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六章《王蒙自传第三部：九命七羊》（7）
7.八面来封与八面来风
几经春夏秋冬日，一笑东南西北风。这两句诗出自聂绀弩，很妙。全诗是：
霜雪能教胃病松，此生合老雪山中。
几经春夏秋冬日，一笑东南西北风。
狼洞难留青面兽，虎林微访白头翁。
归时身比当年健，长叹细君炼锻空。
狼虎二句含意不甚明了，但亦觉出聂的倔强各色。归时身健云云，倒是还算乐观，与我相通。
我的命运比聂强一百倍，心态也阳光那么多倍，但是仍然体会这首诗，共鸣这首诗，叹息这首诗。
我不再担任文化部长后，有那么两三年到三四年，处境微微有些不太妙。有一种其实谈不上认真的低级别低层次的半明半暗的封冻小小动作，用当年伊犁常委宣传部老宋的说法叫作打入冷宫的小小意图。可惜的是这样的部署并没有得到上面领导与人民群众的认可。可能有这样的老伙计，其实彼此彼此，怹的一口鸟气憋得太久了，怹又特别明白有（一星半点）权不用过期作废的道理——这个话好像是“文革”中一些“群众组织的坏头头”总结出来的。多么想干脆封杀啊，怹对封杀王某的兴趣远远大于嘴里说的反对什么什么化的追求。最在意的是令你臣服，是树立好唯一的中心，证明好怹一直是正确的并且只怹一个人是正确的。再说形势本身有点没有完全走出动荡、变化、重组以及未了的搏斗的过程。我记得苏联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中有一个片段，列宁在回答高尔基的批评时，说：“两个人在拳击格斗，你能说哪一拳是必要的哪一拳是不必要的呢？”真是雄辩已极。
那个时候有些事与人需要看一看。有些复杂的现象只能简化对待，紧张的斗争使人顾不上某些方面。再说我在《大块文章》中已经讲到过命运的测不准原理，历史的过度或不及反应规律，事物的放大性法则——世界上有两种事物，第一种是被忽略的、被掩盖与被淹没的；第二种就是被放大十倍或者百倍千倍的了。就像人体上有两种病变、两种细菌、两种病毒。一种被不知不觉之中克服了，吞噬了，消除了，吸收了，于是它常常被忽视被省略了。另一种却会恶性分裂，延伸，发展，造成严重的后果。您治愈了脑血栓，却发作了脑溢血。您调整了忧郁症，却闹起了躁狂。我并没有简单地个人化地与小气地、不谦虚地把八面来封完全看成怹个人的事。
但是怹太有情绪了，无人不知。于是嘁嘁喳喳，躲躲藏藏，越发注意不要明说出来，但愿多出几个二杆子为之打冲锋与火中取栗。怹闹得神经兮兮……在保持了神秘性保密性计策性的同时，怹也显得畏畏缩缩，吞吞吐吐，也就难以造成板上钉钉的格局。
一个出镜的活动，到了最后一个小时，通知我不要去了，ok。另一个我是原作者的节目，已经上了预告，到时候，取消了。外国的邀请被拖“黄”了。嘿嘿。最不可思议的是，某个大城市，两个名作家关系不甚好，后来说是一个攻一个，以王某为炮弹，即一个指责另一个太青睐“敏感”的王某了……居然攻下了碉堡。而王某本人反而快活无事，他们二人也都是王某的好朋友。
到此打住，让我们团结起来向前看。领导说得对，这样斗下去，直到死后，咱们二位的悼词仍然差不多。您不可能将王某封杀，您的最好的时机已经飘然远去。王某也不可能，更不可能把您怎样。问题是，王某从来没有想过把您怎么样，您不需要怎么样怎么样，您已经蔫巴了。王某从来认为您是一个本来很认真、很有希望，有来头，更是极有影响的作家。您的官帽和小气把您压垮了，使您在政治与文学两边都没有尽兴尽才，您成了一个“气包”，成了一个“怨男”，您成了一个牢骚满腹的兄长，您成了一个想不开的离休老同志。我完全了解，您有三个“心结”，第一个是希望证明您自己一贯是正确的。您论述，上边有时被错误的文艺路线所左右，还有时，上面总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文艺上仍然有可能被错误的东西所盘踞。老天爷！合着中央的文艺路线怎么都会错误，只有您怎么都正确！您从两任领导人下台的事里认定了自己的正确而且冤屈，认定自己一直受着不正确的人的打击。亲爱的吾兄，您不觉得您有点孩子气吗？您有了那么长的党龄，怎么会弄不明晰这个！谁谁错了就是谁谁错了，并不证明谁谁比中央还正确，没有谁会把“盖叫天”或“盖过天”的功劳记到吾兄的光荣簿上。如果吾兄多读史书，多读党史党书，就会知道，越是您不喜欢的谁谁下台的时候，吾兄越要夹紧尾巴才是。动辄将路线斗争往自己身上引，太危险了，引不来胜利与歌颂，却引来了讨嫌与麻烦，可能性大大地有！吾兄有几个脑袋？吾兄怎么就不能学一点从容与沉着呢？
第二个心结是烦某某。其实事实已经证明并且不断地证明，您太狭窄了。事实证明，不断证明，某某是一个和谐的因素，健康的因素，进步的因素，开放的因素，快乐的因素，团结的因素与安定的因素。事实证明而且不断证明，有些个人意气，所谓“一日之短长”，只能忽略过去，争不出什么名堂的，争这玩意儿不如多写几本书，甚至不如多和几把“一条龙”和提前升到“老a”。事实还证明，您不能做成什么干掉某某的事。何必死乞白赖地治这么一口气呢？抛却闲气，您将活得多么潇洒大方，高尚光明！
