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二章《王蒙自传第三部：九命七羊》（3）
3.震荡与从容
“激浪排空海未惊，沧桑一粲意从容。”这是我二〇〇五年写的感遇诗中的两句。经过了一九八九年的春夏，九月初我从烟台养病归来，正好赶上参加周扬的葬礼。并在葬礼上碰到外籍华人作家韩素音女士。韩素音赶紧先拉上我照相，因为她来前受到英国友好人士的嘱托，须要带回证明王某无恙的材料。说是英国有友好人士怀疑，王某是否已经身亡。如果不是我回到北京，她本来要到烟台去看我。同时新华社报道，李鹏总理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为了尊重本人早已提出的专心从事文学创作与文艺评论（这是我一九八八年给中央的信件的原文，我所以一个说文学，一个说文艺，因为我的评论涉及的领域会比创作更广）的意愿，免去王蒙的文化部长职务。
从一九八六年四月初，到一九八九年九月初，我担任文化部主要领导三年零五个月。我得到了领导的关心与部里工作人员的支持。我深蒙厚爱、错爱，我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工作，努力起一些健康的作用。其中我十分高兴的有：国家图书馆新址的完工与投入使用，歌唱家帕瓦罗蒂与多明戈的访华演出，营业性歌舞厅的合法化，中国艺术节的开始举办，元宵节晚会的开始举办，一批文物保护措施的开始实施，文化市场工作的纳入工作议程与文化部市场司的建立。有一些工作虽然开了头，但争议仍然不少，经验远未成熟，例如一些剧团的改革。我深感愧疚的还有对于文艺家的国家奖励制度与荣誉称号系统的设立，只处在研究阶段，远未完成。还有一些小事，虽然不大，也还起了一点保护作用与助人为乐的作用。如某西藏作家回原籍东北某城市的工作职位，如某风格独特的女作家的被主流文学所基本接纳，某音乐家的党籍处分一事，包括一些作家、歌唱家的出国深造或定居，等等。
问题是我对部长的工作缺少足够的投入与献身精神，缺少对部长的工作以死相许、以命相托的责任感，我自以为是在服役，反正我要回到写字台前，写我的作品。这对于信赖和支持我的上下左右同志、同事，都是一种辜负，是一种靠不住。当然我的情况、我的方式也有好处，我的经历证明，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内，一个人的工作也是能上能下能进能退的。或者是步步高升，或者是粉身碎骨，这样的极端模式或被称为专制体制下的模式早已经过时了。当然这更要归功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于废除终身制的提倡。我赶上了这股政治文明的大潮流。
在这段时间，有一位同志先是担任了国家建设部部长，等到党的十三大与七届人代会后，他又改任了副部长，这也同样有极富教益的正面意义。
此后一位澳大利亚的议员，该国工党的一位学过汉学的领导人，与我交谈中特别提出，这一类的事在中国政治史上是应该记一笔的。
话虽如此，媒体的报道也都是很客气、很文明的，但在中国还是有点怪气，包括外国对此事都有其他的报道和某些说法。西方一家广播里有澳大利亚汉学家、曾在中国工作多年的白杰明的评论，白先生说，别人当然也可以，但是他们没有王蒙能玩得转。或许白先生只能从技巧或手腕上说事。苏联（那时候还是苏联）莫斯科电台的华语广播则提到，王蒙道路坎坷。“坎坷”二字从俄国人嘴里说出来，我突然为之鼻酸。拉丁美洲的一个学者寄给我一个小人偶，说是按照印第安人的习惯，这个小人偶可以与人交流，为人分忧，我不妨向它吐露衷肠。上海的李子云，特别提出，你从部长位子上下岗，一定要准备好三条，一是要有自己的业务钻研，二是自己的知心朋友，三是自己的爱好娱乐。有许多作家同行、艺术家、文化行政干部、新疆的老朋友，包括身份不一般的柯岩同志到我家来看望我。江苏文化厅长马蓥伯专门带着该省最著名的京剧演员黄孝慈女士（她也曾在一九五七年落马）前来我家看望。他们编排的一出扬剧《皮五辣子》在演出后受到好评，马厅长说我在仪征看戏后提的意见对于他们改好此戏颇有助益。后来马同志到了北京工作，大约经过路线交底，成了专门批判我的大将之一。后来此兄由于将他所理解的“路线斗争”往上傻挂愣挂瞎联，反而自找了不素净。可叹。
