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一章《王蒙自传第三部：九命七羊》（2）
2.艰险我早就有过一个噩梦，这个噩梦来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斯大林的故事令我沉重。那几年东欧的事情，波兰和匈牙利的青年的抗议活动尤其叫人喘不过气来。我从来以为革命的正义性是革命胜利的保证，而革命的正义性应该决定了它的群众性。“群众=革命=真理=胜利”，少年的我知道的是这样的全等式。我的青少年时代，人民、大众、群众、青年这些概念对于我来说不但有政治学与社会学的含义，而且有伦理学与信仰主义的权威性与至上性的含义。我以为革命永远与工人大罢工、市民大游行、抬棺示威、人山人海、山呼海啸的大合唱、团结起来到明天联系在一起。人海战术，当年国民党给共产党戴的这个帽子真好，人海，就是革命，就是无敌，就是国际悲歌，就是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而东欧的事情却告诉我，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海的运动可能走上了相反的方向。多么沉重，多么苦恼，多么焦心，多么为难！
居然在一九七六年的清明，重新提出了当年匈牙利的事件，并且把“纳吉”的帽子扣到邓小平头上！居然表现出了撕裂的可能，撕裂的痛苦：革命与人海，理想与现实，头脑与热血，周恩来与同样担任着高级职务的几个人，还有人民与毛泽东！
为什么我们那么容易激动、急躁、排他、热血沸腾、刻不容缓……动辄要刺刀见红，舍得一身剐，把冠冕堂皇的崇高目标与“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舍命心态乃至是玉石俱焚的仇恨心态结合起来？“文革”的煽情与大言，还没有给我们足够的教训吗？我们的国家与人民，还不够激烈，还需要无尽的生猛搏斗吗？
早在一九八九年春天，我已经在一些主流媒体上看到近代史专家的文章，说是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国与日本的发展情况与改革决心差不多，欧洲普遍更看好中国，但是中国的变革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激进主义，最后在实现现代化上反而落到日本后面。
我并不认为是理论、是意识形态决定了中国的选择与命运，多半倒是中国的国情、遭遇、处境、历史与现实决定了人们对于意识形态的选择。
我部（指文化部，1986—1989年，王蒙先生任文化部部长）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赵士林博士，一九八九年春提出：当时对于中国文化与改革的讨论，存在着“重情轻理，重破轻立，重用轻体”等缺陷。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
这些观点，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
而另一方面，各种的威评猛论，各种高分贝的与气势决绝的论说主张像潮水一样、海啸一样、野火一样涌来。例如批评龙的图腾，说是龙太张牙舞爪。还真有一个北欧学者向我建议将中国的象征符号改成熊猫。几十年后又有人在极正式的场合大讲我们是龙的传人、龙的子孙，这乃是全世界华人的共识，或建议正式开展对于龙文化的研究。批龙与颂龙其实都属于过度解释，吃饱了撑的。请看《辞源》，对于龙的讲法，一是传说中的一种动物，一是古生物中的一种巨大爬虫，一是皇帝象征，一是堪舆家对于山势的说法，一是姓氏。内中绝无中华民族、象征民族、祖先民族起源于龙之说。而且最早见之于汉书的“龙庭”一词，恰恰是指匈奴各部落集合祭天的地点。至于“传人”一词，来自台湾，据台湾学人告知，此词参考了英语transfer一词的发音。读过一点中国书的人都知道，侯德健先生的《龙的传人》在中国大陆上唱开以前，压根儿就没有一个什么“龙的传人”之说。明确地说，龙的传人云云，是侯先生的杜撰，是侯先生通俗爱国歌曲传播的结果。大众传媒时代，人们的知识与伪知识多半来自传媒，这是一个既方便又靠不住的进展。当然这杜撰事出有因，谁让中国人例如叶公压根儿就好龙嘛。龙的子孙说就更荒唐，我国古代有女娲捏泥人说，有炎黄祖先说，有盘古开天地说，绝无龙为华夏祖先之说。龙应是卵生，古往今来，没有谁认定自己的祖宗是破龙蛋之壳而生的。对“龙的传人”一语的解读，如果超出了唱歌的范围，如果太认真，即属荒谬，反过来批判龙图腾云云，也属无事生非，自找别扭。