第三个心结是您认定现实的一切都不好，只有过去有过的那样的阶级斗争澎湃高潮才是黄金时代黄金生命。您不喜欢重在建设，您不喜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您不喜欢市场经济，您不喜欢不争论。您渴望着大动荡、大分化、大斗争、大批判。您昼夜盼望着“不叫整风的整风”。您认定现在革命处于低潮。您到处问“红旗还能打多久”？您认为现在是一团漆黑。有过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当今的文艺生活比任何时候都坏，比白区坏，比沦陷区也坏。您挂上中堂苦熬着咒骂着等待“革命高潮”的到来。嗨，您怎么这样想不开？历史是发展的，叫作“昨天已经古老”。即使您有过最最美好最最光荣的记录，历史也不会停留在过往的那一瞬间，比如一九四三年或者一九四四年。无疑，现在是二〇〇七年！让我们承认它是二〇〇七年行不行？
什么时候，让我们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吧。我这里有您喜欢的茅台。为了茅台，不必坐等高潮的到来。
这里说一个笑话，有一位自命首长的人，宴请外宾，他喜欢茅台，所以不顾国务院的规定，公款大饮茅台。他的部下告诉外国人，前几年由于什么什么化泛滥，“首长”也喝不上茅台。太丢人了。一位老领导听我讲了这个故事，并且说：“当时此位所谓首长，怎么不给他胡说八道的部下一个清脆的耳光？”
我更愿意回忆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某种特殊情况下八面来风的美好故事。我想提到三联书店与《读书》杂志。早在一九八八年年底，编辑吴彬（她是吴祖光、吴祖强的外甥女）就约我次年在该刊开辟一个专栏。我笑说：“承蒙不弃……”吴彬大笑，说：“我们不弃，我们不弃……”于是前后数年，我写了六十七篇置于“欲读书结”栏目下的文字。这些文字的影响甚至一度超过了小说。不止一个朋友告诉我，你写的这些评论比小说还好呢。我只能一笑，当然了，小评论是最容易接受的。如果大情势再尖锐一点，那就不是小评论，而是口号才受读者的欢迎。再换一种不好的情况呢，那时连口号也不过瘾，人们欢呼的是一个站在十字街头大骂“日你妈”的傻子。
那一个时期的《读书》及其主编沈昌文也是值得怀念的。沈的特点是博闻强记，多见广识，三教九流、五行八卦、天文地理、内政外交，什么都不陌生。他广交高级知识分子、各色领导干部，懂得追求学问珍重学问，但绝不搞学院派、死读书、教条主义、门户之见。因为他懂得红黑白黄，上下左右，我称他为江湖学术家。看看他为杂志写的篇篇后记“阁楼人语”吧，嬉笑怒骂，阴阳怪气，另一面却是循规蹈矩，知分量寸，言谈微中，点到为止。事隔多年，作家出版社的应红编辑为之辑录出版，仍然受到广大读者欢迎，亦出版界之奇景也。无怪乎那位爱生气的兄长愤愤于这样的刊物：“怎么还没有查封？”
斯时《读书》上还有蓝英年的“寻墓者说”、葛剑雄的“读史系列”、吴敬琏等的经济学文字、辛丰年的“门外谈乐”、龚育之的“大书小识”（专谈毛主席著作）、赵一凡的“哈佛读书札记”、金克木的“无文探隐”“书城独白”、吕叔湘的“未晚斋杂览”等专栏……本人也攀附骥尾，借光沾光……其间《读书》的销量以几何级数上升，洋洋大观，一番盛况……于今难觅。沈公拜拜了《读书》，当年那么有趣、有新意的《读书》也就拜拜了读者了。
一九九〇年深秋，我应湖南文艺出版社几位土家族的朋友之邀，与王安忆一起游了一回湘西凤凰、吉首，直到张家界。同行的有后来担任此出版社社长的颜家文、小说家蔡测海，还有电视台一位先生和他带着的一条大狗。我们在凤凰参观沈从文故居与黄永玉的足迹。我们在“不二门”泡温泉澡。我们在路过吉首的时候谈论起当地出生的土家族领导干部李昌，他曾任团中央第三书记、北京市团委书记、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一九四九年三月我参加团的工作当了“干部”，是出自他的调遣。我们参观了湘泉酒厂，品尝了“酒鬼”酒。那时“酒鬼”还罕为人知。湘西胜景，令人陶醉。而张家界的风光我也是第一次领略。当地管理处的领导告诉我华国锋同志刚刚去过，我看到了他们的合影。
我吟诗曰：
群山有径腾云意，万景无心走笔痴，
造化应怜秋日晚，寻仙远客未移时。
这首诗写后我完全忘了，只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我的“文存”时，收录了它，不知道人文社的编辑从哪里找出来的。此次则是通过读海洋大学丁玉柱先生所著《王蒙旧诗传》时才发现的。我想我当初写的是山路的升腾感、邂逅的匆匆感，山景的无意为之而无不为感，但一出现腾云、无心、走笔痴、远客呀什么的，倒像是我自己在表白自己的无意仕途与疏离感了。你有个什么想法，不想写也会露出来。