我还要提到，来访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郑重要求与我见面，我与团伊久磨等是在作协（当时还是沙滩的一个防震棚）会议室见了面。其时他们刚刚结束了在文化部孑民堂与英若诚的会见，英说：“我与王蒙虽是一届，但不是一派。”这话使日本友人有点犯嘀咕。文化部的外事工作人员则解释说：“英部长是开玩笑。”我与团先生与佐藤淳子等则交谈得很好。
带领演出团体来访的朝鲜文化艺术部一位副部长，提出与我见面，并带来了张澈部长特致的问候。
在观看朝鲜艺术团演出时我与许多领导见了面。习仲勋同志特别说：“你是如愿以偿了！”……毕竟不同了，虽然仍然有许多意图、许多情绪、许多怀疑。有掘地三尺的寻找，有厚可等身的材料，有背对背的会议与动员，有如此这般的舆论，有明明暗暗的言辞。有一提起部原党组来的不打一处来的相当天真烂漫的、压也压不下去的火气儿，这增加了人们的新鲜经验。
说到气，似乎许多人都有自己最最听不得见不得的人物，不管你多么伟大，多么胜利。例如毛主席一提王明就带气儿，我在录音中听他老人家讲“（王明）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百分之九十九就不行？”我听出了那口气和内容，这在别的情况下并不多见。甚至《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与批评梁漱溟的讲话中也没有这种调子，后两者更多的是居高临下的戏弄与压力。
我也知道我部一位很有资历与影响的正气凛然的可敬的老同志，提起另一个被他轻视却偏偏提拔为正部级干部的老人，那种气不打一处来酸不打一处来的情景，令人莞尔。不难理解，我们都有弱点，我们都有不忿儿、不服、不快等负面的情绪。所以您一提（文化部的）“前党组”就带气儿。如果您对我情绪很大，我完全理解，我作为后生而有时甚至“抢”到您前头，我也着实不安，我非常抱歉，惭愧至极。问题只在于能不能适可而止，能不能不要失控，能不能不要太小气，能不能多考虑一点大局？
找材料找到了上海曾经与我小有不快的记者朋友，记者说，什么事就是什么事，目前这个时候，我们绝对不会给王某栽陷。找到了某个早年批判过我的评论家，称道这个评论家的文艺观点，但是认为他的缺点是对王某的揭发不力，评论家也是讲实事求是的，他说他确实没有看出来，没有发现王某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因此只能甘居落后。我说的是李希凡，当然。找到与我一起出国的翻译……翻译断然肯定王某在国外的一切表现。找到共事过的同僚，同僚白天对他应付，晚上再与我交流。
尽管有一些不可避免与应属正常的清查清理，有一些奥妙的人际关系、人际情绪，有一些个别的期待、招呼、造势和工作，有整个气氛的在所必然，还有完全应有的警惕与防范，然而，仍然是情况良好。有的副部长白天必须作点姿态，在吾兄要求下说点翻脸不认人的话，但每晚给我电话，以便有所沟通。有的副部长不得不说点什么，毕竟是吞吞吐吐，证明自己无多少话可说。有的副部长比较积极响应，东拉西扯了一回，例如将拙作小说也挖苦几句，看来他极有该抛则抛、该洗则洗的经验与决心。一月后他又找机会与我一起喝了一瓶茅台，并解释说原以为王某从此如何如何了，最后才明白，其实没有如何如何。这也是一种人生风景，能添经验，能长智慧，能让人少来点幻想。王济夫同志在年龄到了、确定退下来以后，还特别电话告诉我，于公于私，他与我的做人都是光明正大，问心无愧，经得住考验的。后来他因意外跌伤客死台湾，祝他的在天之灵安息。
而且很凑巧，在关键的时刻，气不打一处来的兄长，另外往上点的火烧起来了：八面出击，十个手指抓跳蚤，兵法所忌，力不从心。他自己惹的纠葛搅和了进来，王某的日子反而好过了些。
