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九章《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39）

38.北小街46号回忆一下自己自幼住过的家，也是很有意思的。

头一个记住的是（北京后海）大翔凤，门牌号记不清了。那是先父最“阔”的时候。

后来搬到南魏儿胡同14号，有藤萝架的那个院子，它使我怀念初夏，喜欢藤萝花的蓝紫与清香。家里人则说那是难味儿，那里的日子最为艰难与混乱。

后来是报子胡同甲3号，有假山石和竹子。它使我怀念月夜。我想在那里学郑板桥画竹，未果。在那里，我们只住过一两个月。

后来是受壁胡同18号，小绒线胡同27号。

小绒线胡同是自己的房，分两个极小的小院，堪称“袖珍”或“残缺”型，前院只有南北房，后院则有南房北房与一间小于四平方米的东房，两院都没有西房。后院还有一株大槐树，一到春夏，到处都是“吊死鬼”——一种青虫吊在树上。时至今日，这两个小院仍大体保留。

童年与少年的我喜欢北京的西城区域，北海、什刹海、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白塔寺、护国寺、平则门（阜成门）、西直门，特别是西直门外的动物园、颐和园、香山与西山八大处，都是仙境。

在新疆住过乌鲁木齐文化路五巷6号。东口对着所谓“大银行”，高高的石阶，严谨的门户，那还是盛世才当督办的时期修起来的。乌鲁木齐市第七中学。三间房子，都是土地。伊宁市解放路二巷6号、伊宁市新华东路一巷5号、乌鲁木齐团结路十四中学等。我常常想起在新疆坐着俄式四轮马车搬家的情景，只有一次是两车，一车拉行李与少量家具，另一车拉煤炭木柴，其他各种“家产”，一车就拉下了。

搬回北京，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三年住前三门。前三门，两居室，卧房二十三平方米，我已经很满足，一个重要原因是洋灰地。而在新疆，最好的情况下我住的是红砖地，红砖踩黑了，仍然不如洋灰的清洁明亮。新楼房也显得方正，全部犄角都是九十度。就在这儿，来过日本的汉学家相浦杲，他把《蝴蝶》译成日语，在大阪出版了。她的夫人相浦绫子，至今每年与我交换贺卡。从这里往南望，可以一直看到故宫，无限风光是京城啊。往南，一片灰瓦顶子，可以看到天坛。现在，两边都修起了高楼，吗也看不见了。

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七年住虎坊桥作协的高知楼。号称四室、六楼、无电梯，也好，利于锻炼。有时楼下邮递员大吼：“602的信……”我匆匆跑下，却忘记了带图章，或带下图章又缺少了什么东西，连续跑上跑下。到了这儿，北京的东城西城崇文宣武，我都住过了。

我在这里请曾在新疆担任领导工作的赛福鼎与司马义·艾买提同志吃过“拉面条”，我找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帮忙，他找了一位哈萨克女子帮忙执炊。赛老饮酒后叹息，他曾经想搞文学，后来还学过医，后来还有什么什么搞教育的理想，但最后搞了“政治”……类似的话我也听万里同志不止一次讲过。

顺便说一下，我这里又用了“搞”字，而南方一位文友听到“搞”字就痛不欲生。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搞”字在解放区流行开来，似是来自四川方言。我不认为此字有什么不良含义。当然，有乱搞男女关系的词组。但也有搞好团结、搞好生产等好话。我的朋友不必对解放区这一套语言认生认得一听“搞”字赶紧做惊晕状吧？

一九八七年搬到原夏衍同志住宅，朝阳门内北小街46号。

张承志有一次在这里坐着说：“我喜欢老房子，老房子有历史，有故事，新房子没有。”

这个房子有点历史，说是早先，李宗仁的一个什么关系人住在这里。又说，“文革”中周总理想起了曾经当过毛主席的老师的湖南人、语言学家、国语注音符号的发明人黎锦熙，为保护与照顾他，安排他住到了这里。他的继女是钟红，当年一担石沟的难友，原北京市委文艺处干部。黎先生就是在这个院子里去世的。

