们的伟大国人，硬是不甘心、不情愿、不解气、不屑于正眼瞧它一眼呢？
然而这个年头我其实完全没有弄清明，我不明不白了。出现了关于是“不要搞精神污染”还是“清除精神污染”的语义学的辨析。出现了不同的、确实不同，然而不能说是不同的声音。就是说，说是本来只是“不要搞”，结果弄成了“清除”，错了。说是不知道是谁上当了。出现了各地的“清污”重走“文革”路
——剪丝袜子、改发型、没收一些书籍——的警报。天知道所谓“现代派”也成了众矢之的。由于创作了一些新型剧本而初露头角的高行健情绪大受影响，他吸烟又多，怀疑自己染上了肺癌，几乎已经在做告别世界的准备，正是此时的出游散心，成就了他的《灵山》的写作。而《灵山》云云成全了他的诺贝尔奖。他的获奖又使人们警惕到了西化与分化的图谋。另一些人则垂涎三尺哄闹八丈，并以此来将生活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的作家的军。无怪乎张承志说，文艺圈里游动着一些臭鱼烂虾。政治、生活、文学与游戏，亲爱的，请告诉我：哪个更政治，哪个更生活，哪个更游戏呢？至于文学，滚你娘的去吧。
我亲耳在一个高级场合听到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用英语表述就是“somebody”）讲“群众反映”道：“现在是搞资本主义的没事，说资本主义的挨批。”于是另一位“somebody”答道：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这是从小平同志那里就一直在“正名”未已的。
约两个月后，又（含含糊糊地？）说是清污不提了，不搞了，文友们当然表示庆幸，欢呼，像是去掉了不少压力。只是一度代表了污染的周扬同志的处境似乎仍然不妙。倒是频频让他出镜，观看这个展览，出席那个会议。他去了一次广州，在洗浴室摔了一跤，语言中枢出了问题，话也说得不那么清明利落了。
我去看望了他一次，只是在提到即将召开的京西宾馆座谈会的时候，他突然目光如电，语带威严地问：“开什么会？”我对他老人家开玩笑说：“您养病吧，别的事有我们呢……”在座的还有梅绍武先生的夫人、英语专家龚女士。周扬笑了，脸上重新显出了病容。这使我印象极其强烈，感受一言难尽。正如有些人不一定是好意地说过的，他领导（统治）了中国的文艺界数十年，他已经习惯于指挥、规划、保护或者整顿文艺了，特别是在“文革”以后，我十分感慨于他的反思、他的歉意、他的决心，他的将一切经验教训将革命的历史概括成理论方针的努力。我也是很愿意听从他的领导的。但是，我其后慢慢清楚，更重要的不是你的概括能力与分析方法，不是一个个辉煌的概念与天才的命题。碰到问题，碰到麻烦，应该是依法解决，依既定的方针政策个案处理，而不是遇问题就调整政策，遇麻烦就改变方针，处理某件事就提出新的理论。不能老是一个人感冒，全国陪着吃药。诊断一个人是心血管疾病还是腹外科发炎，当属不难。而讨论、分析全国文学事业主要不良倾向究竟是上火还是受寒，是阴虚还是阳亢，是姓资还是姓“左”，再讨论八十年也未必清明。理论思维太发达、太豪华了与理论思维一窍不通一样，都是灾难。一个中国这样的大国、穷国，人口最最众多的国家，你怎么概括才不是挂一漏万？才不是自说自话？你连生命都搭进去地努力与贡献，到底怎么样才能避免缘木求鱼、刻舟求剑，扬汤止沸，熊瞎子掰棒子——随掰随丢呢？
亲爱的周扬同志，你对我的，我要毫不顾忌地说，你对我的青睐与“施恩”我完全明白，我永远感激你，想念你，亲近你。然而，你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痛苦的努力本来可以不做成那个样子，你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退而成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后，您本来应该往后潲一潲，您本来不应该那么天真地自信，那么舍我其谁了啊。
这就是周扬、夏衍这一代革命家、革命的文艺家、革命的知识分子的特点了。他们一辈子追求的是真理，为真理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在他们自以为的真理面前，他们会热血沸腾，天真地兴奋起来。当我读到一位绝对可爱的青年写到青年时代周扬的仕途如何如何的时候，我真是为周扬感到了受辱。周扬是旧社会的反叛者，是“砍脑壳党”，是真正服膺毛泽东的战士。这一代人至少在初期，没有那种仕途官僚的庸俗与实利考虑。追求仕途的人更可行的选择是投靠国民党政权。正是他的追求真理的执着才使他成为革命者，正是他对于真理的须臾不可暂别，才使他在经历了“文革”的挫折以后苦苦地，我要说是悲情地思考了再思考。