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五章《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35）

34.走向世界在我自一九八六年春至一九八九年秋三年半担任文化部部长期间，曾多次以政府文化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国访问，实践了促进文化交流的使命，增加了光荣感与责任感，打开了眼界，增加了许多见闻、知识，受到许多启发。加上此前与此后，改革开放以来，我访问过朝鲜、韩国、日本、印度、尼泊尔、不丹、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土耳其、约旦、格鲁吉亚、乌兹贝克、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英国、荷兰、比利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瑞士、希腊、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瑞典、挪威、美国、墨西哥、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毛里求斯、喀麦隆、南非、乌克兰、爱沙尼亚、立陶宛、伊朗等国，路经过摩纳哥、梵蒂冈、丹麦、卢森堡等国，也走过我国的所有省份和大城市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有幸倾听和亲见世界、祖国，有幸驱散一点自己的坐井观天、抱残守缺、少见多怪与听见风就是雨（只是靠道听途说来认识世界），我不能不感谢我终于生活在一个改革开放的年代，感谢各国的友人、一些机构（主要是我驻外使馆与当地大学）与有关方面的安排与接待。

首次官方访问是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九八六年十月。时朝方文化艺术部部长为张澈，我的前任朱部长期间，张是代部长，故我的前任朱穆之同志未访问过朝鲜，后来，张已任部长，我方依例让我将朝鲜列为首访国。

平壤极清洁，到处是青松翠柏，偶有汽车驶过，女交通警察都极神采奕奕地挥动指挥棒。说是平壤市民响应领导号召，公交车三站以下的距离尽量步行，以有利节约能源与锻炼身体。我们住在高丽饭店，是一个很高层的建筑物，但住客似不甚多。到处能看到中国货，包括饭后吃中国的水果罐头。所有的接待人员都极热情，我到咸兴访问时迎接的当地领导人见到我就热烈拥抱，把我的眼镜蹭到了站台地上，我们是乘火车去的。

我最感动的是十月十五日那天晚上，东道主从护照上发现是日是我的生日，便为我举行了生日宴，做了生日蛋糕。放在蛋糕上，代替奶油的是麦芽糖一类甜品。张澈部长即席讲话，他说，王蒙同志经历坎坷，今后路还长，会有阳光明媚的日子，也会有新的试炼与风雨（大意），不论在什么情况下，请记住，你在朝鲜有一位同志、朋友、同行，他就是张澈。我曾经在美国得到突然的惊喜，一九八〇年在艾奥瓦，友人们临时才宣布为我举行生日派对，在国情完全不同的朝鲜，他们的对于我的生日的友谊，也是同样地感人。张澈同志的友谊我不会忘记，他的讲话可谓出自肺腑，乃至可以说是“语重心长”，谢谢了。

此后，张部长任副总理，估计现已退休，谨致以最好的祝愿。

朝鲜的习惯是先称官衔，再称同志，如称委员长同志、书记同志、副总理同志等。中国斯时曾经在《人民日报》上三令五申，党内不要称官衔，没有任何作用。从理论上说，可能我们希望废除官与民的区分，所以才管一级党组织的领导人叫“书记”，书记的原文本与秘书并无区别，就是说，我们承认一个机构需要有一个做日常事务的管理人员，略等于一个秘书，却不需要一个官员老爷。后来，“文革”中成立的所谓群众组织与所谓革命委员会，一开头将负责人称作“勤务员”，而且分为一号勤务员、二号勤务员等，最后也还是摆脱不了官员之为官员的存在。其实早在一九五二年年初，毛主席发动“三反”“五反”运动时，已经说过各省、部领导在为“保官”而斗争了。

此次出访，我还结识了一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翻译，我们称他为小金，他的中文极好，给我讲了许多朝鲜谚语与故事，如说朝鲜那边，家家腌泡菜，但是有些男人，总是觉得别家的女人的泡菜腌得好吃（意为老婆是别人的好）。还说到一个吝啬鬼，家里做大酱，一只苍蝇飞入酱缸又飞起，此吝啬人奋起直追，最后的结果是他要把苍蝇腿上沾着的大酱刮下来。

我还有一个印象，就是平壤市如同一个巨大的金日成纪念馆、纪念城，凯旋门、主体思想塔、大学、文化宫……一切都是对于金日成的丰功伟绩的永久纪念。可惜我们在朝访问时未获朝鲜最高领袖的接见。而是后来，一九八七年五月，我陪来访中国的金日成主席观看了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的文艺演出，并获得了他相赠的一种特制的瓷器，内外两层，制作精美。其实这种瓷器在平壤已得到过一份了。我在平壤还买了几双不锈钢筷子，为别处所无。韩国的钢筷，做成空心，较轻，朝鲜的是实体，方身圆头，压分量。

