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八章《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38）

37.十八岁出门远行

老觉得自己有一个使命，充当中央与作家同行们之间的桥梁，充当文艺探索的保护者，谁让我有这样的叫作“说得上话”的条件？一天下班回到家，很疲劳，晚饭尚未做好，我随手拿起一本新到的《百花洲》杂志，看到一篇比较短的小说：《四个四十岁的女人》，作者胡辛，用《一千零一夜》的方法结构，四个女人掷硬币决定顺序，先后叙述自己的命运。贫贱女流百事哀，何况又赶上了政治运动啦，灾害饥荒啦，天南海北啦，但她们又都没有失却爱心，失却善良，失却向往，失却生命的力量。我说的是向往，没有用理想这个词，理想用在这里可能显得太理念化、标准化乃至规范化，从小不就进行远大理想的教育吗？

我很感动。我向《小说选刊》推荐了这篇小说，它获得了当年度的短篇小说奖，然后作者的工作岗位也有变动，我不能说我的偶然发现与推荐改变了作者的命运，我只愿说毕竟推动了作者此后写出了更多的作品，例如《蔷薇雨》就写得不错，仍然饱含着对同时代姊妹的命运的关爱与叹息。

在一九八七年年初，芳推荐我读了《北京文学》上刊登的余华的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这是他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情节有点忽悠，新一代年轻人的心理状态写得极妙，满不在乎，饶有兴味，视险如夷，前途无限……而且，他这篇东西的题目起得太好了，用“十八岁出门远行”来表述一个年轻人的精神生长点，上哪里找这么好的言语（不叫语言）去！

我写了《青春的推敲》一文，重点赞扬了此作。

此前一九八三年我首次去贵州，住了一回花溪，读到了石定（本名石邦定）发表在《山花》上的小说《公路从山下走过》，为它的乡土气息与文字的含蓄精准而大为赞赏。我将它推荐给《小说选刊》，同样评上了当年的短篇小说奖。后来石定担任过遵义文联主席、副市长，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贵州省副主委、遵义市主委等。

我也喜欢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与《黑森林》。那个年代的广东、深圳、珠海都给人以不同的感觉，不仅是经济，而且是气氛。以至于胡乔木同志向我提及，说是有一篇小说写改革的艰难，最后以改革者离开原工作生活地点迁往深圳终篇。乔木同志抱怨道：“这不成了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小说描写一个有为青年最后到了解放区吗？”

我笑了，我还想到，百老汇的音乐剧《屋顶上的拉提琴者》的光明的尾巴是主人公即将移民美利坚合众国。

笑归笑，有这么个气氛，幼稚也罢，幻念也罢。

回到一九八七年，同时我也为残雪的《天堂里的对话（续篇）》而感动，有一些凄美，有一些酸楚，有一些奇绝，也有一些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的好意。我立即写了一篇评论。

每次你不由自主地吻了我的嘴唇，我就说：“亲爱的。只要我说了这句话，我马上变得苍白而冰凉，然后左右环顾，躲开想象中的黄蜂。”（此段引自残雪小说）

完全是诗一样的句子。一种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对于爱情的苍白而冰凉的体验……

有绚丽和火热的地方就一定有苍白和冰凉……比如说林黛玉，如果她终于对贾宝玉说了“亲爱的”，她难道不会因苍白和冰凉而晕厥倒地吗？也可能是因为“想象中的黄蜂”，这一句在残雪的小说中已经够直露的了。也可能只是因为病态的、哈姆雷特式的怀疑。请看，作者又写道：

“我的左腿患有萎缩症，你把我错认成某个黄昏蹲在河边扔石子的男人啦……因为你说不定会在一天早晨消失在人流中，成为无数陌生面孔中的一个;也说不定我不走开，只是我认出了你不是黄昏扔石子的那个人……”

“黄昏扔石子的那个人”，可以把他理解为作者的一个回忆、一个幻影、一个梦想，总之……正因为它是主观的，所以它常常使作者对客观的存在不放心。这种对于客观世界、对于所爱的对象的不能肯定、不能确认、没有把握的感觉，谁能说仅仅是一种病态吗？

有一年在南京的一个座谈会上我听到了一个可敬的好作家（《柳堡的故事》的作者）对于残雪的无法接受与颇多声讨。残雪的特殊风格使她难于被理解，同时我认为，如果我们的文学能够容括残雪，那至少说明我们在艺术上已经有了更好的雅量，我们的精神生活有了更广阔的空间。我在评论中不得不边评边讲解，充当一个绝不讨好的解说员的角色，因为人们之所以不接受残雪，首先是因为“看不懂”，人们已经习惯于只读自己懂的大路货了，而且，要想让人家读了就懂，首先得主题鲜明，教育意义突出，故事有头有尾，题材便于划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想请读者接受一点艺术上心灵上的拓展，你不能不费点力气。

后来残雪告诉我，本来当时已有某级领导部署了对于残雪的批判，后来因为王某有文章，才保了她。

我一直以支持过她、保护过她的年长的朋友自居，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了她还诉苦她的作品常常发不出去。她面临一种困难，坚持独特写法，她会自我重复，改变怪异写法，她会失去自我。我乃帮助她与例如《花城》杂志建立联系。直到近年收到她的一封几近切割的信，此信表示，她感到我的近作读不下去，感到王某确实已经太老了。使一个有艺术特色的女作家感到了本人的衰老，我该怎么样自处呢？