有人反对，有人嫉恨，有人挖地三尺找材料未必是坏事，人心自有公道，真金不怕火烧，而确属自己的不足、自己的天真幼稚，自当汲取教训，提高认识，活到老，学到老，一日三省吾身到老。很好很好很好。
岂止是某个时候的部门同僚、同事、同人、同志，尔后什么《中流》杂志，什么《文艺理论与批评》，什么王某宣扬文学本质的多元论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什么斗士林贤治，什么学者朱学勤，什么新概念作文大赛（我任评委会主任）的获奖原中学生，什么老年间的第二次握手者，还有一些如张承志所说的鱼鱼虾虾（张的原话是臭鱼烂虾，我认为用“臭”与“烂”二字不妥，为之改掉，修改之责应由我承担），其中包括原来在新疆专门写“文革”中的大批判文章，后来到了内地又屡屡生事的老手，都在那儿批王蒙，都起着清醒我、警惕我、吹拂我、论证我、发挥我、求全我的作用，用杨绛老师的语言，都在帮助我洗澡沐浴搓脚按摩足疗，我确实应该感谢他们的关爱。尤其是那种针锋相对地从两个极端或三个立场出发的批评，有点意思。如一个是批评我搞了自由化，另一个则说王某已经“改造”得太好了，有机会他也肯定会发动一次“反右”运动。
我们可以设想请《中流》《文艺理论与批评》两本杂志的有关化名作者、赶上车的评论家严昭柱同志，与林贤治、朱学勤、“握手者”一起来批评王蒙，一部分人痛骂地认定他不该做了的，正是另一部分人认为他没有做到做够所以也要痛骂的。一个人批评说，他居然怀抱着一块玉石炸弹，他是多么危险！另一个人批评说，他怀里边一块像样的玉、哪怕是石头都没有，他是多么令人失望！这样谈起来将会是怎样的精彩！叫作有很强的互补性，可以互相映衬，互相疏导，互相抵消，互相平衡，又互相启发，互相证明或证伪。
并非每一个人都会得到这样的幸运，得到这样全面的帮助。
一九九〇年初冬，上海文艺出版社在淀山湖召集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在那种情势下率先抓文学的“生产”，其功不可没。我们也游了青浦、周庄与仿《红楼梦》大观园。我看到了鲁彦周、竹林、王安忆、冯苓植、温小钰、汪浙成等，我与陆文夫同住一室。高高兴兴地当我的作家，感觉好极了。此次会议上，我已经开始构思，写一部一个人的、个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陆文夫早就对我说过，他底下要写的内容就是“六十年”与“一个人”。这，就是此后“季节系列”的由来，也是自传三部曲的由来。
我的上海之行特别受欢迎还有一个原因，上海人将大闸蟹视若神明，吃东西一有大将军（大闸蟹的尊称）就全身来劲。我则以智商不够为辞，每次都把大闸蟹让给别人。是时恰有权延赤等人的著作，说到毛主席爱吃红烧肉补脑，并因之受到江青的嘲笑。我还读到一位医生的文字，论述“肥肉补脑”论并非没有道理，盖脑髓的主要成分是脂肪。我很可惜毛主席生前未能读到他的文章，否则他至少能连升三级。
在上海，我声明，我也是毛派，宁可吃红烧肉，而吃蟹往往会落到扎破了手却没有吃到什么的结果。一些美丽可爱的女士，得知王某不吃大闸蟹后，每逢宴请纷纷抢着与王某坐在一起。其乐何如？
他倒轻松了！一位一提我就生气的老哥这样说，其实咱们俩是难兄难弟，被年轻同行戏称之为最佳拍档或拍拖（香港的流行说法，语出英语partner，伙伴、合伙之意）。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何见容之难也！既生瑜，必生亮，既生亮，必生瑜，这才是天道天理，这才是辩证法，这才是“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恒也，就是说，学毛主席的口气：一万年也是这样。您白费了那么多时间与力气，想只要瑜不要亮，或只要亮干掉瑜，压根儿就干不成的……多划不来！
何况你这位同根生又“煎”不到哪里去，不容忍也得容。中国这么大，不搞点五湖四海，哪怕是做“五湖四海”状，只认几个“自己人”，怎么行？而且，正如中纪委一位领导对我说的：“你没欠什么账。”