“文革”后他讲过，有两条主要的教训，一个是社会发展阶段是不能逾越的，一个是中国的发展是不能脱离世界的。这两点提得很有深度，可惜他没有展开论述，也没有相关的文字。至于异化与人道主义云云，反而离我们不是那样贴切与实在。如果不是急于搞到《人民日报》整版整版地发，本来这两条也是极宝贵的思考的果实。我是多么希望今后，我们有更广阔的理论探讨、理论创新的空间，鼓励思考、珍惜思考，容许不同的意见共存共论、互争互补，通向真理。目前西方已经有下述的论点，一切真理的发现与掌握，都必须经过谬误的垫底，没有初期的各种后来证明其为荒谬的假说，就没有此后的向真理的靠拢，在一定意义上，这是通向真理的必由之路。当然，这不是说谬误与真理没有区别，不是说越谬误越好。应该允许谬误，也允许别人指出谬误，还允许被认定是谬误的主张人答辩，允许人们体察谬误中的某些真理的元素，与真理中的某些谬误的元素。
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我已经不那么年轻，我已经不那么相信概念的区分，命题的转换必定能够决定一切。我知道了一个与方针、政策、理论同样同时强大的力量：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常识，这就是现实，这就是趋利避害的本能，撞够了南墙自然就要回头，时时调整叫作与时俱进的智慧，这就是本来明摆在那里的老百姓的利益。执着于概念之争、命题（提法）之争、左右之争与条理之争的大人物啊，你们是否常常倾听生活的声音？你们是否常常得知百姓的愿望？你们是否想到过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之后，许多条文、许多名词可能已经斗转星移，而生活依然长青？
也有特认真、特严肃，我要说是比周扬更周扬的一些人，他们总算等到了发号施令的这一天。他们坚持一定要清除、一定要整顿，他们昼思夜想搞一次不叫整风的整风运动，审查一些人、批判一些人，叫作帮助一些人、挽救一些人，使一些人匍匐在地，哇哇哇地怪哭。这样的哭声我听到过许多次，一次是一位女干部，搞人事的，在“文革”中，每发生一件事她就哭一回。工作组进驻，她哭。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她哭。造反派夺权，她哭。军宣队进驻，她又哭。除了哭，你让她说什么呢？
还有一次是一位年逾八旬的部级领导哭。组织是太伟大了。我开始不明白列宁为什么在与马尔托夫争论时提出，无产阶级除了组织外再无别的武器。慢慢地，我懂了，资产阶级掌握着社会的一切资源，一对一地干，无产阶级常常不是资产阶级的对手，资产者有更好的营养、健康、教育训练、管理经验、资讯准备，等等。但是成千上万的无产者组织起来，你绝对无法战而胜之。我这一生不是没有看见过，一个大人物、大领导、大专家，在组织面前，变成了全无是处、一心求饶的可怜的孩子。大数学家华罗庚就这样地叫组织为母亲，自称是孩子。与组织在一起，乖孩子是多么幸福！多么威猛！与组织较劲，坏孩子是多么倒霉！多么凄惶！
我的这位好领导要开会，要贯彻，要纠正他们心目中的歪风邪气，要使文艺界的头面人物、领导人物、权威人物、老资格人物、小而闹的人物们心悦诚服。这使硬是不想被摆平的作协冯牧同志气得不轻也吓得不轻。冯牧一害怕嘴里就出现一种咝咝哈哈的吸气吐气的声音。冯牧越是害怕，说出口的不太合适的话，叫作授人以柄的话，类似小辫子的话就越多。
……会议开幕时领导兄正言厉色，会议结束时主持人却只剩下了额头上出汗了。而且讲的是另外的调子，什么团结鼓劲繁荣，而且是大团结，大鼓劲，大繁荣，这也更像是革命战争中的口号。开始像是要讨账，会开着开着变成了作揖了。这是怎么回事？那种万众一心地整风、自我整风、一摆就平的年代，毕竟与后来的形势不尽一样了。好汉难提当年勇啊。
当然，是受到了干预，这该多么尴尬，多么难过！他也太为难了。我这样的凡夫俗子当然希望多握手，少批判，多放心，少约束，多鼓励，少指责。当然，这只是庸人政治，（做）好人（的）政治，旁观政治，不负责任的风凉政治，绝对不足为训。我对不起所有信任我的上边和旁边和下边的同志。我听到过那位领导学着巴金的四川口音说：“不要呸（批）评嘛……”他声称“我们”与巴老有分歧。巴金当然可以这样说，他是党外人士，而且年逾八旬。王蒙不能，王蒙有更多的责任，王蒙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那个时期我致力的、费尽心机、用尽花言巧语所追求的就是文艺界的事儿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我只盼着“文革”后的，三中全会带来的好日子多延长一段时间。我希望领导们对于情绪化的文艺人的哭哭笑笑、吹吹冒冒、哄哄闹闹的事情有所理解，不一定看得太重。我希望文艺同行们不要动辄空中立论，横发炮火，大言不惭，却又神神经经，嘀嘀咕咕，汗毛倒立。