回长沙途中经停常德，受到常德市领导的热情接待。由于第二天出发得早，他们凌晨带我看他们正在筹建中的博物馆，并希望我能转达他们对于文物经费的要求，我虽然一再说明我已经不在文化行政岗位上了，他们坚持我仍然能起作用。无法，只得略尽绵薄，还好，此时的文物局局长张德勤同志对此有所了解之后，也还照顾常德方面，做了些于他们有助之事。
北京市文联在副主席、党组书记宋汎同志关照下，组织一些到京郊农村与景点的参观采风活动，我去过几次，与老文友们见面，十分亲切。
广东方面，不论是花城出版社，还是《南方周末》编辑部，或省文化厅与省宣传部，都对我十分友好关心。非常谈得来的原文化厅长唐瑜同志陪我去深圳、珠海，深圳政协林祖基主席每次都热情接待，林祖基同志也是很好的散文家。珠海宣传部副部长曹土生与珠海出版社社长成平，成了我在珠海活动的长期东道主。我与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同志也有很好的交流。
曾任广东省宣传部长的黄浩，能书能画能写，他从省政协副主席的职务上退下来后，我们仍然十分友好。我们都在位时，他最有趣的话是，“让你们文化部的人多到广东来几趟，也可以改善改善生活嘛。”倒好像北京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似的。那个时期北京在商务、市场、供应与消费上是不如得风气之先的广东，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复存在。这也意味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发展变化。
柳暗花明又一村，又好几村。国家环保局的曲格平局长与《中国环境报》社，特别是该报原来在北京市文联工作过的高桦同志，特别注重与作家们取得沟通与合作，包括老作家雷加，以及作家谌容、赵大年、从维熙、李国文、刘心武、陈建功、张守仁、周明等人参与了环境方面的宣传教育活动，我们并组织了环境文学研究会，参与主办了以环境为主题的文艺刊物《绿叶》。
我此后有一些机会与曲格平同志有所交流。他数次提到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译诗，原作者是德国人萨碧妮·梭模凯普博士，用的是俳句形式，我译自她本人的英译。曲格平同志最欣赏的是下面一段：
春日第一天
瞽叟行乞门洞前
举首试温暖
有人喜欢你这一篇，有人喜欢你那一段，连这翻译而来的俳句十七个字，也有人夸奖，真真美炸（陕西土话）了。
后来我又译了她的两组短歌，一组俳句。如以下两首短歌，一是：
对镜怜青丝，
欲梳且罢心犹豫。
脉脉合双目：
发乱应如君去时，
爱我抚我存痕迹。
另一是：
昔日得一梦，
你我依依在海上。
如今我醒来，
形影孤单对大海，
彼梦或能再成真？
短歌的格律是五行，每行分别为，五、七、五、七、七个字。
我第一次与德国女诗人萨碧妮见面是一九八六年，我才刚担任部长，出于诗人邹荻帆先生的介绍。我喜爱她的俳句，此后多有通信往还。二十一年后，二〇〇七年，我们第二次见面，并且与汉堡市的一个友好访问团共同在北京的问天阁吃“茶食”。我看到了她十七岁的帅哥儿子。当初，萨碧妮给我寄过她儿子出生后不久的婴儿照。光阴荏苒，孩子成长起来，友谊与诗心长存。萨诗人并担任立陶宛驻汉堡的领事，从驻在国聘请一个人担任本国的驻外外交官，这在欧洲并不稀罕。她是一个事业与文学活动都很丰富的女士。她也非常注意家庭包括自己的双亲的幸福，她给我看了她的全家福照片。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几年，我对《红楼梦》的闲谈与爱好受到了红学界的善待。包括李希凡、冯其庸等在内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学研究所与《红楼梦学刊》向我约稿，邀我参加他们的活动。我参加过在辽阳、哈尔滨、北京、北戴河等地召开的红学年会，我也有机会结识了海峡两岸的许多红学家。中国文人应该感谢《红楼梦》，给了大家多少趣味、快乐、谈资、话题，还有了机会这样那样地发挥，包括难免的生拉硬扯、郢书燕说、指鹿为马、念念有词！不要太埋怨太伤心太气愤于红学领域的胡说八道，这也是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至少是初级阶段所难免的现象。您觉得谁在胡说八道，指出来就是了。还有人要听、要说，那就姑且说下去与听下去。又能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