龙应台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我的经验是，万不可轻易生气，已经生了气了也不能自认生气，一定还要往不气上引导疏散，这才是真正的有益身心的“气功”。越是形势严峻，越是要轻松，轻松，再轻松，这是基本功。谁奉陪得起历史这个倔老寿星，谁就胜利！你必须以逸待劳，你必须心怀久远，你必须从容不迫，你必须举重若轻，治大国如烹小鲜。你不该声嘶力竭，你不该天天告急，你不该动辄给高层写信告状，你不能见不喜欢的人就必欲除之而后快，你不能老给全党全国添乱添堵添烦恼。
千百年来，复杂的与艰难的中国历程，使爱生气的中国人品种已经基本上淘汰了、死光了，或者正在淘汰着、死亡着。这不是一个抽象的价值问题也不是一个情绪与意气问题。易怒的遗传基因难以存活。任何时候绝对不可通过生气的捷径把自己送入肿瘤医院。鲁迅讲得对，中国需要的是韧性的战斗，所以需要吃鱼肝油与维他命丸，我也极相信蜂王精与西洋参。毛泽东时代提倡愚公移山精神，叫作一代一代移下去。我们还要认清国情，照顾落后，分辨真伪，耐心等待。要缴学费，再缴学费。中国十几亿人，中国的事决定于这十几亿人，尤其是其中的核心力量——大人物们的合力，包括妥协和包容，谁都不可能太舒服。轻举妄动，意气用事，高调虚火，声嘶力竭，手舞足蹈，呼天抢地，唯我独革，只能害人害己，一事无成，丑态百出。即使有些事确实令人义愤，不能不生气，也要擅自处分，作出不气的表现：却道天凉好个秋，我欲因之梦吴越，把酒问青天，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依旧笑春风。我们要用理性和智慧、用心胸、用文明和道德、用好心和善意，用永远的建设性积累性态度去求其逐渐地解决。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光明日报》发表了那位有志“赶车”的同志的文章，指出王蒙的《文学三元》（我说到了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化现象、生命现象）一文表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背离与动摇。帽子还要多、要重，够呛，写多了让人累得慌。
被说成“赶上了车”的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中央在元宵节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包括夏衍、张光年、刘白羽、管桦与我等应邀参加并作了有准备的发言。各种传媒报道了此事。参加座谈的诗人有汪国真，汪被说成是自由化的泛滥中止后新出现的诗人，所以要邀请他。汪参加了会，告诉旁人，这回，他知道谁跟谁是一头儿的了。把汪国真这类的一度公众偶像式诗人、通俗歌词式诗人的出现，与谁谁掌了权、什么什么形势路线联系起来，有点活见鬼。如果一定要讲形势背景，我宁愿说汪的出现与阶级斗争的降调，与市场经济的萌生，与“小资”“白领”读者群的出现，与港台文学如席慕容、三毛、琼瑶……的影响关系更大。与您老哥掌权没什么关系。
倒是应该感谢“赶上了车”的那位同志，他的文章提醒领导须要开这么个会，中央永远是正确的，中央认为，文艺界仍然要团结，要大圈子而不是小圈子，要繁荣兴旺而不是一片肃杀。以至一位以另外的思路来与会的大学老师，一再声明自己需要调整发言。
时代已经得到了长足的进步，王某并未因被个别人进行了上纲上线的批判而打入另册。中央强调得更多的是与人为善，是重在建设，是扩大团结，是繁荣文艺，是实事求是。时代不同了，文明不同了。如毛主席早在延安所说的，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办法已经不行了。
可笑的是恰逢美国的索尔兹伯里前来访问。“索老”正在写一部反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书，他对好几个国家领导人、领导干部进行了采访。他是两次访华的美国作家代表团的团长。他提出，邀请王蒙与那位赶上了车的严同志共同访美。天津话：有哏儿。