然而……谁听你的？事情的发展怎么能让你踏实下来？王蒙怎么能放心？王蒙怎么能做到心里有底，肚里有数，血压回归血压，脉搏回归脉搏？
而且没有底的不光是文艺界，总体工作的把握上，我也看出了一些站在前台的人的没有把握、没有底气、没有经验、没有准头的现象。改革激活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改革也引发了歧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进入了它的一个艰难的阵痛期。
我还记得丁玲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她斥责当前的文艺界是“党风很坏，文风很坏，学风很坏”，她的语言显得很延安，很毛主席，很老革命。
我想起一位比我大个七八岁的小说家李凖讲的话，他说丁老缺少一个参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全党全民反的是右，当时她被判定成了右的代表，她当然倒霉。现在呢，人心思反左，结果她老是站出来反右，证明了她是左。如有高参，应该向老人家进言，你要反某某的左呀，你应该指出某某的反左是假的呀，你要站在广大文艺工作者一边呀……
小说家言，就是小说家言，然而他说得很认真，我听得哭笑不得。
丁玲老师当然不是左的问题。在组织系统上、权威运用上，当然不是她，而是她最不喜欢的人占据着先机。我亲耳听她在短篇小说评委会上与草明争论，草明说评奖首先要注意思想性，其次才是艺术性，丁老说小说当然首先要有艺术性。她的断言是我所不敢说的，道理不说自明，草明也弄得无言。丁老还在鲁迅文学院讲，你们算什么思想解放，我那个时候，一男一女高兴，搬到一起住就完了……说得众学员没了脾气。
其实丁玲同志更有深谋远虑。丁玲同志知道，文艺界的反映，尤其是文艺界的哄闹，远远没有那么重要。如毛主席所言，工农兵学商，东西南北中，党中央才是领导一切的。
同时丁老毕竟是小说家，是性情人物，她不精通斗争艺术。一次合影，她发现身边是周扬，立即起身，避之唯恐不及。而周扬对她，公开场合喜怒不形于色。在一次会议上我亲耳听到丁老说一些带情绪的话，而周扬置若罔闻，根本不予置理。
这期间出现了一件事更令人啼笑皆非，说是《文艺报》上登了张贤亮一篇文章，他提出要在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这个事可闹大了，公然提倡资本主义？这儿报，那儿批（至今此事被somebody回忆，被点着名，被举着例……），《文艺报》，作协党组算是捅了大娄子，被动到没法再被动了。
张贤亮是宁夏的作家，他比我小两岁，不到二十就划成了右派，若干次被关入大墙，劳教劳改，经验丰富。他精力充沛，好事好动。说是“文革”开始那年，他从劳动教养中放假回家，走到西安看到临时工造反团他就不回家而跟着闹上了。自我保护与自我表现，哪个欲望更强烈，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他自己告诉我说，三中全会以后，他本来是要在经济学上一显身手的，但是他写的经济学论文无处发表，只好写小说，一篇《邢老汉和他的狗》居然打响了。从此新作不断，以苦情悲情却时不时地来点“资本论”之类的高论而引人注目，成为著名作家。不但写小说，也发表各种高论，如知识分子有天生的反党危险，他这个高论还颇受坚持清除污染的领导大兄的赏识。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流行讲什么信息决定一切，他向全国宣布要办一份供全国作家阅读的信息型报纸，后无下文。还有他多次倡议，就是要搞一些北门学士型的御用作家，中国这么伟大，还能没有几位御用作家吗？他多次讲，这些从一九五七年的另类归来者，正是三中全会的既得利益分子，是最拥护三中全会精神的。他引用毛主席讲小资产阶级要用小资产阶级面貌改造党，而无产阶级要用无产阶级的面貌改造党的论断，大讲要改造党，引起某些人的反感后，他以毛主席的旗号来捍卫自己的论点。
如此这般，就算以这些经不住太多的推敲的高论为据，他也绝对不是反社会主义者不同政见者，最坏的情况他也只是一个爱出风头、爱一鸣惊人的清谈家。当然，他的先搞什么特色的资本主义的论点，不可能不引起极大的警惕，堪称荒谬，小儿科胡言乱语，没有什么太严肃的意义，反映的毋宁说是姓社姓资的愚蠢与幼稚。怎么办？不能听之任之，也不宜当真按要搞资本主义否定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批，《文艺报》、作协，都不能没有态度，又都不能以抛出张贤亮来了事。
