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六章《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36）
35.世界真奇妙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我访问了罗马尼亚、波兰与匈牙利。齐奥塞斯库时期的罗马尼亚仍然动人。时值初冬，从机场到宾馆，看到公共汽车站上候车的穿着老式大衣的欧洲人和绝不“现代化”的老式的非高层房屋，你更容易想起你相对熟悉一点的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塞万提斯、狄更斯、雨果与莫泊桑的小说里的世界。从审美的观点上看，发展有时候不如停滞，现代化不如前现代化。老的欧洲永远比现代的欧洲更好。审美常常向后看，所以作家的眼光是有特点也是会与例如领导人的观点相龃龉的。而布加勒斯特的湖泊与树木极其感人。虽然是城市、是首都，然而你没有离开自然。清晨散步，我动心于深秋黄叶大树，动心于清凉的湖泊，寄情于栖息着、飞翔着的成群的鸟儿。散步在街巷的石路上，时而看到美丽的猫儿与狗子，看到稀薄的炊烟、古旧的门牌与缓缓启闭的门户。东欧由于发展得慢反而更亲切和迷人了，当然这只是游客的心理反应。
其时布加勒斯特常常停电。看电视，一般为黑白片，“领袖”齐奥塞斯库与埃列娜·齐奥塞斯库一出现，立即改成了彩色片。这种做法显得相当儿童化。使我想起老子的名言：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不必考虑老子原意）？我想起我在美国建议为齐与夫人干杯的故事来了，希腊裔的我的英语教师尤安娜拒绝为埃列娜干杯。不知这是酒桌无政治还是酒桌太过政治的一例。我其实很在意，当时我国与罗马尼亚的关系极好，我也不应放过加强中罗友谊的机缘。齐氏的统治使罗人民儿童化了。
罗马尼亚的文委主任是一位高能物理学女教授，她此时还在大学里带着研究生，这无论如何令我佩服。究竟是由有文化的人还是不怎么有文化的人管文化好？是文化多一点容易管好文化还是文化少一点有利于管好文化？是不是文化多了的人本身反而不好管了？这样的貌似可笑的问题并非不需要动一回脑筋。除非你的文化高到了脱离生活与常识的境界，或者你的懂事与务实达到了回避文化的地步。我得到机会与罗国作协副主席乔治·巴拉依查、我的老朋友见面。我说到巴在美国帮助我避免了一次火灾的事，女主任说，威瓦（犹俄语之乌拉）乔治，女主任还说应授予乔治以名誉消防队员的称号。我去了乔治的家，见到了他的貌美而且显得那样文静柔顺的妻子。
波兰的文化部部长出自一个“民主党派”，个子不高，小眼睛，貌甚静笃，侃侃而谈，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化失落了人文理想，只剩下了物质消费与通俗的消费性文化。一些我方外交官说，有时民主党派的朋友，比共产党干部还要坚守革命立场，想来可以理解。同样地对于资本主义缺少人文理想的指责，此后听匈牙利的文化部部长、摩洛哥的文化部部长……都讲过，知道人文理想、人文精神等是东欧也许还有别处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坚强堡垒，也确实是发达资本主义的一个软腹部。资本主义当然不是“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与人文精神之间有许多悖论。对资本主义过去批判，今天与今后都应该批判。但是苏联东欧的实践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不能认为苏联东欧经济虽然搞得不好但是人文精神搞得成功。经济越发达，人文精神不足、不理想的问题就越加凸显，但这不等于说经济搞不好了才证明自己的人文精神有成。资本主义人文精神没有搞好反映了资本主义的问题。苏联东欧的人文精神与经济发展其实也都令人失望，则同样值得总结另一类经验教训。我联想到晚清时分中国的国粹主义者的最后一道防线，叫作西方有物质文明，华夏才有精神文明，味道与逻辑也差不多。就是说物质上当你相对滞后，难以与对手叫阵的时候呢，你抓住了精神呀人文呀这些相对抽象一些的也是很难缠的东西，以便有个说法，图个吉利。例如中国，批评人文精神的缺少是可以的，说成失落则有点语病，好像原来计划经济、经济不发达的时候才有人文精神似的。访问东欧等地时，与东欧文化官员关于人文理想的讨论，影响了我此后在讨论人文精神问题时的观点。