然后是为《坚硬的稀粥》而掀起的风波，也是由同根生的兄弟掌握，由赶上车的朋友机密操办发起的。人称“一碗稀粥掀巨浪，数茎咸菜变阶梯”。赶上车的朋友效益奇好，可喜可贺。最后上面指示，停止公开争论。这也是英明正确的处理。
有一位小说家同行，朋友、老哥，不知道为什么传出来是他发难最早在某个绝密场合提出了“稀粥”的事。他专门来找我解释，指天画地，保证绝无此事。我还应他的请求给他的儿媳妇写了推荐信，为了国外的奖学金，从此我们相处甚欢。在这一类的事情上我从来都是“无罪推定”，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一个人对你抱有恶意与力图置你于死地的时候，你应该相信他是你的朋友而非对手，你应当照旧以兄长事之。即使已经证明他对你确实抱有恶意，有一次小的恶意并非不可能将来转化成善意，可以忽略不计的就忽略不计。对他人的小恶忽略不计，这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与滋养，这就叫自我优待、自我舒心。一个气呼呼一辈子的人是多么痛苦！一个蝎蝎螫螫的人是多么背兴！而在你终于发现他确实对你屡下毒手的时候，你也不应该放弃与他终有一天化解矛盾，理顺情绪的可能。他本人已经在嫉妒、愤懑、怒火与阴谋中生活得够苦、够惨的啦。
我相信幼小时候读武侠小说时学会的一句话：“冤家宜解不宜结”，只要你们俩都还活着，只要你们俩其实并没有你死我活的客观必然性，何况你们还是同行，还是干部，还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拍档，你应该有团结的愿望，你应该在仁至义尽的时刻再更多一点仁至义尽。仁至义尽无止境。
喜对天下，处处可喜。悲对天下，无事不悲。善对天下，多有善意。仇对天下，天下皆仇。笑对天下，这事怎么到头来都成了“乐儿”啦。
这也就是我所喜欢说的人应该多有几个世界了。对于我来说，多几个世界也包含着多几条命的意思，你不可摧毁我，我的大哥！我可以入世三丈三，经世致用，承上启下，统筹兼顾，务求周到。我可以宰相肚里撑船，消化铁钉钢刀苦水假药。我可以偶然露一露牙齿，如我在自嘲打油诗里所写：“人间最妙爬格子，世上无双耍狗熊。”我可以面壁读书，自思自叹，咬文嚼字，浮想联翩。我可以边疆大漠，胡语胡歌，痛饮三巡，仰天长啸。我可以登堂入室，进言献策，忧国忧民，唯微唯精。我可以小说诗歌，写实变形，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我可以越洋过海，豪杜有杜（howdoyoudo，你好），派对拍拖，习明纳尔（seminar，讲课并讨论）。我也可以简单朴素，百分麻将，家长里短，油盐酱醋。我可以古典文言，离骚汉赋，老庄孔孟，女娲盘古。我可以英格力士，突厥波斯，天方夜谭，莱茵塞纳。人生五味，世态千般，上层庄严，下层实在，文人酸雅，武人诚朴，农村传统，城市现代，上升翩翩，下降乓乓，浮沉皆趣，宠辱常事，进亦忧，退亦忧，进亦乐，退亦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忧亦忧，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下之乐尤乐。道可道，常道，非常道，非非常道。名可名，常名，非常名，非非常名。蒙可蒙，常蒙，非常蒙，非非常蒙。九条命，各有各的精彩，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机遇与风险。天地有多宽大，你要去争取，去努力开阔，自己也要那么宽大。窄人永远理解不了宽人，小溪永远理解不了海洋，针尖永远理解不了地质钻头。坐井观天，夏虫逢冰，他会活活气坏，他会认定宽只能是假，只能是计谋——只有像他一样的狗肚鸡肠才是真实可信。