夏衍原在北京站附近有一处小院，“文革”中被占。“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他来到这里。

夏老在这里住时我来过，他的卧室只有六平方米，倒是很向阳。挨着他的卧室是一间大约二十平方米的客厅，然后是另一间十平方米的卧室。然后东房两间，西房三间，每间约十平方米。南房是厨房与饭厅，院子倒是方方正正。各房都没有前廊，各房的“进深”都很浅。

说是夏老在此居住时习仲勋同志来看望，发现他住得太窄，乃帮助他将家搬到西单绒线胡同附近去了。

我搬入此小院后，原夏老的秘书李子云说我“全面夏化”了。

这里是一个相当平民化的地区，王朔小说《动物凶猛》（后改编为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提到的烧酒胡同呀，军区医院呀，就在近旁。对面东四三条，很长一段时间是自由市场，活鸡活鱼，当场宰杀去毛，颇显生猛。我的小院左邻是开一间小杂货铺并卖小包子的，右邻是自行车修理铺。主人爱饮酒，有一次醉中告诉我的儿子，头晚上他看到个人站在我家房顶上，经他喝问，那人走了。

我们家斜对过有一处大院子，不知道能不能算大宅门，住过胡厥文与严济慈副委员长，那里是有人站岗的。

平房，老百姓的说法：“接地气”，这个词实在好。夏天，有几次在树下吃西瓜喝绿豆汤，还有过在院里吃炸酱面的经验。但由于有风、有尘土、掉树叶等原因，院子的夏日利用率不太理想。冬季在这里堆过雪人，也因年来降雪日少，没有达到令人雀跃快乐的程度。院内有一个压力很大的自来水龙头，夏日火热时，等到夕阳西下，我的孩子们喜欢捏着龙头滋水，倒还有点趣味。

有一阵，出门往右，对面有一个卖炸油饼的小贩。我由于习惯于早睡早起，常常穿着拖鞋前去排队买油饼。此事通过邻居二中毕业生鄂力之口，传到了新凤霞、吴祖光那里，居然传为佳话，成为王某生活平民作风的事例。其实我是像害怕瘟疫一样地害怕脱离百姓脱离生活的，我始终没有放弃骑自行车与挤公共汽车，每年都有一两次这样的体验生活。

其实也不光是我，有一次我买完油饼回来，正好碰到英若诚，骑着自行车从他家住的南小街过来，说是为了到三条打一碗芝麻盐面茶。当然其时他已经退下来了。

院里有一棵老枣树，品质极佳，只是无人疏枝，产量年年减少，此树已现老态。另有沈宁（夏公之女）手植的香椿。此香椿长势凶猛，如在地下爆炸，它的根系膨胀得使院子里的洋灰砖凹凸不平起来。可惜的是每逢吃香椿芽的季节，我不是出国就是出差，很少吃到鲜。院中有一株石榴和一株柿子，是我们自己栽的。柿子的品质也好，大扁柿，香甜可口，只是没有摘柿工具，每年只是摘几个从房顶上够得着的，其他柿子只供观赏，睁睁地看着红黄艳丽的柿子一个个地堕落，发出沉闷的声音，带来人的遗憾。

而石榴每逢开花，我就默诵李商隐的诗：“莫笑榴花不及春，先期寥落更愁人……”石榴阴历五月才开花，似乎是错过了开花的机遇。我曾经批评过李商隐的“先期寥落”意识，觉得他不够乐观进取。其实总得有人写点这一类不那么乐观进取的诗，才有人生的味道。如果个个勇猛精进，那就不像百姓的日子，只像是集体的冲锋陷阵了。

回想起来，我在这里前后十二年，住得最久，直到一九九九年五一节才走。中间夏老与女儿沈宁还来看过一次。人都有兴致看看旧居旧友，默送光阴的，也是自身的一部分的一去不返。