是年十一月底我访问了阿尔及利亚。去阿尔及利亚的时候经停巴黎，回程时经停罗马。到达巴黎是凌晨，我在戴高乐机场上看到了奔跑着的灰色的兔子。休息了一天，看了罗浮宫、圣母院，在塞纳河上夜游泛舟。端的是美差、美景，美不胜收。

阿尔及利亚是经过艰苦的武装斗争才取得了独立的，我还记得当年社会主义阵营支持阿国人民斗争的情景，我也看过一部描写阿国人民斗争的电影片。据说该国独立后面临发展经济的任务，还要想办法与原来的宗主国法国合作。我不禁想起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流传于民间的一个捣蛋的却也只能说是玩笑的说法，五十年代李劫夫有一首著名群众歌曲《社会主义好》，歌词中有一句叫“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说是改革开放后被不知哪个坏小子改成“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说来是不是尴尬呢？世事难评。争夺主权时与列强浴血斗争，发展经济时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所合作，都是为了本国人民的利益，这二者是不能互相取代的，两者可能都是对的。话虽如此，历史中也有半幽默半讽刺、半灵活半顺应的无奈与解嘲。想不过于聪明或者不难得糊涂，也未必办得到。

阿尔及利亚的建筑多为白色，非常美丽。特别是当飞机从巴黎飞行一个小时到达首都阿尔及尔机场降落的时候，你不能不为之赞叹。

回程经过了罗马。我们在一个起名丁香的中餐馆用餐，开店的是一位来自上海的新移民。他一眼认出了参加我们的访问团的艺术家邝建廉（红线女）的不同凡响，请她签名留念，她始终未露红氏身份。她身上穿的水獭大衣，是她在香港演出时获赠的。

丁香餐厅的老板来自上海，他受过高等教育，极文明礼貌。类似的新海外移民，我没少见。不免叹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青年，为什么宁可到海外做降格以求的职业，却不肯在国内多奋斗两年？现在可以自慰的是，同样的条件下，留在国内的人多半会有更大得多的发展。这已经是事实了，是一二百年来首次出现的这类事实。

我们到罗马的圣女喷泉，转过身来往脖子后面掷硬币，说是如果能够掷到喷泉里就意味着下次还将会到罗马来。

罗马与巴黎都是文化名城，比较起来，我的感觉是巴黎更雅，罗马更亲。

一九八七年二月，我正式访问了泰国。泰国可亲可爱，善良真诚。泰教育部（这里文化与教育合在一起）一位官员告诉我，他曾在英国留学多年与一英裔女子结婚，后又在美国做事若干年。回到泰国，形同异类。在英国时，他是陌生者。回到祖国他又成了陌生者。他的话使我五味俱全，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知识分子，可能都或多或少地经历过这种源自文化差异特别是某些差距的尴尬。我坚信出国留学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同时，我在国外见到过许多中国留学生，包括所谓十分成功的留学生——无非是：有了终身教授或讲座教授职位，当了老板，挣了钱，买了中高档房屋等。我有时感到他们像是长期地或一时地被过继到他者家里的子女，总有那么一点点隔膜的吧。也可能这反映的是我自己的小农心态。

最难忘的是在泰国夏都清迈与公主诗琳通会面的情景。事先有关方面告诉我，公主接待外国来客一般是十五分钟。我到了十五分便告辞，公主挽留。过了三十分钟了，再告辞，公主说我们还没有谈文学呢。公主很喜欢写作，并著有童话作品与各地游记等。我们谈了将近五十分钟，我不好意思再打搅，告辞了。此后传出来诗琳通公主要翻译我的作品《蝴蝶》的消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终于译好并以泰语在曼谷出版了。此后公主多次来华，我们都有机会见面。二〇〇一年，公主到北京大学留学一个月，其间还驾临寒舍对我进行家访。公主的好学不倦、友好质朴，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公主每年都与我互致贺卡，祝贺新年新春。