这时我想起的是胡绳同志。在中央开会期间我得以认识胡绳老师。早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地下时，我已读过他的宣讲辩证唯物主义的小册子，当然是非常佩服，非常尊敬。他有一次与我聊天，问起张贤亮来，对张的著作表示了兴趣。我乃与胡绳同志讲了《文艺报》与作协面临的问题，讲了张的言论，并提出一个建议：由《文艺报》派一个资深记者来访谈胡院长（时胡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这个建议胡老同意了。这样胡老从理论和历史的高度讲了中国为什么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道理，心平气和，引经据典，条分缕析，头头是道，叫作富有权威性、说理性、总结性，与爱护性。既做到了原则分明，又做到了心存善意，我觉得此事处理得还差强人意。这一类的事就多了，仅仅一个张贤亮我就帮了不止一回。潇洒风流的这个家伙并不知情，ok吧。我还尽量帮助一位女作家，她因了与一位有妇之夫的人的爱恋而被告状得一塌糊涂，她是预备党员，同支部已经有人摩拳擦掌，要延长她的预备期或取消其预备资格，我便建议暂缓讨论，缓了一年，风声渐过，她按期转了正。如此这般，我追求做到的是允执厥中，恰到好处，不在这里一一提及，也未必便于一一提及了。
但也有时候做得不够好，甚至令自己左右为难。其时，社科院文学所据说是民主选举出了所长刘再复，刘再复当时提出（文学作品）“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论”与“文学主体性”论点，我不甚解其详，但觉得还有些新意，对刘有一种好感。“二重组合”一书，销路极佳，我曾与胡乔木同志提及。胡老说，这是由于读者误以为是讲男女爱情的了。我听着好生离奇，无法判断真伪。天下之大，何事无有，何说法无有？
此时我家住虎坊桥，离《光明日报》很近，连续给此报写过一些文艺评论，如《社会性不是文学之累（读第三声，是累赘的意思，不作疲劳解）》等。一天《读书》杂志负责人董秀玉到我家来，说是刘再复读了我在《光明日报》上的系列文章感到不快，认为我的文章是在批评他。我乃大惊，对于刘的探索、好学、苦思我都是喜欢的，而且其时刘也常常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字，当时社会上还有一个说法，说是这本愈来愈有影响的知识界杂志偏爱刘再复、李泽厚与王某的文章。我连忙请董主编代为联系，携书去看望示好。
这一段时间文艺界确是常常被内部通报。今天某作家说是文艺家讲良心，政治家不讲良心。明天某作家批判民主集中制。今天说是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也怀疑了，明天说是某杂志举办笔会（就是请一些作家到某风景地，吃吃喝喝，谈谈约约稿），有什么不良倾向——至少是成全了不止一对野鸳鸯。今天有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话剧问题，明天有什么礼平的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鼓吹宗教，取消国共两党界限？），今天有叶文福的诗《将军不能这样做》，明天又有刘某的报告文学引起了他写的地方党委的抗议。我的感觉是专门有人在那里搜集作家、艺术家特别是他们中的头面人物的言行动态之类的信息向上汇总，上边的反应也特别快。连本市文联某一次政治学习作家到得不踊跃也能听到反馈，说是工人有罢工，商人有罢市，作家竟然罢学。作协对这些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被动应付，拖拖拉拉。文艺界则普遍认为现时的开放还远远不够，听到任何批评整顿之类的话都烦得不行。但同时对付对付，用一位女作家的名言就是“反正我不往枪口上撞”！
而众文艺界领导干部则仍然无止无休地进行争论。有人总结，说是一是关于三中全会精神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当前是以着力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批判两个凡是，强调解放思想为主呢，还是以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为当前要务呢？另一个争论则是反左与反右的问题，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难道不应该以反极左为要务吗？这是一种意见，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文艺工作中，有左的偏差，也有右的偏差，至于众文艺家中，固然有左，尤其偏右，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是正确的，当前，尤其要强调反右，因为确实有人借反极左之机，否定党的领导、否定党的文艺方针、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乃至老根据地的一切文艺成果。