其实龙的形象无碍也差不多无助改革开放。别说，龙的形象商业化一下也许有利于民众旅游，可能给“老外”们弄出一头雾水与新鲜感。
有的批龙批到了长城和四合院上去了。说是长城像龙，说是长城与四合院都是文化封闭的象征。
甚至一直批到黄河、长江，一位诗人说长江像一条裹尸布。
此外像内河文化与海洋文化、蓝色文明与黄色文明之说，莫非廉价的随心即兴之论。
却又十分激进，十分动情，一副自我作古，历史从我开始的自恋感。
一心为改革开放唱颂歌，一心把改革开放悲情化、深沉化、诗朗诵化与一厢情愿化，一心搞一套由独出心裁的新鲜思想组成的豪华套餐，典型的情大于理、破大于立、用大于体的作品出现了，在高层中引起了不同意见——我在中央全会上目睹了有关争论——这是一个不祥的先兆。
我知道《河殇》立论基础的不牢固与简单片面。《河殇》中也弥漫着某种弥赛亚情结。它的对于改革开放的高歌猛叹，它的书生论政的豪情，它的实际上的爱国主义、速成主义、根本扭转主义、从此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进主义也曾令我感动。虽感动但是不放心，觉着它玄、悬、炫，带几分野路子。对于它的争论，使我难受。
当然激进主义我也并非笼统反对，没有激进主义就没有革命，而革命的成功与惯性大大张扬了激进主义，过分张扬的激进主义反过来又会危害与歪曲革命事业，例如“文革”。
此后已经有过数量不少的对于那个时期的西方影响——例如“全盘西化”论、例如“引进总理”说、例如“请来殖民以救中华”说——与自由主义的批评，还有各种防范与猛烈反弹。然而，如果说彼时仅仅是自由化，不可能那么激烈与风起云涌，成不了那么大气候。这里同样有的是几个方面的激进主义包括极左与极右。请想想最初一些孩子的口号：谁谁的干部两袖清风，谁谁的干部无影无踪，谁谁的干部百万富翁。其中当然包含着反对腐败、提醒注意贫富差距与干群关系中问题的合理内容，但也流露了单向地、绝对化地怀念井冈山与延安的含意，宣扬空想或农业社会主义、军事共产主义的含意，是极左的含意而不单单是自由化的含意。是我们新中国自己的战斗豪情、战斗胸怀、战斗方法在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一切街头抗议的方法完全没有超出我国出版发行传播的党史、革命史、革命小说、革命影片、戏剧、图画、木刻的范围。
一九四九年以后，我们进行了多少砸烂旧世界的教育，如何颠覆反动政权斗争的教育：罢工罢课，绝食静坐，游行示威，建立根据地，打游击，农村包围城市，造反有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监狱里的绝唱，刑场上的婚礼，偌大华北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长项，是我们自己教出来的。年轻人学了这些会到台湾去斗争吗？会到日本还是美国？他们就地消化，就地实验，就地与衮衮诸公干上了。
我们又有几部电影、几部小说是说青年人要钻研学问、要发明创造、要进行建设、要一点一滴、要发展经济、要追求和谐的？我们有没有一部影片可以与美国人拍的《居里夫人》相比？而中国需要的是更多的居里夫人还是街头抗议的斗士呢？
甚至后来放映一系列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时候我也杞人忧天：看看那些影片吧，都是教导青年人斗争斗争斗争、兴风掀浪……的。