泰国的政治社会体系也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说它是两项基本原则。泰王至上，佛祖至上。国王与王室人员平素不介入政务，发生政变了陛下也只是承认事实。平日，王室做的是类似慈善事业，访问麻风病院与孤儿院，收受慈善捐赠。但一旦遇到国内各政治派别出现乱局、不可开交的时候，国王一语定乾坤，百分之百执行，街头抗议人士也是只要国王有话，回头就走，政府也是只要国王有话，立即释放因政治原因被羁押的人犯。至于佛祖，当然与泰国是佛教国家有关。泰王至尊，但是泰王见了佛祖，要给佛祖行礼。就是说，泰国永远有一个精神领袖，不是为了进行政治斗争，而是为了安宁与寄托。

泰国的意识形态，调子不高，也有好处，大家都不用超高的标准互相要求，互相指责。

其后一九八七年四月，我应日本外交部与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之邀首次正式访问了日本。本来是邀请芳与我同访的，此时芳尚未走出过国门，我很兴奋。后来办手续时有关部门未予批准。其实上一任文化部部长是曾带夫人应邀出访过日本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也就随他去吧。

斯时日本外交大臣名仓成正，他是一个教授，只短期担任过外交部部长。他很友好，宴请我时即席为我表演魔术，如给绳子系扣、解扣，好像还挺专业，反正我是看得津津有味。我体会到表示友好与亲近的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

那时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阵容强大。会长井上靖，坚毅持重；画家东山魁夷，正襟危坐；戏剧家千田是也，丰赡老到；音乐家团伊久磨，从容潇洒；作家水上勉，精明敏锐，与司马辽太郎等都是这个团体的活跃人物。后来司马访问李登辉，搅进“台独”，离去了，现在也不在了吧？其余各位也先后去世，令人伤感。

其中东山先生的风度非常“东方”或者可以说是非常“东山”吧，他慈眉顺眼，似笑还无，一副循规蹈矩、谦逊平和的既高雅又质朴的风度，令人难以忘怀。水上勉的特点是绝顶的聪明与个性化，闲谈中我不知怎么用了一个“狡兔三窟”的成语，日方诸友人拍案叫绝，说王某简直识人如神，因为水上勉的特点恰恰是“三窟迭斯”，他有许多住处，你不知道他下一刻会到哪里。而团先生相对要西洋一点了，例如，他受不了日本式的跪坐。

我也感慨，其实我曾与井上先生在西柏林谋面，我主动去与他打招呼，未获注意，也可能他不熟悉我的名字，后来当然不用说了。我想起了《史记》里《苏秦列传》里的一个说法：

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

当然，这段话引得不伦不类，我不过是在文化部上了几个月的岗，如果想到“富贵”什么的，只能说明我的思想认识不纯洁、可恶，再说我也不存在被轻易或被畏惧的问题。而井上先生着眼于两国文化交流的大局，他不可能对任何找上门来的自称作家的陌生人厚待，也绝无“轻易”即简慢之心。我写了这些，不过是承认自己有过这样的一闪或不止一闪而过的俗念，实话实说，争取坦白从宽。

有一位很有身份的先生，赠给我们代表团一些礼金，我请日中文交协的朋友辞谢退回。居然有人认为可以收，说不定有中国客人收过这种礼金，我算是大吃一惊和脸现红晕了。

访问日本的感觉与其他地方不同，在一次大型招待会上，有一位年纪不轻的很文雅的女性，她含着泪用优美的北京话对我说：“战时我在华北……”一下子想起了我的童年，胡同时里住家的日军家属。日语童谣，玩猜“手心手背”时唱的歌曲什么“萨枯拉瓦阔阔阔尼尼那玛也尼尼尼”，胡同里的东口，低低的窗子里传出日本住户（估计是随军家属）的话匣子（收音机，那时收音机的普及程度还不如现今的mp3、mp4……）的放送声音（日语用放送二汉字代表我们说的播送）。老人为什么含泪？她在“二战”中受到了哪些伤害？或者有过什么痛心疾首？如今提起中国来她是什么滋味？呜呼。

一九八七年秋，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一个机构要给我颁发“蒙德罗文学奖”，我为此走了一趟意大利。那时与苏联关系尚有问题，去欧洲，先在阿联酋的沙加停一站，再继续飞，不经过苏联，要多飞好长时间。我们到了罗马已经很累，不行，继续向西西里岛的首府巴勒莫飞去。参加蒙德罗这一活动的还有老诗人冯至与较年轻的诗人舒婷、周涛、叶延滨等。