我还要说一句，强者是不怕自我批判、自己找缺陷的，弱者如果是批判强者的弱点，或者是循着强者的思路找自己的弱点，则还应该多加分析筛选一番。我想起后来在一次会议上听到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的精辟的说法：比如踢球，你确实进了球了，有一定得分了，讲讲精神方面的问题、发扬发扬风格是完全应该与有说服力的，如果你场场进球是零，你再吹你的精神好也有些滑稽与可怜。
在波兰的雷泽衣斯基教堂，我欣赏了它的午间音乐，管风琴四面响起，令人肃穆幽然：
左面响了，右面响了
上面响了，下面响了
沉闷的响了，雄壮的响了
温暖的响了，忧郁的响了
……管风琴显灵了，心显灵了
……然后
一切归于沉寂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描述我的心情，对于神性的感动，对于感动的犹豫，从而迅速归于失落，归于寂灭的虚空，沉寂中仍然保持着的对于黄钟大吕的记忆与向往。
在波兰参观了名为旺楚克的地方的一个马车博物馆，豪华的马车比当今林肯、雪佛兰、奔驰、宝马气派多了，深叹观止。尤其令我感慨的是马车主人在战争中仓皇逃走的故事。富贵荣华于一时，展览叹息于永远，命运有时比古迹更动人。固一世之雄也，固不可一世也，而今安在哉？
而华沙的王宫也启发了我此后对于故宫的管理与发展方向的思路。华沙王宫被德国法西斯惨重破坏，炸毁、焚烧成为废墟，战后波兰人民把它建设得比原来还辉煌。重建后这里是一个很庄严的地方。参观的人神态凝重，举止小心，入门要换鞋。而想一下此时的我国故宫，更像一个休闲公园，可以在宫中吃喝玩乐，谈情说爱，好好的御花园，被游客踩实了地，许多高龄珍贵植物因之死亡。回国后我提出了压缩故宫服务业与提高故宫门票定价问题，目的在于限制参观人数，改变故宫的公园性质，但未获物价管理部门核准。现在当然是加了许多价了，但各休闲公园也都跟随着涨钱，仍然没有体现出故宫的特殊性来。
有一个细节不知道是否反映了波兰的“向西”心理，从地理上说，它是属于东欧，但是在时间标准上，它与巴黎看齐。这样，初冬季节，我到达旺楚克后午餐时喝了一点伏特加酒，睡着了，下午三点多起来，天色已经完全转黑，深夜一般，令人难过而且惋惜——时间与季节，青春与年华，过得都太快了。
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早已闻名。多瑙河分开了布达与佩斯，可惜连接两城的桥梁上空气污染得厉害。该国的苏式建筑与苏联红军塑像显得过大从而有一点膨胀。该国的文化部部长是一位教授，举止潇洒，口若悬河，天马行空，旁征博引。谈到西方现代哲学，谈到古希腊与巴比伦，谈到东方，谈到马克思主义与该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者、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中几乎被枪毙的卢卡契……都是天花乱坠，滔滔不绝。他最喜欢谈的是法兰西，他的法语也极好。我方工作人员反映，幸亏是王某成为他老的谈话对手，否则简直无法应对他的忽悠。他忽悠，我抡侃，内容多是汲取西方左翼思潮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论点，大批资本主义的人文构建、人文精神，为人类的社会主义实践、实验加油打气。最后我邀请他次年到中国访问时用法语讲一次学，被他愉快地接受。
我应约与匈牙利作协与笔会座谈过一次。我说到中国作家与中国社会的一些情况，例如啤酒价格涨了多少倍，匈方同行们颇为共鸣，一面听一面用英语大喊：“兄弟国家嘛！”
我还见到了若干年前翻译出版了我的短篇小说集《说客盈门》的富态的鲍洛尼先生，他在匈牙利党校工作。二十一世纪，我有幸又在北京见到了他，他瘦多了，说是由于糖尿病。他在“苏东波”后提前退休，他介绍说，他们那里，过去积极跑莫斯科的人现在正积极地跑布鲁塞尔（欧盟与大西洋总部所在地），过去反苏的激进主义者现在忙于反欧盟。他强调：匈牙利是小国呀！其中酸甜苦辣，谁人解得？