记住还是忘却？这似乎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又似乎完全不是问题。我们伟大的艰难行进的祖国，多灾多难，曲折迂回，奋斗牺牲，屡败屡进，千锤百炼，经人之所未经，历人之所未历，忍人之所不能忍，克人之所不能克，行人之所不能行，终于初步改变了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分裂混乱的老面貌。当然要团结起来向前看，要忘却一切个人的恩怨，要大处着眼，要绝不纠缠，要知道时不我待，我们只能够与时俱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战术上，该忘就得忘，不能纠缠，不能较死理，不能哪壶不开提哪壶。有一些权宜的措施，在必要的时候是要实行的，没有什么奥妙。
同时还有长远，长远是不能规避的，所以不能忘却，忘却就是把回忆权记录权诠释权概括权总结权评价权学步权直到感叹权叙述权传递权话语权……拱手让给他人、不那么对咱们感冒的人。如果我们选择的是不要历史，那么历史就会成为他者异者对立者的政治与精神资源，政治与精神武器，就会成为我们自身的一个病灶，一个定时炸弹，一个颠覆的因子，一个震源了。
那怎么行？
所以说，战略上，一定不能忘。最近我得知台湾出版了一本译自美国的名作：《失败万岁》，书评者说：“作者描述了一般人本能地以为是美国梦黑暗面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实际上却只是现实另一面稍微极致的表现，而这个东西也是平凡人（诸如你、我）所不能不面对与搏斗的。”
失败也万岁，很好。我们能否引入这个观念？
我在电影频道里看了德国方面拍摄的影片《决战斯大林格勒》，过去只看过苏联——俄罗斯这边的影视作品。德国此片可以说写尽了斯时斯地德军的惨状、凶恶、动摇、疯狂、残忍、绝望……为什么德国人能够自己猛提自己不开的那壶水？他们的精神力量来自何处？
中国的革命者没有害怕过清廷，没有害怕过蒋的八百万军队，没有害怕过日本皇军与所谓联合国军，却会怕自己的特定时间段的几个踉踉跄跄的脚印吗？
我早就写过，正视历史要如正视现实，能战栗，能不战栗。历史不是大美人也不是妖魔鬼怪。历史是脚印，是财富，是沉重也是豪迈，是痛哭失声也是仰天长啸，更是眉头一皱与深沉的微笑。历史带来的是智慧也是成熟，是沉着也是跨越，拒绝历史就是拒绝智慧和成熟、拒绝沉着与跨越、拒绝实事求是。
一九八九年春天我曾经与我的一个孩子长谈了七个小时，那一年她处于激动状态，她正上大学。我用汽车送她到了学校，我离开校门口二百米等候于路边的草地旁，怕停在校门口令人生疑。一个多小时后，她出来了，她已经说服了全班，第二天不参与任何过分的不适宜的街头活动。
我于是想，北京有那么多干部、党员，那么多高级干部，到了关键时刻，干什么去了？能不能规定，每一个部级干部必须劝阻五十至一百人，每个局级干部必须劝阻十至二十人，每个处级干部五至十人，科级干部二至四人，其他一般党员干部每人拉回来一个人或者三个人拉回来乃至抬回来一个人，第一线搞生产的工人农民党员每五人负责一人，拉回自家单位或自己家里，先讨论国家大事也行，先包饺子喝啤酒也行，先哭哭笑笑一番也行，反正先踏实冷静下来再说。而凡是不能完成以上任务的，一律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我的想法是不是太天真了？
事实证明，我确实不是政治家。我太天真，我太幼稚，我太温情与软弱，何以证明呢？
第一，我不知道珍惜权力、重视权力、维护权力，运用权力与争取直到争夺权力。我甚至有时视权力与官职为累赘。对于某些人，这是酸腐、装蒜、活该，对于另一些人，这是清高，是境界。一位高层领导同志曾经当面称赞我的境界，并说要向我学习。可惜的是，酸腐或者务实，我都没有做彻底。而正如列宁所讲、毛泽东多次引用的，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即权力，王注）问题。不讲权力的政治，就与不讲做爱的爱情，或者不讲成本与利润、只能奉送不能流通与批量生产的新产品一样，好听，柏拉图化，可以写成长诗，但不现实，不顶用，难以为继，自找倒霉。例如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的，我确实了解到，他在俄罗斯已经名誉扫地。而讲权力就不能太讲个人与个性。权力的运用、转移、有效指挥与保卫争取，都不是个人现象而是群体的活动，政党、国家、民族、阶级、部门或者地域，都是群体概念而不是个人概念。献身政治献身权力的伟大运动，就是献身群体而自然应该把个人减少到最小限度。而一个沉迷于文学艺术的人，他很难放下独特的感觉、感受、欣赏、流连、幻梦、想象、咀嚼、创意、机智、热烈与清凉、寂寞与冲动。所谓桥梁，恰恰是处在二者之间，你不能不接受这样的张力，这样的撕心裂肺。