他们乘坐的是邀请方提供机票的飞机，中间还多了一站法兰克福，估计会更疲劳。到了那里是当地时间傍晚，是北京时间午夜近凌晨，我们要先参加晚宴。而意式晚餐进行得非常之长，每道菜之间有差不多四十分钟的间距，便于交谈。吃得中国来客个个疲惫不堪。尤其是冯老，干脆哀鸣起来了：“怎么还不完啊……”

按，拉丁民族的宴会都以时间长为特色、为礼遇与规格。有些中国同胞怀疑，他们起床皆晚，吃饭甚长，酒吧里一坐也是几个小时，他们究竟什么时候才工作呢？他们的效率何在呢？

还是舒婷鬼，她以照顾冯老身体为名，与东道主打了招呼，陪同冯老回旅馆房间休息了。走的时候向我坏笑，幸灾乐祸加得意已极。过了一会儿，似乎又有同胞走矣，剩下了我，为了中意文化交流，为了中意人民的友谊，为了大局，坚持在那里，直到吃完正餐，再吃完甜品与乳酪，再饮用了开胃烈酒，再喝完红茶与咖啡，回房间时我确实连抬腿都觉得沉重了。

第二天见到冯老，向他道辛苦，他说，他是读了我的小说《轮下》才决定来意大利与会的。《轮下》开篇，是说主人公一口气爬了九层楼，然后说了几次：“我还行……”冯老告诉我：“我还行。”一篇普通的小说能被冯老阅读和引用，我感激也惭愧。冯老在后来的集会上朗诵了自己年轻时写欧洲的诗，他的声音洪亮，精神饱满，全不是头一晚上哀鸣时的状态了。

主持蒙德罗（巴勒莫市的一个区）文学奖的是原该地大法官林蒂尼。由于我来领奖，意国文化部部长也专程前来接待。参加接待的还有意大利中央政府驻西西里岛代表。这倒也是一个办法，地方官选举产生，中央政府则委任代表驻地方监督。

发奖时我致了答词：

当人类变得愈来愈事务化;当贪欲得到技术的支持;当争斗发展了人类的智慧而智慧又发展了人类的争斗，使斗争达到毁灭自身的边缘;当生活变得愈来愈匆忙，匆忙得似乎忘记了生活;当浅薄、迎合、刺激、猎奇的油彩差不多淹没了艺术的真容;诗能帮助我们吗？诗能拯救现代人的灵魂吗？

诗，是太古老了。诗，冲撞着诗。甚至电脑也能写诗了。可怜的诗。

在我们与诗相互忘却以前，为什么不再看她一眼呢？

这次发奖会上的一个收获是与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的相识。她获得的是最佳外国文学奖，我获得的是特别奖。本来是给我外国文学奖的，因为我迟迟不能决定能否与会，乃先决定了给莱辛颁发此奖，再定了给我以特别奖。女作家曾在南非长期生活，写过许多同情当地黑人生活的作品，她的作品《金色笔记》后译成中文并在我国出版。她的写作风格明快流畅，故常被世界各国选了作英语教材。在学英语者中，多丽丝的名气很大。使我们接近的还在于一项共同爱好：游泳。我晚上爱困，但清晨起床较早，由于从旅馆一出门就是第勒尼安海，我起床后第一件事是下海游泳。可能是由于西西里岛的形势，意方为我安排了两个保镖，一男一女，精悍少言。人们对西西里与巴勒莫的印象不佳，是受了美国奥斯卡奖影片《教父》的影响，其实那里还是平静的，说是除非你与黑手党有利益瓜葛，即使有黑手党也并不会找一般人的麻烦，甚至黑手党还能“保一方平安”。

第勒尼安海与欧洲其他海岸一样，是白色的珊瑚海滩。游起水来，可以看到海底的沙石，其清澈可想而知。只是游得稍远一点，海底就是黑乎乎的一片杂草了，令人恐怖。回国后我写过关于在那里游泳的诗：

在西西里亚的太阳下，

我命定的追求和诱惑。

我说的是海，是自由，是理想，是文学梦与人生梦。

不然，还有什么呢？

我一次又一次地抵达，

……忧伤而又骄傲……

洁净可人的浪花可是归宿？

……还要不要回来呢？

是的，海上游泳的最大诱惑与恐惧，最大的浪漫与诗情，最大的黑洞与幻梦就是一去千里，一去无回，永远成为海涛中的一朵浪花，一丝泡沫。

我还写了巴勒莫：“山与山之间是海／海与海之间／是山／山与海之间／是巴勒莫蒙德罗／诗与诗之间……／是失却的失误／是永远的遥远／是不可能的痛哭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