九条命也好，多几个世界也好，仍然是一颗心，一个愿望，一个一以贯之的辛苦与快乐。我尊重历史也期待着对于历史的逐步超越与拓展。我尊重革命，也期待着革命当真学会如何建立一个新世界。我写作，因为我期待记忆、情感、思想、趣味……人的精神能力的扩展，人的精神空间的拓宽，人的精神面貌的明朗与亲和，而不是自以为是，刚愎自用，鼠目寸光，抱残守缺，装腔作势，念念有词。我期待着人的精神与胸怀成为海洋，成为天空，成为阳光，成为大风，成为森林，成为大地，成为山岭，成为明月，而不是成为阴损、黑暗的病灶，成为叽叽咕咕的瓶罐，成为老是憋着吃人的饿狼。如《大块文章》里所说的，我已经或者会要成为一个界标，比一般界标大一厘米的界标，往左大一厘米，往右也厚一厘米，往前多一厘米，往后也增加一厘米，多一点胸怀，多一点选择，多一点包容，多一点自信与信任，多一点融合吸收，多一点跨越和提升……
这是一个麻烦，是的：宽广难以与狭窄交流，海阔天空难以与锱铢必较沟通，大海怎样与小溪对话，通畅如何与钻牛角相容？仁爱被阴谋家视为废物，谦逊被钻营者视为无能，文明礼貌被流氓无赖视为虚伪，尤其是智慧会遭到愚蠢的怎样的切齿痛恨！
不要以为九命的方式是一个左右逢源、无往而不利的方式，不，九命后边还有一心，有一心冒出去并且不停地冒下去的傻气、豪气、热气、莽撞之气，北京俗话叫“冷锅里冒热气”。为此，我从少年时期就付出了代价，后来又不断地付出了代价，至今仍然在付出代价，今后会继续付出代价。
这里可能有点自吹自擂，但并不涉价值与褒贬。海再大代替不了一掬清水，通达潇洒又未必赶得上执着献身。大而无当无法与精雕细刻比武，牛角春秋也许胜过了太空扫描。夏虫不可以语冰，井蛙说不清天宇。冰同样无缘与夏虫交往，说不清楚夏虫的开头与特质。而天地不仁，难以体会井蛙的悲欢。倒霉的遗老遗少容易得到读者的欣赏。一帆风顺的人总是脱不掉几分俗态。窄者、小者、呆者、细者永远理解不了阔大，他们只能望而兴叹。阔大永远体贴不了窄小、细呆，他们只能匆匆略过。不理解也易起火，钢铁会攻击海的柔弱，河可能攻击海的无“道”，渴者要咒骂海的咸苦，饥者要抱怨海的缺少营养，毒药认为海未免媚俗，鲜花认为海失修边幅，洗涤脸盆认为海太过膨胀，帆船游艇嫌恶海的风向无定，而你这个评论家呢，你肯定认定海无定性、海无顶真、海道匪直，海披上了千种假面具。直到有一天批评家在大海中灭了顶，他才知道海是真实而有时仍然是莽撞而且激越的。
我做好了过老百姓生活的准备，享受着老百姓的快乐。有一段，天天早晨坐公共汽车去景山，晨练。遇到部里在首都剧场给老干部放电影我都去看。我也到朋友家中搓麻，但是我在牌桌前的定力有限，最多打上两圈已经哈欠连连，鼻涕眼泪涌现，我的只打两圈的习惯与对输赢毫不在乎的不以为意的劲儿（一般我一面打牌一面唱老歌，我特别爱唱的是“咳，我们，我们胜利的旗帜迎风飘扬……”与“大柳树，开了花……”）引起了牌友的公愤。很快，我就被牌友们所抵制，被赶出牌局，想打牌也找不上伴儿了。
我至今仍然是牌局外人物。但是我学了一个麻将“嘴子”，一抓牌先“扣八张”，这可真锻炼智力，朋友们不妨一试。庄家抓上牌来扣八张，再不许看了。其他三家在抓起一张牌后再扣，以示公正。然后凭记忆组织与选择去留，包括吃吃碰碰。这里的关键是计算好你能有多少副、你已经有多少副，不要贪吃贪碰，不要超出了一副牌的容纳与承受能力。也看运气，更看你能不能记住自己的本钱，一定要心中有数。
老子早就讲过“宠辱不惊”，孔子早就讲过“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至于后来人们所理解的“愚不可及”的熟语与“文革”中对于孔子的愚不可及说的批判，则恰恰与原义相反。以讹传讹，大家上当，这是一切论断与受众难以避免的命运。宽广就是力量，远见就是力量，乐观就是力量。而鲁迅说，鹰可以与鸡飞得一样低，但是鸡却不可能飞得鹰一样高。于是鸡恨将起鹰来……请便吧，你永远没法体会鹰的高飞、低飞、向日头飞、冒着风暴飞的快乐。而鹰呢，同样属于鸟类，属于地球，属于这个世界，它飞得再高，还要落到树上、山上、地面上，它不能太扬扬自得，不能变成断了线的风筝，一味凌空蹈虚，空中楼阁，自恋自悲自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