第二，我们的政治是现实的，是看重实力的。政治属于强者，绝对不是弱者。我恰恰不是强者，在强与弱当中我也许更适合选择弱，选择上善若水。我更愿用此种型号的“武器”：温和、善意、理性、智慧、超越……而最最令人顿足的是，偏偏我们的传统是权力胜于生命，为权力的争夺不惜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我曾经告诉一位青年，你想夺取权力吗？拿人头来！（这当然太不现代，要改变这种定势，需要再作几代人的努力。）
第三，我害怕人多、人海、煽情、语言的泡沫、语言的动听、语言的五彩缤纷。我害怕面对知识界的同行。面对感情丰富，语言瑰丽，美梦如霞，妙笔生花，两眼含泪，好饮酒也好写诗与善于引章摘句的同行们，我束手无策。
第四，我从一开始就依恋着相信着想念着纠缠着文学、文学、还是文学，作家、作家、还是作家。到那时为止，我从感觉上，仍然相信，作家、文人这个圈子，比其他，例如官员这个圈子清高、聪明、亲切与可爱一些。我过去、此后都愿意为文学付出高昂的代价。可惜后来的经验使我这个文学乌托邦也受到了动摇。
所以我忧心忡忡，焦虑沉重，寝食难安。我珍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的空前成果，我不希望我们的多灾多难的伟大祖国发生改革受挫的严重事态，不希望我国发生从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走回头路的情况；更害怕十余亿贫困愤怒委屈而又急躁激动直到少知少识的被激进主义所点燃的国人的无政府状态。我顿足捶胸，为什么谁要是所谓“民主”一点、和善一点、宽容一点、客气一点，就一定要首先把这样的人闹到死无葬身之地，不把对你客气一点的人搞光搞绝绝不罢休，这算什么惯性？什么传统？什么国民性？什么抛物线？什么规律？
这实在是某种食而不化的改革与“进步”的悲哀。民主允许和提倡批评、异议、表达。这样的民主本来是一种政治文明，是长治久安和不断前进的保证。但是如果将之变成挑起纷争的火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于是昨天的顺民一个晚上变成了造反派。所谓“要民主的跟着我走，不要民主的滚他妈的蛋”，就是这种“民主”的典型：“文革”式语言，“文革”式风格。无怪乎时至二十一世纪，仍然有人认为“文革”是中国开启民主的一个尝试，真是意味深长，够咱们大家喝一壶的。于是使社会发生混乱，使国家陷入危机，使生灵涂炭百姓遭殃，使热衷于亮相“民主”者成为祸国殃民的历史罪人，使十几亿人陷入混乱与恐慌，其结果就必然是：反过来呼唤铁腕统治与强硬路线，反过来欢呼伟大领袖、伟大英雄、伟大胜利者的横空出世。
我不是不知道这种危险。巴基斯坦在军人叶海亚·汗的独裁时期并没有怎么样，换成文雅一点的布托，则权与头俱失，家破而人亡。伊朗的巴列维王室，一心搞现代化大国化学西方，食洋不化，再加贪污腐败，搞得也是王朝覆灭，惶惶如丧家之犬。智利最讲民主的左翼政治家领导人是诗人阿连德，他落了一个被皮诺切特军人集团枪杀的下场。当然他算烈士而皮诺切特被许多人唾骂。智利大使曾经告诉我，他无意为皮诺切特的专横辩护，但是可爱的阿连德时期，每天都是示威游行，民不聊生……“与中国的‘文革’一样”，这是一九八八年智利驻华大使的原话。西班牙驻华大使也曾经与我闲谈佛朗哥。我早在社会主义阵营当中就读过无数将佛朗哥说得臭不可闻的材料。他说是他晚年搞了点发展经济与扩大民主，他并且说，他知道事态发展将会否定掉他自己，但是历史要求他这样做。