你希望中国的文学园地接纳更多的异数与变数，然而有一种数更习惯于唯我一数，排斥其他的数，包括排斥你。你以为，你是文学之海的一个符号，你号召不择细流（地容纳一切），不论那细流如何遥远与各色，自珍与封闭。然后细流宣布决不容忍海洋。文学能不哏儿吗？其实早在一九八八年我喜欢的评论家吴亮已经著文宣布王某的“过时”了。我在当年的旧体诗《阳朔行》中，曾经流露了我对于为某些青年所厌的伤感心理：

烟雨

朦胧非做意，烟雨共春多。

须叹眸瞳浅，何伤峰嵯峨！

马象石

亦马亦如象，凭君视不同。

白石焉有诈，神异是天成！

大榕树

树大难为用，横生未可知。

何劳问轮理，留影便相思。

青蛙石

青蛙踞山脚，欲跳欲淹留。

留去难知命，客将教我否？

怪石

君作桂林游，君称漓水秀。

良朋集四海，谁解怪石愁？

到了二十世纪末与新世纪初，学者朱学勤教授又多次宣称王某之过时。我又

为诗道：

过时雁唳意陶然，心在白云苍狗间。

发未萧疏身已旧，文犹酣畅兴初阑。

再闻时过喜如狂，旧浪推前唱大江。

日月光华纠漫漫，易薪传火本寻常。

过时非过笑非时，谱罢新章谱旧词。

何当共饮趋时酒，却话悠然过气时。

我想起了有名的马克·吐温的笑话：“没有比戒烟更容易的了。我已经戒过许多次香烟了。”同样可以造一个句子：“没有比王蒙更过时的人了，从二十年前，每隔几年我们就宣布他过时一次……”

回想起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桥梁感、使命感未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中心感”乃至于“领袖”感。这样的“感”确已过时了。虽然我至今仍然爱管闲事，例如新疆维吾尔族作家买买提明·乌守尔的小说《胡子的故事》也是我近年推荐给选刊的。桥梁，做得好了是左右逢源，弄得不好了，却是两面夹攻，自找霉头，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老子的知白守黑我很感兴趣。我想如果知黑守白也是可贵的，我却没有做到。我常常在一些谈话中指点激扬，对旁人的作品评头论足。文章是自己的好，绝大多数作家是不许旁人说自己的作品的不字的。我在与王干的谈话中说到此长彼短，乃犯了同行间的大忌，当我说到某人的作品重复某个情节——从河里捞出女孩儿来成了配偶——缺少创新之后，被说的同行大怒，一直讲：“请问王蒙在党性问题上怎样创新？”河里捞美女婚配，这怎么成了党性问题呢？我想起了马林科夫的名言，典型问题是一个党性的问题。

张辛欣的《同一个地平线上》一出，显露了颇不俗的才华，但是有领导对她的作品不满意，视为现代派的标本，视为宣扬了什么极端个人主义。时值《中国青年》杂志讨论一个被捏出来的人物“潘晓”的人生观价值观上的困惑，被认为这两件事显示了思想战线上的问题。一位有一定影响的评论家正式著文批评了张作。一时像是出了什么事情。我一直欣赏张的才华，倾心助她。待气氛稍稍好转便专门去组她的稿，后来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刊出了她的大型散文《回娘家》。但此后一次文章中我说到作家的精神状态，我说巴金和张承志是我知道的两位最痛苦的作家，而张辛欣现在的写作是太快乐了。据说也引起张的极大反感，她见人就说王是一贯地迫害她，我只能苦笑。

我其实还是自视太高，我喜欢指手画脚。我相信真诚地批评讨论对于文学永远是必要的，即使为之付出代价，也是值得的。天日昭昭，我的指手画脚为的只是文学。是我错了吗？是我迫害了一个又一个作家——至少是得罪了一个又一个朋友了吗？

张辛欣曾经策划过一次少有的文学活动，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一大批活跃作家与观众见面，加上一些歌咏朗诵、歌舞表演等，张是在中央戏剧学院学导演的，她有这个策划力。相信也只有在中国才可能有这样的活动，其他国家你是组织不起一批作家来的。作家的特点、特长当然不在舞台，而是独坐书案之前。读者有兴趣读书，却未必有兴趣看舞台上笨手笨脚、歪瓜裂枣式的作家。李凖有言：“作家别见面，见面熊一半。”有一位诗人，被一位倾心于他的女读者所迷恋，二人通信经年，定了结婚日期才见面，一见面，女读者差点晕了过去……这个故事有名有姓，有鼻子有眼。

而一九八七年年初的这次晚会，我也领了任务，就是在演出区的水银灯下高声念《青春万岁》的序诗。可惜的是，时值学潮未息而胡耀邦刚刚下台之日，人们很担心此次见面演出会出现人们不希望出现的情况，最后紧紧张张，采取了各种特殊措施，包括对观众也做了相机组织处理，总算平安无事地按期举行了活动。文艺文艺，本来多半是赏心悦目、歌舞升平、轻松愉快之事，却时而显现出危机四伏的紧张，这也算奇了。问题在于，当文艺真正恢复了赏心悦目的特色以后，又有多少人大呼失落、惊呼堕落、怒斥萎缩、哀鸣自己被边缘化啦……

也有些创造有些艺术超出了我的鉴别能力。一九八八年，在美术馆举办了一次人体绘画展，造成了少有的轰动。团区委的一个早先的同事（女）问我，都露着大屁股，有什么可美的呢？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回答。反正我出国时已经体会到，中国人穿衣服是为了遮蔽身体，而外国（欧美）人穿衣服是为了彰显身体的形状与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