一九八八年三月我访问了摩洛哥、土耳其、保加利亚。摩洛哥的文化部部长也是一位健谈的学问家。顺便说一下，各国文化部部长大多是该国的大知识分子。文化部、文化部部长毕竟是一个国家的文化门面，我的一个极端的说法是，即使取消文化部建制，也应该任命一个有文化符号意义的文化部部长。摩部长在官邸深夜设宴，我到达的当天，夜九时了还在站着喝冰水，十一时半了刚刚上凉盘，使重视睡眠的我惊喜惶惧，骑虎难下。他这是法国派头。他的官邸极佳，如一园林，比我辈的什么“高干楼”好老鼻子啦。他给我讲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意义，它改变了世界格局。他将他的有关著作送给了我。他批评有的伊斯兰国家未足够重视保护自己的语言与文化传统。他也讲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文精神的失落，远比我国的知识分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大讲特讲更早。他给我讲政治笑话：苏联与美国元首在华盛顿从一个能预告未来的电脑中测算本国五十年后的命运，美国总统一看脸色变了，因为测算结果是美国五十年后将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中。苏联元首一看，更是魂飞天外，因为电脑测算的结果是，届时苏联通用的语言是中文。
在摩洛哥我观看了阿拉伯文的书法展，世界上只有中文与阿文有书法艺术一说。阿文写出来，有的像绳索，有的像龙蛇，有的像哈密瓜纹路，有一种特殊的图案美，也使人联想起伊斯兰宗教的肃穆与虔敬。这儿令人感到了一种形而上的神性。面对如此多的阿拉伯文书法作品，你不能不叹服于它的似有的超自然的力量。
此后多年，即二〇〇六年，我又在伊朗看到了伊朗所用的大体也是阿拉伯文的波斯文书法，伊朗这里更多了些浪漫、飘逸与狂放，更像中国的草书，像敦煌的飞天彩绘了。
从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到相当欧洲化外观的大城市卡萨布兰卡很近便，我去了一趟，想起电影《北非谍影》（原名《卡萨布兰卡》），像是走进了电影故事，走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我们熟悉的平型关战役啊，斯大林格勒血战啊，略异其趣了。路经中国援建的体育场。我至今记得我们用午餐的宾馆大堂的堆积如山的鲜花。
在土耳其，从机场到宾馆的路上，土方东道主问起我中国的改革与经济建设情况，我说经济发展迅速，但有通货膨胀的问题。便问我去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我回答后，他紧握我的手表示祝贺，因为土国的通胀率要高得多。
在我驻土使馆同志帮助下，欢迎晚宴上我致答词，用土耳其语讲了最后的祝酒词，盖有维吾尔基础也。土耳其文化与旅游部部长甚感激动，并称，等他访问中国时，他一定用中文讲一段话。这也算我的一个小乐子，我的一点小小的自我表现，用新疆汉人的话来说，叫作耍了点花式子。
伊斯坦布尔位于欧亚分界上，一城两洲，叹为观止。一座跨洲大桥，是欧洲技术修建的。我在时，另一座大桥也在修建，引进的是日本技术。周末，在古堡里表演称之为宫廷舞蹈的肚皮舞，令人觉得有趣。
伊斯坦布尔有一座巨大的圣索菲亚教堂，同名教堂在乌克兰的基辅也有一座，说是索菲亚的意思是智慧。
在保加利亚，我受到了当时保国最高领导人日夫科夫的接见。他谈了一些希望迅速结束阿富汗战争的话题，我全部通过大使馆报送中央。他还谈到保加利亚对于该国作家的优厚对待。一个是作协与安全部门争夺黑海沿岸的一个疗养所，他批给了作协。一个是有一位作家对他有批评，他干脆请他来与他共同生活工作一个时期，结果，作家的认识有了极大转变。幸福还是麻烦？不知道此位保国作家此后怎样考虑和说起这件事。
在保国首都索菲亚，我住的是日本连锁的新大谷饭店，与在东京住的饭店是一家。
在索菲亚，我见到了原在美国见过的担任过保教育部部长的丽丽安娜女士，头回生，二回熟，已找得到老友的感觉了。她很擅长投资与交际。保国改制后，据说她经营一家出版社，靠出售一批黄色书籍为生。
在保国，我首次乘坐了苏联出产的海鸥牌豪华车，略等于我们的老式“红旗”牌。
其实保加利亚也在搞改革开放，到了二十世纪，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差不多都改革上了，中国起了带头作用。
不同的是，苏联东欧，一改革，垮了。中国，越改越牢固。
一九八九年三月，我首访大洋洲，先到澳大利亚参加了文学节，并在此活动中再次见到英国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伯尔。在悉尼参观蚌形大剧院时，黑灯瞎火，我一脚走空，几乎落入乐池，幸亏反应及时，左手紧急抓住了侧幕处的一根铁杆，七十公斤的体重，拉得我左手虎口撕裂，但侥幸保全了人身，太险了。