民主当然是好东西，是普世价值，但是如果操作脱离了国情、脱离了发展阶段，如果民主意味着权力的放松与削弱，如果民主引起了哪怕是最最原初的无政府主义，那么，这时可能出现的混乱与失控，挑战与动荡，毛泽东喜欢讲的叫作亡党亡国亡头的局面，就恰恰成为极左（或国际上的右翼如佛朗哥、皮诺切特之属）专制主义的扭紧螺丝钉主张的最好根据；在我国则成为回到原教旨主义、红卫兵主义，回到“反右”与“文革”路线，回到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与清洗“走资派”方针的最好的理由。
……一九八九年五月，在一个特别的背景下，我访问了法国、埃及、约旦，并在归途于曼谷作短暂停留。有些经历我已在第二部中写过，这里略作补充。
法国文化部长雅克·朗是一个举止潇洒，着装时尚，色彩鲜明，有意突出自己的个性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派头的人，他主持了午宴，有曾经访问中国的歌唱家玛休——在北京的马克西姆法国餐馆，她曾邀我共唱《茉莉花》，还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西蒙……
我参加了是届戛纳电影节的开幕式。我住在尼斯，蓝海如玉，横陈窗前。附近是法境内的小王国摩纳哥，说是全国只有很少的警察。它的王后是原好莱坞明星，前不久因车祸遇难。摩纳哥以赌场闻名，进赌场前先要正装打扮一番。它的地形极佳。我国山东的威海市，差可与之比拟。
电影节开幕式当然是灯火似星，佳丽如云，名流似海。我在这里碰到了中国的老朋友、荷兰最著名的纪录片导演伊文斯，并代表中国政府向他问候与赠礼。他一直与新中国保持着最最友好的关系，是老一辈革命家特别是周总理的友人。我与他的这次见面，是中国政府最后一次对他的友好接触与善意谢意的表达了。此后他与我国的关系上发生了一些龃龉，不久，他去世了。我相信这样的友人永远是值得纪念的，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并接受一个有幸与他在戛纳会面的中国文化人的怀念。
对法访问有一个深切的印象是主人对于吃饭的重视，每一顿饭都有一个说法。例如一到巴黎，先上埃菲尔铁塔第七层吃饭，餐馆名“儒勒·凡尔纳”，这是为纪念同名法国著名科学幻想小说作家而命名的。他的《海底两万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等作品脍炙人口。它的甜食，也为法国人所称道。到达巴黎那天我非常疲劳，我多么想先稍稍休息一下啊，但是为了这里的正规的一丝不苟的法餐，我用了三个小时。我觉得相当苦，我还是太土了。
在闹市的商业繁华区，有一个色彩鲜艳的酒馆兼餐厅，更是一大批法国作家艺术家喜欢来的地方。主人强调，许多法国艺术家作家有自己喜欢去的餐馆，他们在那里与同行交谈，获得灵感，听取建议，许多伟大作品都是这样出来的。
巴黎的先贤祠令人赞叹。卢梭、伏尔泰、笛卡尔、左拉、雨果、柏辽兹、居里夫人、马尔罗……这样的阵容不能不让人脱帽致敬，向法兰西民族、文化与历史致敬，也向它的今天致敬。像居里夫人、马尔罗都是现代人。我不知道我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我们自身，我们的历史与我们的现今。既然我们都称颂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我们总应该有自己的代表人物，特别是近代与当代的代表人物。我想到的是许多年来我们树立的学习榜样和先进人物，我在设想将他们的姓名与事迹陈列到未来中国的先贤祠以后的可能的效果与观感。历史是伟大的也是公正的，是无情的也是多思的，历史不相信情面与煽情，历史将会淘汰许多“固一世之雄也”的人物，冲刷掉许多泡沫，清洁掉许多尘灰。同时历史会记住一些人、一些事、一些书、一些发明创造，会保留一些智慧、一些宏伟、一些高尚、一些心胸。对于历史，任何自吹自擂、任何强权暴力、任何排场欢呼，都无济于事。
是重视我们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文化人的时候了。不然，何以对未来？何以对子孙？何以对历史？