平房的最大好处是与天、与地挨得近。下雨时候，看得见水泡，刮风时，好像吹入了屋子，风声也凄厉得多。而月夜的月光照得你难以入睡。月移树影，从窗户上看得清清楚楚。

一年四季，朝夕晨昏，阴晴寒暑，全部飞快地影响到室内，冷了，热了，湿了，干了，黑了，亮了……立竿见影。不像密封良好的楼房公寓，一场大雷雨，如果你没有专门去开窗观看，也许会被你错过。

鸟声啁啾，撩人心绪。虫子就更多，室内室外都多。最多的虫子是一种可厌的潮虫，还有土鳖和钱串子（蜈蚣类），然后是蝇蚊，还有来自树木的梨椿象（臭大姐）和甲虫，但蟑螂反从未发生。蟑螂适宜公寓群居。

比虫子更引人注意的是老鼠，夜里房顶上有众老鼠开田径运动会，令人回味起老北京人的生活，也想不出来灭鼠的好办法。后来便养了猫。按当下手机短信上的说法，那个时候的猫还是抓老鼠的。现代化以后的猫，由于专吃罐头特制猫饼干之类食品，已经对老鼠无动于衷。每年春夏，联系街道办事处来人喷杀虫剂，属于绿化事宜。虫子减少了一些，过上十天半月，照旧。我毕竟在东城区工作过，北京市东城区党史上有我的名字，以我的名字与东城区街道联系什么事，挺顺利。

在这个小院子里我多次接待过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诸贤：井上靖、团伊玖磨、佐藤纯子、白土吾夫、横川健等。我们在院子里边坐边喝饮料，相聚甚欢。

接待过台湾作家琼瑶与她的先生平鑫涛。平先生是颇有影响的台湾《皇冠》杂志的创办人。

琼瑶有她相对比较纯的一面，谦虚活泼诚实，给人好感。她看了一些我的书包括国外的译本，感慨地说：“您这才是真正的文学呢。”

接待过我的小学老师华霞菱。对于她的寻找很有趣，有一次与新加坡朋友、建筑业的人物傅春安先生聊天。他的妻子是来自台湾的歌星包娜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包小姐常常回中国大陆演出，与文化部演出公司诸友颇有来往。我说起华老师在台湾。傅先生到了台湾就通过教育界友人去寻找，一找就找到了。电话打到华老师家里，却把菱读成了“美”。说到时任部长的王蒙，华老师相当紧张，忙说不认识。待到傅先生自我介绍，打出了包娜娜的大名，才获信任。

此后数月，形势发展得很快，许多台胞回大陆探亲。我终于见到了华老师。她到台湾后主要从事幼儿学前教育，是这方面的专家。人生有破裂、有分离、有阻隔、有断绝，但历史也提供了相会、相认、相知、相联结、相恢复、相衔接的机会。什么都是能连上的，什么都是能够有下文的。谁能不为中国的百年五十年而叹息不止呢。

我很快在北京接待了于柏林相识的台湾文化人高信疆先生。他的母亲年纪不太大便守了寡，带起了好几个儿子。高先生极其孝母。我约了高先生母子在西单豆花庄晚餐，他母亲却在海关碰到了难题。据说老夫人带了数量不少的纪念手表，想拿到河南老家送给乡亲。拖延良久，只准人入了境。我们吃罢晚饭，我吩咐部里的有关人士去协助办理。高太夫人带的表上全部刻有姓名，不会用作商业用途。最后顺利放行。五年后我到台湾开会，高太夫人把几个儿子和儿媳全部集合，在大华酒店列队欢迎，对我与芳进行隆重招待。太夫人用河南腔说：“人家王部长，那个可是好人哪！”

在这个不成格局的小四合院里，我前后见过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与玛格丽特·德拉伯尔，英中文化中心主任、作家格林的侄子格林，俄苏汉学家费德林、索罗金与托洛甫采夫和尼娜（托妻），奥地利汉学家李夏德，他现任维也纳孔子学院院长。还见过日本学者川西重忠，纽约华美协进会的成员雪莲·柯林，德国汉学家顾彬、阿克曼。

这个小院还有一个好处，离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三联书店最近，有什么事我走几步就到了他们那里，我们来往频繁。诸写作同行，诸编辑记者，到我这儿来过的就多了去了。