在大剧院只听了一次一位希腊青年钢琴家的独奏音乐会。在小剧场，看了一个话剧《与女王在一起》，描写一位澳大利亚人，有事想去找英国女王帮助，乃远走重洋，飞往伦敦，逗留了若干天，根本无缘见到英国王室人员，徒劳无功而返。不知道是否有所讽刺。在澳大利亚，保留不保留英联邦国家的地位，一直争议不断，如保留，则必须承认澳大利亚的元首亦是英女王。小话剧，有一些模拟手法，如站在舞台上用手比画，做飞机起飞前空中小姐们的那些职业手势，说明飞机的安全设备及使用方法，由于不用布景和道具，只用四肢，便把观众带进了空中旅行，观众大笑，其实这是中国戏曲的表演方法。
从澳大利亚又到了新西兰。在昆士顿，我们曾乘摩托艇行驶于急流中，很是刺激。在那里还看了剪羊毛的表演，使我想念新疆。
新西兰的国土文化部部长友好随和，带我到他们的议会午餐，与该国的女总理以及各部部长见了面。在大洋洲，我向各界介绍了中国的文化生活与文化政策。
这位部长还问我上次访华时会见他的谷牧副总理改任政协副主席，是升了还是降了，我解释后他说中国真好，他们那里是今天落选，明天就卷铺盖。“太残酷了。”他说。
有趣的是在新西兰，忙里偷闲，我看了奥斯卡获奖影片《雨人》与用英语演出的话剧——契诃夫的《樱桃园》。在奥克兰我见到了汉学家闵福德，他把他翻译的《红楼梦》英语版赠送给了我。在访问一个土著毛利人聚居区时，没想到中国诗人顾城等也穿着当地人服装在那里迎接，他还戴着一个回族式的小白帽。由于机场工作上的误会，我们没有搭上预订的航班，新方主人临时要了一架小型飞机搭我们过去，我坐在副驾驶座位上，也算一个新的经验。
与顾城等的见面给我一种感觉，有些个诗人对于国内的环境不满意，这本来不足为奇，但是跑到新西兰来生活又谈何容易，戴着白帽子的他给我一种异样的感觉。如果他在国内自处异类，那么在新西兰，他岂不更加另类了？他最后的不幸结局，应与他的一次次的失望与挫折有关。我想起了鲁迅的话，大意是：比如演员，上了装你演戏，卸了装，你要从戏里走出来，走到日常生活里，如果你回到家见到老婆、孩子，仍然是大花脸，仍然是关云长或者李逵，谁受得了？诗人是受人尊敬的，诗人也可以有点特立独行，但是如果诗得脱离生活、脱离地球，诗得成了与这个世界的格格不入的异类，其结果是够呛的。
最后一次以部长身份出访是一九八九年五月去法国、埃及与约旦。
此时法国的文化部部长是有名的雅克·朗，他以自由派政治家而著称。他为我设的午宴请来了一九八五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蔫蔫的克劳德·西蒙，据说他创造了极古怪的文体，他曾在苏联、中东、印度等地旅行，后来一面种植葡萄，一面批判一切令人腐化的潮流，一面写作，后面这个三位一体倒是符合张炜的文学理想与小说故事。我们在纽约已经见过一次，他的谦逊与相貌使我时时想起巴金。
参加午宴的还有皮尔·卡丹，一位热心于与中国做生意的企业家。玛休儿，是曾在中国访问演出的歌唱家，她会用中文唱《好一朵茉莉花》，在北京我们共在马克西姆餐厅用餐，她一再要我随她唱“茉莉花”。有一位汉学家被临时雇用做法方的翻译，他只能翻话却不能吃，饭没有他的份，他只能吃随身携带的两块巧克力糖缓饥。他一面翻译一面悄悄地用中文发牢骚：“什么人权，连饭都没有……”
在法国我参加了米开朗琪罗的一批素描的首次陈列仪式，又去戛纳参加了电影节开幕式。我住在尼斯，那里的海面干净极了。海水与天空，都像蓝宝石一样。那里也靠近摩纳哥，一个位于法国内的小国，据说全国只有两三个警察。
在那里我会见了荷兰导演、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伊文斯，并向他赠了礼金。
在法方外交部的招待会上我看到了旅法的中国作家高行健与李翰华，他们二人都曾在作协外联部供职，二人都通法语。高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李则因他的小说《红高粱》（不是莫言的小说）获得了龚古尔奖。有一阵，似乎小李还与刘晓庆要好。
访法中途，我到意大利的都灵参加了当地书市，我的《活动变人形》意文版（康薇玛译）在那里首发。那儿的旅馆在山脚下，花木丛中。住了一个晚上，我把西装丢到了那里，但最后还是找回来了。
在埃及，卡纳克神殿令人震撼，狮身人面像令人眩晕，众木乃伊令人惊叹。埃及的文化部部长年轻热情，一见到我先到下榻的希尔顿旅馆查房间，然后立即做主临时调换更加豪华的大三套，其中一间房四面墙都摆满了鲜花。后来我的一首诗是这样开头的：左面是海右面是海／左面是鱼右面是鱼／前面是玻璃……这其实是说的我在开罗居住的酒店的类似一个封闭的阳台的观景印象，许多人以为是说坐在汽车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