一位领导兄干脆总结这时的争论说，现在的文艺问题是：不三不四，左右为难。
也怪，左与右在中国与在苏联的解读完全不同，在苏联，要求激进改革的被称为左派，而持相对保守一点态度的叫作右派，在中国，主张改革太大发了，就是向国际资本主义太靠拢了，算右派，否则相反。都有理。
与左右有关联但又含义不同的是，在中国，应该以批判封建主义为主要任务还是以批判资本主义为当前要务呢？说不清楚，反正兴无灭资的口号是不提了。封建主义的事也不怎么提了。批封多了，似乎像是要右啊似的，那么批资呢，当然是左了。批封呢，像是要走向现代化；批资呢，好像是要永葆红色传统。这些问题都谈得很大、很空，但是愈是谈这些大而无当的话题，就愈显出水平来了。我想象，谈这些、批这些，也是有瘾的，吃饱了研究大问题，也是一种气派，一种自我充实，一种提升自我的操练。
这种概括与统揽法的一个特点是，不论文艺问题是怎样表现、怎样争论起来的，都是方向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了，四十年了，除了文艺界，哪儿都是社会主义方向了，而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从来没有解决过，也永远不许说是已经有了方向。舞台上女演员穿少了，是方向问题。出书出了太多，不那么马列、不那么革命的册子，是方向问题。小说里有牢骚，是方向问题。画画画得耳朵不像耳朵眼睛不像眼睛，也是方向问题。唱歌洋嗓子太多、下不了乡，当然是方向问题，电影蒙太奇耍得太花哨，还是方向问题。“文革”中被称作“黑线回潮”的一种表现就是说有人主张“方向问题解决了”。就是说谁认为没有方向问题了，这本身便是方向有问题的铁证。认为没问题便是有问题的表现，这样的逻辑严丝合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么多文艺工作者，又是学习，又是劳动，又是批评，又是自我批评，又是戴帽，又是摘帽，又是耳提面命，又是亲切鼓励……却硬是始终解决不了方向问题。
时至今日，有几个领导敢说文艺界没有方向上的麻烦？
方向有没有问题？当然会有大大小小的问题，更多的应该是具体问题。问题在于，靠大叫方向有问题并解决不了方向问题，而只会使大多数未必有方向问题的文艺战士整天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整天转向，整天拐弯，终于越转越五迷三道，再也找不着北。好比是花样跳水，腾空翻1080度，转体720度，你判断得出他的方向对不对吗？如果翻腾1100度，再转体760度呢？算是方向错误还是动作过头呢？而何谓方向、究竟是不是方向问题、是严重的还是一般的方向问题、到底怎么样才算解决了方向问题谁说得清明？就是说不但文艺工作者的方向成了问题，方向的方向就更是争得打破头颅的问题，领导文艺的方向选择，掌握方向的罗盘的操作，直到更高层对文艺问题的倾向，就是说方向的方向的方向……也已经成了争不清说不明的问题，苦啊！
用阶级斗争与反倾向斗争纠偏斗争的方法来领导文艺，用一个提法来推动文艺……怎么说怎么有理，怎么说怎么有事例为证，怎么说怎么符合事实，同样怎么说也都既有人欢呼也有人骂娘……回想起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的这个阶段，差不多也就是这种抽象争论、路线斗争、端正方向斗争的黄昏岁月了。
新的领导方法并不是放任自流，自由世界，而是改理论思想的纠偏为力图严密的管理，不争论，不炒作，不咋呼，不动声色，堪说是不吭气地管住管严，天下太平，令“有害信息”无法出笼，一出笼也先挨上一棒子，再一棒子；个案处理，不搞左右之类的概括，以行政性、具体措施性管理取代意识形态的唇枪舌剑，对待创作者尤其是名人放宽尺寸，团结帮助，以礼相待，而对于发行者、经营者、编辑者各级各单位大小领导干部严格约束，以行政性奖惩取代理论观点性激战，主要是运用行政权力而不是话语权威来管……这些都是后话，而此时已露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