这个平房适合养猫。我养的都是母猫，动辄产崽，猫丁兴旺。我从沈宁那边学的办法，用一个眼药瓶，吸上加糖牛奶协助猫妈妈哺乳小崽。我可称是猫奶妈。遇到猫崽太多，易传染皮肤病，我给它们抹治疗体癣的外用软膏。遇到猫崽眼睛不好，则给它们滴氯霉素。据沈宁说这边养猫易丢失，可能有人暗自盗猫，果然，不久我的一只最聪明听话、熟悉我的一切要求的大猫夜间从枣树上上房后就再没有回来，令人唏嘘不已。

大猫留下一只小崽，偏偏是人们所谓的波斯猫，一只眼绿，一只眼黄。但它的听觉似有问题，智商也偏低。它后来长得很大。一次我们出国时间较长，回来时它已病倒。我到东四三条菜市上给它买肝、鱼等，已不起作用。最后它惨叫而死，令人肝胆欲裂。我把它埋在柿子树下了。儿子王山给它行了大礼，并检讨自己在我们不在期间对它照顾得不够。

后来是女儿怀孕时向我提出，养猫或对产妇不利。我终止了养猫，至今。

住在这里有一些细节，仍然难忘。一个是对门是一个公共厕所，虽不甚雅，亦无大碍。每逢环卫工人前来处理装车时，有噪声与气味，平时没有什么。相反我觉得一天二十四小时时有客进进出出，客观上对我这边的治安有利。国人还有厕所象征聚财的说法，不知是否出自务农者喜爱肥料的心理。一个是从我的第一故乡——河北南皮来了一位小伙子，要求我介绍工作与为他的哥哥活动，他的哥哥因偷牛被判了刑。此事我当然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但根本无法与他讲清，弄得我很狼狈。从我的第二故乡，新疆，又来了二人无照经营烤羊肉串，烟熏火燎，呛得人喘不上气儿来，屡禁不止，无法是好。又往后，院旁成了垃圾收集场，噪声、黑烟、恶味，均达到相当程度—此时我已经快要走了。

斜对面是“九爷府”饭馆。我多次在那边吃饭，并戏称为“我家的另一个厨房”，可惜的是这里屡屡经营不善而更换门庭。有一次去吃饭，全馆子只有我这一桌，馆子里的人，人人面如土色，充满了不祥感。我为所动，乃写了小说《白衣服与黑衣服》。一上来我写一个不可爱的人，在一家餐馆举行（第二次）婚礼，主人公白先生参加了这个婚礼并欣赏了餐馆的豪华。但是不久后他来到这家餐馆，却发现了怪事：

……我迈进餐馆的第一秒钟我就觉得味道有点不对。八个服务小姐都靠着墙背手而直立，好像是被处罚站壁角……经理……面色阴沉，好像已经决定自焚，把餐馆与全体员工一烧而尽。我们被让到了正中间的座位上，我觉得我们是被展览被揪出来批斗——如果不是被标上价拍卖。

……有四个菜我们点了但是小姐说没有。说没有的时候小姐不说对不起，于是只好由我说真对不起。点餐馆没有的菜肴，这实在是对他人的一种冒犯。

……四下里一看，世界上最可怕的事发生了，整个一家餐馆只剩下了我一个顾客。

……一阵寒气袭来。我低下了头。我看到自己的裤腿一个长一个短……我想拉一拉裤腿，不小心却碰翻了茶杯，我想抢救茶杯，却碰落了筷子，我去拾筷子，袖子又带下了咸鱼煲，我想优雅地打自己一个耳光，却干脆把一桌菜肴掀到了地上。

……我想起了这里的盛大的婚礼。我想起了执着而又殷勤的小姐。满天星与激光效果。卡拉ok与摇摆舞。跪式服务与信用金卡。连门口都站着顾客，为了吃饭他们排队！

……我大喝一声发现是一个人坐在沙漠和荒草间。在我的面前有一条大蟒，姿态平安地凝视着天空的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